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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闹饥荒的时候,为何不捕鱼打猎呢?

(2021-03-16 22: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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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古代闹饥荒的时候,为何不捕鱼打猎呢?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录里,最让人不忍卒读的,就是对古代灾荒的种种描绘,那些“大旱”“大饥”“流离失所”“殍饿遍野”等恐怖景象,让多少读史者读到心头滴血,却也叫一些“聪明人”一拍脑袋:“古代动植物资源这么丰富,没粮食吃可以捕鱼打猎嘛,古人为啥这么想不开?”


  那么,古代饥荒时“捕鱼打猎渡荒”的主意,到底靠谱不靠谱?确实有靠谱的时候,历朝历代的灾荒时节,也常有离乡背井的流民钻进山林,靠打猎捕鱼讨生活。最出名的就是唐朝中晚唐年间,生活在嵩山山区里的“山棚”,基本都是各地逃荒到这里的流民。但更残酷的事实是:放在那些破坏力巨大的灾荒面前,“捕鱼打猎”的法子,基本没用。


  为何没用?明末大饥荒时,原籍陕西安塞县的官员马懋才,就在奏疏里来了个现身说法:在马懋才看来,他自己在全国多地当过官,还是从辽东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过。什么样的惨景都见过,却是“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也就是哪怕战场上的尸山血海,都不如饥荒里的灾区惨:陕北闹旱灾后,简直“草木枯焦”,老百姓只能跑到山里吃树皮野草,树皮野草吃光了就只能吃泥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近代史上保守估计饿死一千万人的晚清“丁戊奇荒”,更是生动写照:在直隶山西陕西等受灾省份里,“有尽村无遗者”,整个村子全都饿死。还有灾民“望地而”。那活着的人都吃什么?一开始是苜蓿和柳叶,后来就是杂草和树皮,家家户户“经年不见谷食者”。灾区的儿童们各个皮包骨头肚子肿胀,让他们去“捕鱼打猎”?几乎痴人说梦。


古代闹饥荒的时候,为何不捕鱼打猎呢?


  所以,碰上这样的大灾,就算能靠山吃山,山里的动物大多跑光,特别是在“草木枯焦”的旱灾里,河流也大量干涸,哪里有什么鱼虾,就算有,又怎能供得起这么多灾民?


  而对于饥荒里的百姓来说,“饿死人”往往只是苦难的开始,首先是瘟疫肆虐,大量的灾民死亡,随后就带来大面积的瘟疫。比如明末大饥荒里的河南地区,就是“瘟疫大作”,开封府治下的武阳县,就在瘟疫里“死者十九”,荥阳县由于死人太多,以至于春季三月时节“路无人行”。然后就是持续的动乱,比如在马懋才的家乡安塞,幸存的灾民为了活命,就开始“相聚为盗”,而后就走一路抢一路,“而抢掠无遗矣”……


  而当饥荒引起的动乱,发展成规模后,就是震撼全国的大乱,一连串连锁反应下,周边原本没有饥荒的地区,自然被无情波及。还是以席卷明朝北方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来说,不止是灾区在动乱里血流成河,原本富庶的江淮地区,也在一波波战乱和横征暴敛里受害严重。官员徐标途经江淮进京上任,一路看到当地“蓬蒿满路,鸡犬无音”的惨景,他在这个春耕时节走过江淮各地农村,竟连一个种田的农人都看不到……


  这一番惨景,叫看到徐标奏疏的崇祯皇帝,也是边看边流眼泪。可再流泪又有什么用呢?就连这大明王朝,此时都已进入“倒计时”—— 如果说饥荒好比一个王朝的伤口,那么接下来因“救灾不力”而引发的种种惨状,就好比各种凶猛的并发症,一轮接一轮的爆发,直到完全吞噬这个王朝的生命。明朝的灭亡,就是生动的样板。

古代闹饥荒的时候,为何不捕鱼打猎呢?


  所以,比起“让老百姓捕鱼打猎”之类的馊主意,中国古代历代“大一统”王朝在“饥荒问题”面前,都重点在一桩大事上开动脑筋——如何提升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以现在的话说,就是要“重视粮食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从元末大饥荒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曾经一度“弦崩得紧”。明太祖朱元璋开基建国后,除了延续了宋元王朝的“常平仓”政策外,又在全国各地广建“预备仓”,不遗余力储备粮食。他在位晚年时,明王朝就出现了“府县仓禀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的盛况。甚至在“放粮救灾”方面,明朝官场一度也有“红线”——官员救灾不力,有可能会被处死,倘若灾情紧急,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经请示,先行开仓放粮。


  雄厚的粮食储备,也曾是明王朝亮眼的“名片”。明末时拉达、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们,都记载过明朝“远比欧洲富裕得多”的盛景。哪怕在万历十年改革家张居正去世时,此时的明朝依然“太仓粟可支十年”,仅太仓积攒的粮食,就是“十年吃不完”。理论上说,这样的明朝,完全可以扛得住任何饥荒。

古代闹饥荒的时候,为何不捕鱼打猎呢?


  而取代了明朝的清朝,立国后也牢记着明王朝“饥荒亡国”的教训,对于“粮食安全”不敢放松。特别是雍正年间时,经过“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改革,清朝的粮食储量达到了惊人的二千八百万石。乾隆皇帝登基后,更把储粮标准提高到了四千八百万石。追求“十全文治武功”的乾隆,在粮食政策上却无比务实,乾隆年间的救荒政策,不但彻底取消了官定利息,且有严格的“各省互救”国策,千方百计杜绝饥荒。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清两朝都曾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那么为何在其末世时,都出现了景象惨烈的“奇荒”现象呢?因为破坏“粮食安全”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就以明朝为例,虽然明朝历代帝王,都高度重视粮食储备,但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丰厚的储粮也成了官员眼中的肥肉,贪占挪用粮食成了惯用套路,就连一度遍布全国的“预备仓”,到了明末已彻底不见影,许多“预备仓”甚至改建成了王府。万历“亲政”的几十年里,由于他擅做甩手掌柜,明朝的粮食储备更是锐减,比如万历四十六年时,“天子脚下”的京仓,竟然就“仅有两年之积”,通仓“仅半年之储”。


  外加明末商品经济发达,原本作为“产粮区”的江南地区,大批农田都改种了经济作物。而在全国各地农村,大批农民都扔下土地涌入城市,哪怕北京周边农村,也是“土旷人稀”,一批批农民进入城镇矿山谋生。粮食产量自然锐减,就算在经济富庶的苏松地区,明朝万历晚期的十年里,粮食价格竟不知不觉涨了一点六倍。表面繁荣下,已是巨大的粮食危机。再然后,就是明末大乱里,“缺粮”的晚明王朝,陷入到一轮轮困境里,直到灭亡。


古代闹饥荒的时候,为何不捕鱼打猎呢?


  晚清年间的“丁戊奇荒”,更是“人祸破坏粮食安全”的写照。在“丁戊奇荒”前的二十年里,出于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北方各省大片良田都改种了鸦片。比如在“重灾区”山西省,全省五百三十万亩农田,有六十万亩种上了鸦片,于是山西境内哪里产烟最多,哪里就“饿毙者多”。在山西境内大片“罂粟花”下,受灾百姓多达五六百万,“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丰厚的鸦片收益,喂饱了极少数蛀虫,也碾碎了清王朝的“粮食安全红线”。



  这一幕幕并不遥远的景象,对比“灾民捕鱼打猎”的遐想,怎能不让人深深思考?


  而比起那些让我们不忍直视的惨痛教训来,同样需要后人明白的是,无论身处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粮食安全”“饥荒”这些字眼,都不是一个遥远的词汇。联合国最新的报告告诉我们:目前全球就有六点九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每11个地球人里,就有一个人正在挨饿。以这个意义说,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每一顿饭每一粒粮食,就是当下我辈的“粮食安全红线”。


  参考资料:《崇祯亡国史》《丁戊奇荒述略》《明代粮仓研究》《明代张居正的理财思想》《洪武皇帝大传》《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民食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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