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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秋:试论广州地区的自梳习俗及其在近代的表现

(2012-07-19 21: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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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民俗文化
杨 秋
2007-6-20
 
自梳是广州地区独有的一种习俗,对社会的影响颇大,这种习俗直接表现为女性不嫁。近代自梳习俗的盛行,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研究习俗与时代关系的范本。本文所讨论的自梳女有三种情况:一是明确表示自梳并义结金兰;二是以不落家为借口实行不嫁;三是以独身为由,虽没有自梳而独善其身。
    一、自梳的行为表现
    按照广州地区的传统习俗,未出嫁的女子要梳辫子,而出嫁以后则改为梳髻。那些不愿出嫁的女子于是自己梳髻,表示终身不嫁,叫“梳起”(也有一些是终身拖着一条大辫子,表示丫角终老)。“自梳女”的称呼也由此而来。梳起的仪式很庄重,具体程序见“自梳女与不落家”一文。[1](P23-38)女儿家一旦梳起并为人所知后,家庭就不应强加干涉,否则如同破坏她的贞操,因此,有些自梳女受到父母强迫后,自感羞愤而自杀。“自家梳起古今无,眉黛风流与众殊。羞说梧桐待栖凤,阿侬原不似罗敷。”[2](P2839)根据民间传统,女子不能死在父母家,年节时也不能住在母家,否则会带来厄运。所以,有些自梳女集资买屋共同居住,即所谓“姑婆屋”。这些女子还结为金兰姐妹,使她们的关系更加牢固。“金兰契结岂前因,姊妹恩情太认真。结习闺中牢不破,不从夫婿不从亲。”[2](P2757)“香闺结友倍情痴,盟重金兰信不疑。翻手作云覆手雨,芳心从此薄男儿。”[2](P2825)自梳的习俗也渐渐被社会所认可。一些立志自梳却又不被家庭所允许的女子,采取的是不落家或冒清的习俗。俗例,新娘于三朝或十朝八朝之时要回门(即归宁),女子一旦回到母家,就再也不愿返回夫家。有的终其一生也没回过;有的偶尔回去一两天;有的即便回去了,也与夫家人形同陌路。按照当地习俗,男女订婚之后,还未成婚而男方去世的,如果女方为其守寡,叫“守清”。而冒清则是自梳女主动为亡人守清。有的则寻找丧男之家,请求纳其为“鬼妻”,终身为死人服丧守寡,以此手段达到不出嫁的目的。也有一些自梳女自愿出资与男方解除婚约,或者为其纳一侍妾。(这样做,是为了保留一个名分,到自梳女临终时就可以到夫家办丧事了。俗称“买门口”。)女性就是用这种“赎身费”来换取一点点的自由。这些习俗都反映出女性对婚姻的恐惧,因此,她们才会采取种种极端的方法来逃避婚姻。
    自梳习俗最早出现在明朝,盛行于清代中晚期和近代。自梳女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团体,这是一般人所无法窥见的。以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她们的生活形态:
    (一)同性之恋
    “僧尼无室家之累,而有室家之乐,其择术良工而流弊日广。如妇女之契相知,亦师其意而变通之者也。《汉书》两女相配谓之对食。此风已古。粤俗女子三五成群相联不嫁,嫁亦不归,初犹顺德、南海等县有之,近则相习成风,随地皆是。所谓后生梳头妈者……诗礼之家亦多渐染。”[3]文中提到,“契相知”的自梳女有同性恋的行为。自梳女虽然奉行不嫁的观念,摈弃了异性之恋,但是她们也有生理需要,所以,同性恋逐渐成为自梳女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据有关记载推测,自梳女的同性恋风气大概是在19世纪后期才产生的。在清末的文人笔记中,有关自梳女同性恋的记载并不鲜见。“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者。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传染至番禺,沙茭一带效之。更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竟可终身不嫁。风气坏极矣。”[4](P307)还有一篇“戒契相知文”中也有类似记录:“结拜相知,借称姐妹。始共言,继共笑,两两情投。日同坐,夜同眠,双双意合。于是指白水一联盟,对青灯而发誓。十年不字,本是无郎,二女同居,何妨作婿。以上颠倒,帐中认作鸳鸯。”[5]这些记载都揭示了自梳女的同性恋生活。可以想见,作为知识分子的记录者们对此必然是深恶痛绝的。而在官方主持修订的地方志中,编纂者对自梳或不落家习俗的记录很简略。当时官方禁止归宁不返的告示对此也很忌讳,文字之中闪烁其辞。这是可以理解的。到后来,自梳女的私生活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实际上,她们的同居生活与普通的婚姻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情投意合的女子结为金兰契(也叫“相知”、“夸相知”和“识朋友”等),从此以后要严守契约如法律。经过一番类似结婚的仪式,两人正式结为相知,然后生活在一起,形同夫妻。“二女同居,虽不能具有男女之形式,实具有男女之乐趣,或云适用摩擦力,或云适用机械的。”[6](P390)这种生活方式并非完全出于感情需要和性价值取向。当今社会,同性恋已被很多人所接受,视为正常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个人因素,社会的容纳表现出大众观念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而自梳女的同性之恋则更多地反映出其畸形的一面。虽然这些女性害怕婚姻,但是,她们对男女爱情仍然会有一丝憧憬。倘若碰到如意郎君,她们也会情不自禁,这使得自梳女的同性之恋也笼罩着一层悲剧的阴影。欢笑的背后是辛酸的泪水。结为金兰的女子行动一致,生死与共。当她们相约赴死时,会用一根带子将彼此联在一起,为的是死后也可以并肩携手,不致失散。
    (二)自梳之规
    女性一旦成为自梳女,加入金兰会后,就终生不得反悔,还要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违规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者还会被浸猪笼。对于那些不愿意出嫁而又为家庭所逼迫者,金兰姐妹必想方设法帮助她们逃脱,而自梳女也必须同男欢女爱划清界限,否则乡党不容而姐妹相弃。当自梳女在父母威逼之下不得已出嫁之时,金兰姐妹会为她缝制一件特别的衣服:“花烛届期所衣亵服,诸女为之缝纫,上下密联,使难解脱,虑其与夫相昵,致背盟也。”[7](P170)姐妹们用厚布或者就是一个布袋,将新妇的身体上下结结实实地包裹起来,并且用麻绳将开口处密密实实地缝好,使新郎无法扯开,以防失身。并且还在上面做了记号以备检查。倘若有破损就等于违背盟誓,将受到姐妹们的唾弃。因此,在新婚之夜,为了保全处子之身,新娘会不惜以武力相抵抗,而违约之人所受的惩罚,轻则鄙视,重则拳脚相加。不仅如此,两个自梳女交好,就不容许第三者插足,否则也会受惩处。据同治《番禺县志》卷六中记载:“女子在室订为契姊妹者,不得他约,有他约则共其逐之,谓之打相知。”而那些被迫出嫁的自梳女在三朝回门时返回娘家,其后只在年节吉庆时才去往夫家,第二天黎明就要返回,迟了就会遭到姐妹们的嘲笑和鄙视。自梳的规定对这种习俗的形成和延续有很大的作用:一方面,这些不成文的规定使自梳女们自成一体,既利于团结,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自己;另一方面,这是社会环境对她们的要求。如果没有内部的自我约束,就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
    自梳女还有自己的宗法继承的规矩。由于自梳女没有子嗣,她们的遗产继承也就具有特殊性。除了指定给亲属之外,更多的则是由其弟子或金兰姐妹继承。很显然,她的所谓弟子也是自梳女。这是为以后养老送终而做的准备。
    (三)迷夫之术
    “粤俗女子向有结为金兰友者,大都以十人为率。凡所结契之人,皆愿与姊妹行常,相聚处不以有夫为乐。父母有强嫁者,则预习迷夫术以杀之,必归宁与金兰相聚而后已。此实该处一大恶俗,惜无人焉起而革除也。”[8](P27)民间相传,自梳女中流行一种迷夫术。这种法术有很大威力,轻则使人生病,重则致人死地。据道光《南海县志》(卷八)记载:“(广州女子)习为巫蛊之术,新昏夕,瘗木偶于床帐间,持髑髅以诅其夫,立使昏迷,旬日多死,了无证验。”可见,所谓迷夫术就是一种巫术。这种利用符咒、巫蛊来攻击他人的方式,属于民间迷信的范畴。符咒和巫蛊所具有的神秘性,使民众怀有恐惧心理,因而对此也就深信不疑。迷夫术的控制对象有两种:一是被强嫁的丈夫;二是变节思嫁的自梳女。对于前者,是以此相要挟,最终达到自梳的目的;而对于后者,金兰姐妹也用作法念咒的方式加害其丈夫,以断绝其脱离金兰会的行为,实际惩戒的是违规姐妹。自梳女利用习俗的控制作用,对大众进行警戒,以维护本集团的利益,这使得自梳女逐渐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在女性地位低下,男权盛行的年代,自梳女的金兰会能够得以立足,迷夫术恐怕也是因素之一:一方面,对男方的强娶行为是一种约束;另一方面,对心存贰心的金兰姐妹也具有威慑力。这是自梳习俗可以长期延续的保证。
    二、近代自梳的盛行
    近代是中国社会风云突变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思潮。广州作为中西交流的前沿阵地,必然受到新思想的冲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自梳习俗的盛行说明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自梳女的生活和观念也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变化。
    近代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缫丝业的发达,为自梳风气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广东缫丝业发展的顶峰时期(1860-1929),珠三角的自梳习俗也达到了高潮。辛亥革命前夕,自梳的风气很盛,各种记载俯拾皆是。据时人邬庆时的记录,在1908年前后,番禺南村数千年名妇女中,出嫁的只有几个人。1909年甚至无一人出嫁,全部梳起。民国初年的广东民政司长黎国廉的胞妹也是自梳女。进入民国以后,有关自梳或归宁不返的消息仍然屡屡见报。“归宁不返之恶俗,惟广州顺德有之。近虽渐革,而顽陋者尚时有所闻。谭义阮某有妻,娶数年矣。溺于恶习,不甘作使君妇,眷恋女友,不返夫家。日昨阮以礼接之归,甫经进门,大肆怒骂,是晚竟自缢于室中,家人觉时,已施救无及。”[9]直到1919年,归宁不返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归宁不返之风。为顺属女子恶习,历经官厅示禁,仍不少息。”[10]这些消息足以说明自梳或不落家习俗的牢固。
    近代自梳女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是由乡村涌向城市;二是在情爱观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
    (一)自梳女在城市中的发展
    自梳习俗最初发轫于广州周边的番禺、南海、顺德等地的乡村,后来逐渐波及城镇。丝业不景气时,一些自梳女为了生计而流入广州等城市,她们充当的主要是“梳头妈”、“近身”、“大妗姐”等角色,被称为“妈姐”(即佣人)。清末民初,大批自梳女进入城市。20世纪初,广州的梳佣就有上万人。除了缫丝、纺织和刺绣等传统工作外,做佣人是当时自梳女最普遍的职业。以下材料反映了解近代城市中自梳女的生活状况:“乡间妇女之守贞不字者,每至省垣学做梳佣,为富家香闺梳掠云鬓,月得工金,或充义会,或权子母。及至腰缠既富,即买屋僦居,或为娱老之谋,或作从良之策,计殊得也。”[11]自梳女的晚年生活通常是很凄凉的。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养老送终,而这些孤苦的女性大多数只能在寂寞中走完人生的旅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她们就要预留养老所需,而她们蓄财的方式却是各式各样,其中不乏遭人诟病的手段。“广州市为梳佣荟萃之区,其中有终身不字者,有已嫁而早失所天者。故若辈无家庭之累,无儿女之苦,晚年无归,则出赀购宅,招其平日之契男契女同居,或蓄青衣一二,颇不寂寞也。彼辈擅积铢之术,佣值而外,又有集会及嫁婢等入息,故不十年间,所蓄不菲,死后赀财,则分赠其生平所昵爱之人,颇有遗产归公之义焉。”[12]文中提到的“集会”和“嫁婢”,是城市自梳女的两条畸形的生财之道。“集会”又叫“埋月会”,是民间一种资金的互助形式,类似现在的银行信贷,而自梳女却藉机放高利贷,以此来获取高额利润。“嫁婢”俗称“捻妹花”,即专门培养女童供权贵作妾,借以获利。即便是这样,梳头妈等职在广州仍然很受欢迎。顺德妈姐是妈姐中的翘楚。由于她们善于烹饪,又体贴入微,深受雇主欢迎。雇佣“顺德妈姐”甚至成为富贵人家的一种时尚。不仅如此,这些居住在城市的自梳女还成了街头的一道风景。梳头妈大都不施脂粉、淡妆素服,别具一格。她们穿着用香云纱制作的黑衣服,头发光鲜,纤毫不乱,这种独特的装束被叫作“妈姐装”,成为妈姐的标志。她们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非常引人注目。因此,还有大家闺秀仿效她们的装束,目的是藉此引起旁人注意。
    (二)向往男女情爱,参加社会变革
    宣统《南海县志》(卷四)有这样一段记录:“归宁不返之风,以主簿、江浦、黄鼎为最多。近十年来稍稍改革,然亦非三四年不能服从也。”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清末的自梳习俗已经有了些许变化。按照一般的理解,守旧即传统,而更新则是新气象。在清末广州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守旧和更新冲突、交替的情况。关于女性和婚姻,普通人认为遵循儒家伦理和传统习俗是“守旧”,而追求自由就是“更新”;而对于那些身份特殊的女性来说,出嫁之女不归夫家是“守旧”,归夫家者则是“更新”。[13]这种颠覆性的观念也反映了自梳女的独特性,同时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在自梳习俗延续的同时,珠三角的女性也有了新思想,开始向往夫妇间的正常天伦之乐,因而出现了女性乐家的新气象。这种情形不仅对一般女性有鼓舞作用,对自梳女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民初,关于自梳女偷欢的新闻开始常常出现在广州的报纸上。1912年7月20日的《民生日报》上登载了一段新闻:两个结契相知的年轻梳佣租住在广州高第街,后与某店伙计滋生情愫而珠胎暗结,惹出事端。1913年,又有一个不落家的女子与一男性相会被发现。[14]可见,在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女性所受压迫减弱的情况下,由不落家而乐家的转变是自然而然的。这也成为一个反证,说明女性自梳或者不落家并非出于天性,她们也有对爱情的渴望。“新妇归来百不应,每为穷裤峭峰棱。近年始悟男人好,话说男朋胜女朋。” [2](P2912)回门的新娘考虑的并不是归宁不返,而是如何回归自己的身份。穷裤与上文提到的自梳女裹布袋的功能是一样的,它类似小孩子穿的开裆裤,中间有缝,用带子结起来,可以方便,也可以防止强暴。随着自由精神的蔚然成风,固守一隅的自梳女也有了新的感悟,开始向往男女之间的情爱。
    社会转变对自梳女的影响还不限于此,她们中的一些人还加入到了社会改革的洪流中。据报载,在清末一些演说民主自由的活动中,就出现了梳头妈的踪影。[15]这些身份特殊的女性,虽然她们没有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中,但是,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必然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即使只是死水微澜。1912年开赴前线的广东女子北伐队中,有一名队员邓慕芬就是独身主义者。可以做这样的判断,这些自梳或者说不嫁的女子,她们或者是出于对习俗的坚持,或者是因为对婚姻不满而做出抗婚的选择,但是,她们并非完全遗世而独立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必然对她们有所影响。至于她们做出什么反应,这就因人而异了。
    三、近代自梳盛行的原因和意义
    (一)近代自梳盛行的原因
    1.传统习俗原因
    古老的“不落夫家”习俗是自梳女产生的基础。两广和福建等地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不落夫家”的原生态的婚俗。婚后新娘只在夫家住几天就返回娘家,偶尔与丈夫相会,直到怀孕生子才返回夫家。这种婚俗本身就已说明女性在婚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女性必须能够繁衍后代才能成为夫家名正言顺的一分子。这种习俗是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转变的特征。除此之外,这些“不落夫家”的女子通常都有一定的性自由。清代广州地区的“不落家”就是由“不落夫家”习俗发展而来的。“华南汉族社区的不落夫家等婚俗可能是儒家贞操观与岭南瑶、侗、黎等非汉族婚俗文化以及妇女对自由的要求之间的一种妥协。”[16](P88)“不落家”的妇女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是,她们也不能有越轨行为,否则将受千夫所指。“不落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古制的延续:生子之后即返回夫家;或者过一段时间才逐渐乐家;而另一种则表现为女子根本不与丈夫共同生活,夫妻关系形同虚设,实际上也是女性独身主义的一种表示,与自梳女的性质一样。
    “不落家”也称为“归宁不返”。这种传统在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地都很盛行。“不落家”习俗是得到地方社会公认的。清初大学者屈大均就因为前妻刘氏不落家而续娶王华美。可想而知,不落家的习俗在当时并不鲜见。实际上,女子不嫁在清初已成风气:同治《番禺县志》卷六载,“国朝百年来,番禺一邑,其所称贞女者志不绝书,而其甚者,相约不嫁,联袂而死。”可见,不嫁就意味着抵制婚姻,也就是抗婚。而“不落家”就是女性为达到不嫁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抗婚方式。
    封建婚俗对女性的压迫是导致女子不嫁的罪魁祸首。以广州地区为例,有一夫多妻、冥婚、吃烧猪等习俗。在这些婚俗中,女性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广州的多妻制非常盛行,无论是富室贫家,男子都以三妻四妾为荣;而女性不仅没有自主权,还要受到各种凌辱。结婚当晚洞房的时候,如果新娘是处子之身,三朝回门时男方便会给新娘家送烧猪,而女方家人也会因此倍感荣耀,否则视为家门不幸,并且会引起诉讼。“嫁女归来忍泪痕,半忧半喜自思存。爹娘第一开心事,最是烧猪送进门。”[17]女人一生的幸福就取决于几头烧猪而已。
    促使女性自梳的还有“跨头”、“阻头”的习俗。“俗谓弟妹嫁娶先于兄姊者为跨头。兄姊不能嫁娶,致误弟妹之婚期者为阻头。阻头不便,跨头不祥。故通常十二三岁即定婚然。有因拣择过严,致成阻头者,谓之拣大。父母心急即草草为之结婚。谚曰,千拣万拣,拣只烂灯盏,指此也。女子自梳多于此时为之。”[18]对于封建时代的女子来说,婚姻就是她的人生所在。对于不幸的婚姻,男性可以通过纳妾来得到平衡;而女性只能从一而终,即便是丈夫去世也不能随意改嫁。民间有“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说法,可见婚姻对于女性的重要性。草率而成的婚姻,给女性带来一生的噩梦。因此,既为了避免不幸的婚姻,又要遵从习俗的规定,一些女子只有选择终身不嫁。这些习俗都反映出封建婚姻对女性的压迫,婚姻成为人生的牢笼,甚至成为妇女的地狱,这种婚姻何其不幸,而这种人生又何其惨淡。封建婚姻的不合理性,使自梳女的种种行为有了合理的解释。
    2.经济原因
    女性的经济独立是自梳风气高涨的重要条件。“大抵主张女子不嫁者,当以女子之生计为重要问题。盖女子能自立生活,不需男子之扶助,即父母之力亦无依赖之必要,夫然后可言不嫁。”[6](P387)明清以降,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到清代中后期达到高峰,这些行业中以纺织业和缫丝业最为著名。自梳女是广州缫丝业发展的另类结果。广州缫丝工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还对当地女性的生活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创办者所始料未及的。据宣统《南海县志》(卷四)载,“从前丝厂以顺德为多,南海次之,新会亦有,约近百家,近数年日更多,设其大厂有用至八九百工人者,大率以四五百居多。……邑中丝厂均用女工。”可以想见,缫丝厂成为女性的聚居地,为她们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场所。自梳风气的两次高潮都与缫丝业的发展有关,第一次是在清朝嘉庆、咸丰年间,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缫丝女工多为自梳女,这也与丝厂的规定有关系。丝厂不欢迎已婚妇女,因为家庭、儿女会分散她们的精力。除缫丝业外,广州妇女还从事纺织业、凿钮、刺绣等其它行业。这些行业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正当的职业,使她们有了经济独立的机会,也有了人身独立的可能。经济独立使部分女性从家庭的桎梏中走出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她们有了生存的空间,也就有了为自身争取权利的资本。尽管这点权利微乎其微,但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自古以来,用劳动去换取自己的生活所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对于封建制度下的妇女来说,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甚至连为自己付出劳动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自由、权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自梳与经济独立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有了经济基础,才使女性有独立的条件,继而有选择独身的权利;另一方面,梳起后的女性才有出入工厂的自由。而一般女性则仍然沿袭着不逾闺阁的旧俗。经济不是自梳习俗的决定因素,但是,它对这种风气有助长的作用。
    3.其它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由于缺乏嫁资,贫苦人家也只好任由女儿自梳。也有一些人家为了生计,不得已要留下人手帮补家用。“广东顺德各乡,每有已嫁之女不返夫家,或母族本系赤贫,则宁佣于大姓家亦所不悔。故有娶妻数载,而春风娇靥未能省识分明者。”[19]或者是为了照顾父母和年幼的弟妹,家庭迫使她们不结婚。还有部分女性,出于对婚姻的恐惧而形成一种以婚嫁为耻的观念,或者对生育心有不安而抗拒结婚:“又其甚者,生育苦辞于燕翼,愿还二万聘钱。”[20]有的女子在十二、三岁时就已梳起,她们的行为主要是受习俗影响所致。也有富人家庭疼爱女儿,生怕其出嫁之后受苦而支持其梳起。总之,造成女子自梳的原由是多方面的。姑娘们年纪轻轻就放弃了人伦的乐趣,这绝非天性使然,主要还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所以,不仅乡间女子有自梳者,即便是城镇中的大家闺秀,也不乏仿效之人。“不落家风俗,其野蛮情状,尽人皆知。初仅由于习惯使然,殊非一般女子自愿,嗣后变本加厉,致成不堪。”[14]
    (二)近代自梳盛行的意义
    自梳蕴涵时代精神,辛亥革命之后,诸如缠足、蓄辫等陋俗都迅速消失,而自梳习俗却依然强劲。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社会观念还没有完全拨乱反正;另一方面,也表明自梳行为与新思潮可能有相通之处,因此未被社会洪流淹没,还有它生存的空间。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也出现在广州,她们为争得女性参政、议政的权力而奔走呼号。自梳与女权主义看起来似乎没有关系。前者是传统习俗,而后者是新思潮的产物。但是,究其实质,它们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是对女性权利的追求和争取。甚至可以说,自梳女是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有职业,有经济来源,不愿被逼婚,希望有独立、自由的婚姻权利。虽然她们的认识也仅限于此,然而相对于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男权阴影中的女性来说,她们的这种追求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无论女性出于何种理由不愿结婚,这原本都是她们的自由。但在封建制度下,女性却没有这种最起码的选择权,她们只能牺牲自己的感情,埋葬自己的青春,来换取这一点自由。因此,自己梳起也算是一种权利吧。近代的知识分子以民主、自由、男女平权作为社会改革的核心内容,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自梳风气的高涨有特殊意义,它显示出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所做的努力。当女性还没有能力解放自己的时候,自梳的行为多多少少体现出了她们争取解放的潜意识,她们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斗争。自梳女的反抗是积极的,但是,自梳这种方法却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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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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