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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跟唐朝叫过板,与明清干过仗,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2020-11-15 10: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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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日本跟唐朝叫过板,与明清干过仗,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中国历代王朝的对外关系里,一桩传说中“好到很甜蜜”的“双边关系”,就是大宋与日本的关系。


有多好?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老邻居”,日本在中国古代史上,一直是不少折腾。哪怕赶上了大唐吊打四方的年代,都敢在白江口“作个死”。明朝年间更是先当倭寇再侵朝鲜,直到在露梁海被大明舰队“碾死”才消停。晚清年间长了本事,又给中国留下了痛彻心扉的“甲午国耻”。但这么一个不安分的“邻居”,放在两宋的三百年里,却是十分的安分。不但“没闹事”,还留下了不少“美谈”,看似“甜蜜”到匪夷所思。


日本跟唐朝叫过板,与明清干过仗,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最出名的“美谈”,当属宋朝灭亡以后,南宋遗民郑思孝的那声感慨:“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东,先朝尝入贡,许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国,举国茹素。”也就是说,这日本不但给大宋“上贡”,商贸往来繁荣,对大宋更是无比“孝顺”,甚至南宋灭亡后还“举国茹素”,关系好到感人。


而另一桩“美谈”,那就不止感人,还特别“香艳”:《清波杂志》记载,在大宋与日本关系十分“蜜月”的年代里,经常有日本妇女乘“倭国一舟”劈波斩浪,跑到中国东部沿海来,见到大宋男子就“择端丽者以荐寝”。跟“大宋好男儿”一夜温存后满意离去,如果能因此怀上子嗣,那更高兴得似捡了大便宜,美其名曰“度种”。“好”到这程度,着实“甜蜜”。


那真实的大宋与日本的关系,有这么“孝顺加甜蜜”?首先要说的,就是“日本给大宋戴孝”这桩美谈。事实是,北宋立国后,日本正是“平安时代”,南宋南渡后,日本又变成了“镰仓幕府”。那时的日本,早在唐末时就中断了“遣唐使”,此后一直到南宋灭亡,日本与“大唐”“北宋”“南宋”几个王朝,一直都没有官方往来,对大宋这边来的“使节”,也常常是“人以成狐疑”,几乎是百般提防。


日本跟唐朝叫过板,与明清干过仗,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所以,宋朝建国后的日本,何止是“不闹事”?毕竟挨过唐朝的打,知道了自己几两肉,从军事到经济全面落后的日本,也就对“老邻居”中国紧锁国门。这样的背景下,大宋与日本的官方关系,其实相当冷清,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那至今感动无数“野史粉”的“日本举国给大宋戴孝”事件,只不过是“大宋遗民”郑思肖的美好想象。


那既然“举国戴孝”不靠谱,那么更离奇的“日本女人度种”事件,又是否靠谱。其实,就是这桩“美谈”里“倭寇一舟漂泊在境上”的景象,就藏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大宋与日本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


自从唐末起,日本对于中国的“官方朝廷”,一直是千防万防。甚至经济上也曾有各种禁令。但整个两宋时期,双方远比唐代时“火热”的,却正是繁荣的贸易往来:两宋三个世纪里,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书籍等“硬通货”,甚至中国从南亚西亚“转手”来的香料等货物,都在日本常年“热卖”。日本刀与日本扇也是中国市场上的“宝货”。宋代大文豪苏辙的诗,就缩影了当时“日本制造”的影响: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


为何“政冷”的两国,经济交往却火起来?这事儿,就要说说两宋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中国海商。


日本跟唐朝叫过板,与明清干过仗,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北宋立国之后,北方面临辽国的压力,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又几乎萧条,于是海商贸易反而火热起来。外加宋朝对沿海商民出海的限制,比起唐朝来大为放松。于是“海商”群体迅速扩大。凭着当时大宋强大的造船业与手工业经济,“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这巨大的利益诱惑,自然惹得大宋各个阶层,只要有钱有机会,都是纷纷“下海”。


而且这些走出国门的“大宋海商”们,在亚洲海面上也有着强大的话语权。有时来到一些国家时,当地都是“其王与眷属到船问劳”。而日本,也恰是大宋海商们的“大市场”。单是从北宋立国到1166年,宋朝就有七十多批海商登陆日本。凭着“大宋制造”的强大地位,这些商人不但在日本大赚特赚,好些人更干脆在日本定居——日本的博多、濑户等地,都有大批宋朝海商定居,还建有“唐房”,公认日本的“富人区”。


如此“有钱有地位”的宋朝海商,自然就令“中日贸易”常年火爆,大宋王朝也从中赚取了丰厚利润。好些海商还“捎带”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在那个日本厉行“锁国”的时代里,享有特权的宋朝海商,也常用自家强大的海船“捎着”日本僧人来“求法”。宋朝三个世纪里,靠中国海商帮助来华的日本僧人,有名有姓者就有181人。仅南宋年间来华的日僧圆尔辨圆一人,就带回日本数千卷典籍。别看“政冷”,但日本“学中国”的脚步,也一直都没停。


就连一直“冷清”的中日官方往来,当时也主要靠“海商”们为纽带,两宋年间宋朝对日本的几次出使,都是由“海商”们来担任使节,虽说官方往来冷清依旧,却也可见当时海商的特殊角色。《清波杂志》里的“度种”故事,正是以这特殊故事为土壤。


不过,比起这类杂谈来,随着南宋年间,宋王朝的日益腐败低效,“政冷经热”背景下的日本,也越来越多的从大宋赚走一样“硬货”:铜钱。


日本跟唐朝叫过板,与明清干过仗,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长期以来,做工精美的宋朝铜钱,一直是亚洲各国的大爱。但铜钱的流动关乎国家经济稳定,所以宋王朝也一直对此严格限制。但到了风雨飘摇的南宋晚期,看出这其中“暴利”的中日海商们,也将其做成了“走私买卖”。不但宋朝海商往日本“倒腾”铜钱,日本的海商们也走出国门,来大宋做起了这“暴利生意”。仅是南宋宋理宗年间,日本太政大臣西园寺公家的“海商”,一次就从大宋赚走十万贯铜钱,以至于“台城一夜之间忽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对比一下南宋每年不过二十万贯的铸钱量,就知这一笔买卖,就叫大宋何等“大出血”。这“巨量”的铜钱输入,推动了当时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却也叫积贫积弱的大宋,又陷入了“钱荒”的困扰。“甜蜜关系”外表下的一幕幕真实“贸易图景”,虽然只是史册里的简单几笔,但对照南宋末年的衰败,却着实有着发人深思的意义——开放固然能带来强大,但如何能更好保护自身利益,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


参考资料: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史》、李强《宋朝的诱惑》、赵莹波《宋朝、日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初探》、钟兴龙《宋代铜钱之外流日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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