“华山论剑”：无剑气，动三军

——秦亚青和阎学通老师对话的点滴

2019年的“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的年度会议（7.10-7.11）的闭幕式（7.11日晚），是本次会议的真正高潮。秦亚青老师和阎学通老师，进行了一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真正的“华山论剑”。

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路径”为主题，秦亚青老师和阎学通老师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理论发展的出发点，核心创新，以及对理论探索和创新的体会。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所有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晚辈，都是知识财富。他们的大师风范、幽默的谈吐、明快的回应，都让在场的晚辈们倍感亲切，而又备受鼓舞。整场对话，尽管是“华山论剑”，却无剑气，但声动三军。因为两位前辈老师都是真正的用心（生命）做学问，用真情诠释理论抱负的楷模。他们的努力是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基业之一。

我不敢说这场对话是后无来者，但是肯定是“前无古人”。秦亚青老师和阎学通老师可能在很多其他的场合一起出现过，但肯定没有这样的面对公众的“华山论剑”。

这场“华山论剑”的来由是：秦老师的英文著作（2018）和阎老师的英文著作（2019）相继在世界最顶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乃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真正大事，至少是理论创新大事。因此，我向孙学峰（阎老师的高徒）提议，今年的共同体，能够让我们听到他们的心路历程，更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向他们各自不同的奠基性贡献致敬。而学峰非要让我主持。我其实自感资历和功力都不够，希望更加德高望重的前辈老师们能够主持他们的对话。最后，几经推脱，学峰还是非要我（硬着头皮）上。这是我一辈子最荣幸的事情，能够主持秦老师和阎老师的巅峰对话，并对两位前辈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两位老师的理论发展的出发点，核心创新，以及对理论探索和创新的体会，我就不再重复。这个短文仅仅从我个人的角度，体会他们的心路历程。

秦老师和阎老师的相同之处

到了顶尖高手，大概的修炼路径其实是差不多的。秦老师和阎老师都强调，他们的理论探索都不是为了政策意义本身，尽管理论可以有政策含义。【很显然，阎老师的著作对政策的意义更加直接。】他们对理论的探索都是基于对理论的兴趣。其次，他们都同样认为，理论创新都是需要从一个好的问题，甚至是几个好的问题出发。

秦老师和阎老师的不同之处

阎老师关系的核心问题依旧是大国的兴衰（当然包括中国崛起）。

秦老师则更加关心基础性的问题。秦老师的关系理论的最核心的理解是“关系的逻辑（logic of relationality）”，而关系又是动态的，其次，秦老师认为，关系与认同(identity)（再到规范/Norm）：先有关系，再有认同。（或者说是，要先于此前主要强调认同的建构主义的核心变量）。因此，所有的norm都是用来调控制（已经存在或者即将存在的）关系中的个体。这一点，我是高度同意的。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秦老师追求的是从本体论到认知论的理论。因此，秦老师花了大量的篇幅批判西方社会科学的“entity”思维（以及基于个人作为entity之上的“理性”思维）。秦老师认为，而这是基于西方文化的background（背景，背景知识）而来的。相反，中国文化更强调关系，（几乎）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关系的计算。

中国元素对他们的影响

这个问题是我本人最关心（好奇）的问题。我的猜测是：中国元素对秦老师的理论发展的作用更多的是启发；而中国元素对阎老师的理论更加根本，因为是核心（内核）。

秦老师同意我对他的理论发展中的中国元素的意义的理解。秦老师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是杰维斯和梁漱溟。

阎老师则进一步强调， 中国元素（即，特别是“王道”和领导力，以及它们与大国崛起的关系）是他的理论的起点和核心出发点，而不仅仅是启发。阎老师认为，中国政治传统对政治领导能力的强调是非常正确的。

两个疑问

       每一个做理论的学者其实都会面临很多不同的选择。

对秦老师来说，从“实体（entity）”和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似乎仍旧是试图将西方和东方都同样具有的二分法（dichotomy）的一种“动态化的努力”，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儒家和道家。问题是，这种二分法加辩证的思维是否一定合适？而相比之下，秦老师引用了的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则试图跳出辩证，而走向演化的路径。

       对阎老师来说，崛起的成败的关键是领导力（而领导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王道”，或者说是“道义权威”）。阎老师承认用“领导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确实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阎老师认为，他的理论已经避免了这个问题，而且道义现实主义能同时解释系统变化和国内变化。但是，即便如此，因为任何国家都是在体系里活动，因此，尽管（王道的）领导力肯定是必要的，但肯定不容易是充分的。

总之，我很荣幸能够主持这样一个对话，更是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一个机会聆听他们的激情澎湃，励志人生。我等后辈，只能尽力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