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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九大疏散的日子里——陶铸

(2015-09-18 23: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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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分类: 战史精选

           在一九六九大疏散的日子里——陶铸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他又说,大敌当前,我们是后发制人,并具体地说到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问题。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和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和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援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方针。在当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上,大都是些“活学活用”、“大批判”、“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样板戏”、“农业学大寨”等方面的内容。“八二八命令”发布后,在一些报纸和广播电台上,一度出现过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但很快被中央制止。

  实际上,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协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作协部分人员,分别于9月25日、26日动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河南息县。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去湖北襄樊。10月25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干校。11月15日中国作协机关宣布了紧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月30日和12月15日分两批疏散。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下放至农村。

  许多高校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北甘泉。长春10所高校在一个多月期间,下放干部、教师4400人,占总数的58.6%。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老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有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 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16日至17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17日,林彪离京飞抵苏州。

  同日,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前方指挥班子,进驻京西山区。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

  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几个人。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约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总理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做了传达。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病卧在床上的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了:“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汪东兴带着王良恩到邓小平住处。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疏散到外地,邓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邓小平感到很突然。

  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在宣布解除监护的同时,被分别通知疏散的。20日,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对已被监护一年半的张闻天夫妇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故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启程。王良恩对王稼祥夫妇则说:“为了使你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信阳市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路途上有人护送,信阳那里已把你们的食宿安排好了。”王稼祥希望能晚些天走,把病治一下。回答是:“这是中央的决定,三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也不是你一个人。”

  这些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被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徐向前回忆:“我是在10月18日接到‘疏散’紧急通知,限定20日离京去河南开封市。军人嘛,叫走就走,接到通知的第三天,我即带上一名随员和铺盖卷,按时离京了。”

  聂荣臻回忆:“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他们通知我疏散到郑州。我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悉,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后来决定让我到了邯郸。”

  刘伯承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六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 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在当事人看来,他们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徐海东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后,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24日,张闻天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10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又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8341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我,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有合眼。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过了一段时间,她被允许到广州市内走走,采购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除此之外,每天无事可做。李富春的咳嗽越来越严重,经常牙痛,吃不好,睡不好。

  在石家庄的陈毅,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每周3个半天去铁路工厂参加活动。离开市区,要得到省革委会批准。他希望到附近农村看看,不被批准,只好呆在招待所里,同妻子张茜读书看报,阅读少量文件。

  徐向前回忆:“到达开封一个星期,《开封日报》就登出‘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我和随从人员,被市革委会安置在军分区的一个干休所里。接待原则被内定为‘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我在开封,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身边除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心情更加郁闷,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聂荣臻回忆:“规定我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不让回北京,也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这实际上等于软禁。……我在邯郸还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我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他对当地民兵建设提出了建议,并对一些工厂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聂仅有的一名秘书留在北京值班,邯郸军分区从机关挑选了一名干事给聂当秘书,同时向这位干事交待: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安全上绝对保证;不能介绍部队情况。

  叶剑英、曾山在长沙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奉命迁住湘潭,但仍不让他们接触社会,也不让自由活动。两人提出:“我们到乡下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不予批准。叶剑英去了一趟广东看望子女,回来后,被责问:“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连不知道吗?”叶剑英后来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去过岳阳、湘潭等地。

  陈云住在南昌市郊福州军区干休所,江西省委决定他在附近的化工厂“蹲点”。陈云每日上午去厂里参加活动。他还去了几个工厂考察。1971年7月至9月经中央批准回京办家事。1972年1月,参加了批判林彪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

  1970年八九月间,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等人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领导去看望过邓小平,工厂对邓的劳动、生活也很关照。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邓小平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0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瑛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王稼祥住在离信阳五六里路远的一个大院里,围墙四周布置有警卫,在监视下生活,不准到工厂、田间同工农接近。朱仲丽回忆:“我们只住一栋房,院内的另一栋房子住着武装战士,由一个姓黄的管理员监管我们。”“那个管理员是一副野蛮的表情,卫兵监视我们一举一动。从北京的囚室放出来,这又是一种软禁。”

  宋任穷、何长工、薛暮桥等人,多数在当地的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会议上没有举手的陈少敏,被遣送到河南罗山农场劳动改造。谷牧在四川江油和泯江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当了半年兵,后转到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陈再道、钟汉华被送到江西部队农场。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1970年至1973年间,大批被疏散外地的高干陆续返京。然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须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它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 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是在接到中央军委通知以后,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的。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给主席写信,作点检讨也无所谓了,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并很快恢复了他原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

  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 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以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年4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





  1月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住处的房子里。同月20日左右,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四个警卫。到了3月,陶铸遭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原装在屋内的红电话机被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以防止陶铸自杀云云。

  1967年9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彻底将陶铸抛了出来。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几个字单独抽出来,大做文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都赞颂毛泽东为“红太阳”,姚文元胡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他还把陶铸讲的精神生活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诬为“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陶铸在书中谈到文艺创作时讲:“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姚文元则栽赃说,“这是所谓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对半’反动理论的翻版”,是“暴露黑暗”论,如此等等。姚文元的广播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1968年3月底,陶铸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管,警卫人员增加了,并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精神酷刑,让人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犹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处境。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不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陶铸血和泪的控诉,是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它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批斗大会上,几个打手按住陶铸的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不屈地反抗,拼命地扬起头

  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一伙的毒手伸了过来。8月,他们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几乎同时,在中南海内,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在批斗现场,江青一伙架起了摄影机,准备将来在全国放映。几个打手把陶铸的双手反剪,把他的脑袋使劲往下按,要他低头认罪,陶铸不屈地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正在这时,又上来几个人,围住陶铸对他一阵拳打脚踢,陶铸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他的病情。拖到1969年元旦,陶铸病情继续发展,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医生看后,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了事。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在检查陶铸腹部时发现他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的包块,才将陶铸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后检查,发现他患的是胆囊癌,需要立即动手术。


 陶铸又从302医院被转送到301医院外科。但他住的不是病房,而是牢笼: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面对死神的威胁,陶铸毫不畏惧,二话没说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手术以后,陶铸身体虽有好转,但时隔不久,病情再度恶化。进入9月下旬,癌细胞在陶铸的体内扩散,医生诊断后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肉体上的疼痛使陶铸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他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精神上的冤屈又得不到申诉。但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活着。他并不怕死,但是自己一生清白,岂能蒙垢赴黄泉?“不,我不能死,不应该死!”在冥冥中,他无声地呐喊。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1969年10月15日,中办领导叫去了陶铸夫人曾志,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上面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8号。

  当曾志回去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后,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16日,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与陶铸谈话,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陶铸并表示同意离开北京去合肥。

  陶铸临行前,满怀深情地要曾志转告女儿陶斯亮:“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说完他又把自己写的《赠曾志》七律二首赠给了与他共同生活40余年的夫人: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合肥解放军某医院,陶铸走完了人生最痛苦的43天。火葬场火化遗体,他成了一个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人

  在陶铸到达合肥之前,西郊解放军某部医院的“秘密病房”已作了精心改装: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了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根木杆,把窗口挡死;窗子上拉了厚实的窗帘;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顶上楼板;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这样精心安排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安全”和“保密”,为防止病人“逃跑”、“自杀”、“行凶破坏”和“被打死”。

  陶铸进入“秘密病房”后,每天24小时都有看守严密注视他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随便与病人交谈,却要不厌其烦地写下病人的“动态日记”。……

  陶铸到达合肥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召集医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对他“要坚持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

  不是囚犯,却连囚犯都不如。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太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

  “铁屋如灰”。陶铸生命的最后43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中度过的。

  到了10月下旬,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的病情明显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此时的他如再不作病情检查,就很快会饿死!

  医护小组把病情反映到上面,结果勉强得到同意可以给陶铸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万籁俱寂之际,监护人员走进了“秘密病房”,用担架把他抬到放射科进行胸透。检查证明,陶铸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后来又经过请示,一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上边批准,决定给陶铸施行手术。

  深夜,无影灯下,陶铸的腹腔被打开了,主刀的医生突然呆住了:陶铸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打开的腹腔又被缝合起来,连完全性肠梗阻治疗问题也没有能得到解决。相反,衰弱的陶铸因这一刀而流了更多的血,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死亡之神加速向他走近……

  手术后,陶铸就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

  11月30日22时15分,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告别了人世!

  陶铸逝世的当天夜里,医护小组立即打电话报告了“中央”。第二天,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到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的遗体进行了“热处理”。

  有人提出让他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遭到了专案人员的拒绝。

  医护人员为陶铸穿上一件件“老衣”——最外面的是黑灰色大衣。在为陶铸找“老衣”时,他们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箱子,才发现里面几乎全部装的都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棉衣、呢制服……有谁知道,这一件件衣物都是他来合肥时,曾志亲手一件件折叠好放进去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为陶铸准备的老衣呀!

  12月1日,陶铸的遗体被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盖着抬上救护车,迎着哀号的寒风,奔向火葬场!

  火葬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死者要火化。因而,火葬场除了留两名烧大炉的工人外,其余一概不参加这次火葬,两个烧炉工也不准接近遗体。跟来的几个人戴着大口罩,身着白衣服,忙着搬动遗体,谁也不说话。他们以“医护”名义出现,造成一片“烈性传染病”的恐怖气氛。

  等到陶铸遗体投进炉膛20分钟后,专案人员估计不会出什么“差错”了,便立即驱车离开。

  根据专案人员的“意见”,陶铸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火化单上签上了“斯亮”二字。这是他们盗用陶铸女儿的名字,来掩饰其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这个写着“王河”的骨灰盒,被弃在那无数普通的亡灵中间,从此一过九年。直到1976年“四人帮”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陶铸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陶铸虽然被迫害致死,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却永远不会在人民的心中泯灭…… 









     陶斯亮:爸爸突患癌症含冤去世



    1967年,在和父母短短一个月的相聚之后,陶斯亮接到工作分配通知,只身前往东北一所军队医院任职。离家那天,她怕伤心,没有向父亲告别。她没想到,这将成为永生的遗憾,因为这一别是和父亲的永别。 

  陶斯亮:早上走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告别。我怕见他,跟他告别,我肯定会哭。父亲去世以后,我整理他的遗物,看到他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上密密麻麻批了很多字,最后一句是:“女儿离家之夜,9月13日。”说明他那晚没睡,想着我要走了。当时我没想到自己再也见不着父亲了。 

  有两年时间,我不知道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我妈不告诉我。一直到1969年10月林彪的“一号令”出来,因为我妈要被疏散,他们让我回来看看,我才回京。当时我妈已经搬出中南海,住在华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问她,爸爸在哪儿?她说,回头再告诉你。后来有一天她跟我说,亮亮,我要跟你谈谈你爸爸。突然间,没有任何过渡的话,我妈跟我说,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哭都哭不出来,整个人晕了,好半天才“哇”的一声哭出来。 

  1968年10月,陶铸就感到身体不适。拖到第二年4月,胆囊受压,全身变黄,病显危态后,才被送进医院。周恩来亲自批示给陶铸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手术。 

  探查结果证明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但几个月后病情再度恶化。此时,身为医生的陶斯亮已从东北调到西北,并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她的丈夫抱着孩子站在岳父家门口,请求能让他进去或让外公出来,看一眼外孙,但不被批准。陶斯亮始终对父亲的病情一无所知,一方面母亲刻意对她隐瞒了真相,另一方面她与父母的书信往来根本不能提到父亲,否则这些信件都将被扣留。曾志写给女儿的信中,也只能用“我们”来代替“我和陶铸”。尽管已经完全失去行动的能力,但陶铸所在的病房还是被警卫严密把守,甚至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死。 

  陶斯亮:医生的治疗水平比较好,但他们非得把病房布置成个监狱的样子。胰腺癌一旦疼起来非常剧烈,我父亲从开始得病一直到死,没有呻吟过一次。我妈说,你哼哼一下会疏解一些。我爸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疼得受不了,就让护士拿一片止痛片。他对医生、护士都很客气。有人稍微对他好一点,他就对人家说,你们不要对我这么好,将来会受牵连,会挨整的。我父亲到了癌症晚期,他们还不让他顺顺利利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还折腾他。那时候他已经骨瘦如柴,因为肠梗阻已经不能吃饭了,中央还让他走,让他离开中南海。 

  陶铸明知患了不治之症,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对妻子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但是这个时候,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把当时许多被打倒和半打倒的老帅送到外地。陶铸被疏散到合肥之前,曾志接到指示,让她或者随丈夫一起南下,但从此不得与女儿有任何联系;或者选择永远地离开陶铸,还能和女儿保持联络。 

  陶斯亮:我妈跟我爸商量。我爸说,你还是跟亮亮去吧,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跟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就这样,他俩决定了让我爸一个人去合肥。他俩都知道这是生离死别,是最后一面。 

  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只有3天时间,这3天他俩表现得非常理性、克制。我爸以为他们会让他去农场住,就让我妈给他准备雨鞋、雨伞、被套。临走那天,我妈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我爸已经肠梗阻了,根本不能吃东西,但是为了感谢我妈这份情谊,他硬是吃下去了,每吃一口,就流一头的汗,吃这顿饭花了一个钟头。 

  他跟我妈说,你告诉亮亮,我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她要知道,爸爸在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他要了我妈的相片、我的相片、我儿子的相片,拿纸包起来,揣在贴身的内衣口袋。他说,我带上相片,就能感觉到跟你们在一起了。打了一支杜冷丁,他就上路了。 

  1969年年底,曾志被下放到广东农村改造思想。这时,已是癌症晚期、又被隔离到合肥长达一个多月的陶铸音讯全无。陶铸被疏散到合肥第43天就去世了,死时61岁。 



陶铸之女陶斯亮:我和我爸是“两口子”
2008年12月4日 09:28


 



陶斯亮

 

 1978年12月,一篇长达万余字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女儿对含冤而逝的父亲的无尽思念,勾起了无数饱经乱世离合者的共鸣。陶斯亮因而闻名全国,她的父亲陶铸也在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获得平反。 

  杨叔叔是童年最亲的人 

  在中共的革命历史上,有7对“弄假成真”的著名夫妻,陶铸和曾志就是其中一对。1933年初,根据组织的安排和工作需要,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假扮成夫妻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短短几个月的相处后,陶铸被调往上海,两人就此分别,几年后,重逢于延安,两人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陶斯亮,意思是“这儿,最光明”。

  鲁豫:您长得像谁? 

  陶斯亮:我很愿意像我妈,但还是像我爸了。我妈长得秀气,到老都很清秀。她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漂亮老太太。有人说,革命的美人永远不老。 

  鲁豫:妈妈讲过您出生时的故事吗? 

  陶斯亮:我生在延安,是一个苏联妇科医生给我接生的。生我时妈妈子宫大出血,差点儿死掉。生下我不久,因为整风运动,她被隔离了,整得很惨。 

  曾志怀孕7个月时,曾被惊马摔到地上,造成脑震荡;分娩的时候,由于护士缺乏经验,孩子直接掉在地上。生产后没多久,又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她成了延安整风运动审查的重点对象。虽然经历了严酷的车轮战和颇有“创意”的体罚,她依然有则说有,无则说无,始终不掉一滴眼泪,只是更加想念女儿斯亮。最终,为了甩掉压在身上的“错误”包袱,证明自己政治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她打报告给毛泽东,主动要求随丈夫北上打游击。 

  1945年,陶铸和曾志双双被派往东北,年幼的陶斯亮被留在延安保育院,托付给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疾战士杨顺卿照看。在陶斯亮的记忆中,这位曾给朱德当过马夫的杨叔叔曾是她童年最亲的人。 

  陶斯亮和杨顺卿相依为命。杨顺卿对这个小女孩投入了全部情感:养鸡下了蛋,自己不吃留给她吃;业余时间纺线,卖线得来的钱全给她买了零食。同时,杨顺卿温和、安详的性格也潜移默化了这位“养女”。陶斯亮日后回忆起杨叔叔时说:“虽然他没文化,但是他却教会了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善良。” 

  第一次见爸爸,吓得大哭 

  1946年,国共战火炙烈,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转移别处。这一年8月,杨顺卿带着年幼的陶斯亮到东北寻找陶铸夫妇。刚走出延安不到30里,就遇见飞机轰炸,坐在驴背柳条筐里的陶斯亮吓得大哭。杨顺卿赶紧拽着毛驴躲进青纱帐,天黑才敢出来。 

  此后,为绕开危险的国统区,他们先绕道至晋察冀解放区,继而南下邯郸,再东行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最后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今丹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陶斯亮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一个40多岁的残疾军人和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一段传奇之旅。 

  鲁豫:路费从哪儿来? 

  陶斯亮: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就拿着介绍信,说这是陶铸同志的女儿,要去东北找父母,请你们一路上照顾。一封介绍信,就这么走天下。走到张家口,胡耀邦在那儿,给了我们一些盘缠,但主要还是拿着介绍信办事,好像运包裹一样,一站一站运过去。 

  走了一年,我们到了东北。我爸在辽宁当省委书记,他们原来以为我死路上了,已经把我的相片挂出来当遗像了。当时我爸正在开会,一听到门卫报告,高兴坏了,一下冲出来,而且一屋子开会的人都跟他冲出来。我被那阵势吓坏了。

    他抱着我,我吓得直哭。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杨叔叔,第一次见爸爸,我是以大哭来对待他的。 

  鲁豫:您妈妈在旁边吗? 

  陶斯亮:我妈当时在前线,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她回来那天,我吓得躲在门背后不敢出来。我一回来就被带去洗澡、换衣服、剪头发。打理整齐后,和杨叔叔照了一张相。照片上我们俩的样子傻极了,呆若木鸡。杨叔叔后来一直跟着我,一直到我9岁,全国已经解放好几年了,我爸妈对他说,老杨啊,你该回去了,该有自己的家了,亮亮大了,你不可能老跟着她了。当时正好我爸一个战友到贵州当省长,把他带走了。分别的时候,我和他哭得死去活来,像生离死别。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留给我,走了。 

  妈妈女强人,爸爸慈母心 

  无论在中共的党史上,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陶铸都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他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18岁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共产党,立下赫赫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陶铸性格豪放强硬,对待自己的独生女儿,七尺男儿却换上了一副慈母心肠。陶斯亮的学生时代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甚至小学六年级时还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天天要等到父亲回来才肯睡觉。 

  鲁豫:对父母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陶斯亮:忙,老是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我妈妈干工作不屑于跟在我爸后面,老是在前面自己挑头干,属于骑马挎枪走天下的那种女性。但他们只要有点时间、精力,就把爱放在我的身上。 

  鲁豫:听说您爸爸每天起床后都要来看看你,晚上回来不管多晚也要来看您? 

  陶斯亮:对,他来查房啊,看我是不是穿睡衣了,蚊帐是不是放好了。广东太热了,我睡觉不爱穿睡衣,我爸老让我穿。他希望我打扮得漂亮一点儿,我要是梳头梳得太板正,他会给我弄乱一点儿。 

  曾志是位出名的女强人。与陶铸结婚后,这位颇有事业心的女性不愿意生活在丈夫的盛名之下,更不愿意只做夫人和配角。1952年,曾志出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她把家安在电厂里,所有时间都用来调查和学习,周末才回家看看丈夫和孩子。 

  在家里,这位女部长也不苟言笑,丈夫和女儿说说笑笑,她在一旁静静听着,很少插话。在女儿的印象中,对工作抱有无限热情的母亲对他们父女两人少了些温存和柔情,所以陶斯亮跟父亲特别亲,称自己是“爸爸派”。 

  鲁豫:成长的过程中,妈妈去做女强人,不在您身边,您当时能理解吗? 

  陶斯亮:我跟我妈不是很亲,跟我爸亲。我妈没时间顾我们,家里就我和爸爸爷儿俩。所以我小时候一直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人家问,你们家几口人?我说,我和我爸两口子。我爸很关心我,会给我讲故事,跟我聊天,表现出对我的喜爱,比如亲亲抱抱之类。 

  我妈总是一本正经。比如我不爱洗衣服,把衣服泡上就懒得洗了,广州又热,一泡就臭。我爸不管我,我妈不行,她回来要是看见我泡一盆衣服没洗,就是半夜12点也会敲门把我敲醒,非把我叫起来,让我洗完衣服再睡。我小时候和她不亲,甚至不记得妈妈的吻是什么样的。 

  陶斯亮从小喜欢文学,一度想报考中山大学中文系或历史系,但这种想法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陶铸在政坛上摸爬滚打几十年,深知学习文科的政治风险,坚持要女儿务实一点,建议她学医。陶斯亮拗不过父亲,考上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刚进校时,陶斯亮的发型、说话、着装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她委屈得偷偷地哭。第一次从解剖室出来,她吓得腿直打颤,被同学搀扶着回到寝室,但最终还是慢慢学着从精神到身体适应医学院学生的生活,后来甚至可以大胆地拎着一条人腿骨回宿舍,躲在蚊帐里钻研。 

  耿直的爸爸惹怒了江青 

  1966年5月,“文革”阴霾逼近,陶铸从广东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成为接班人。而刚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出人意料地成为“第四号人物”。 

  陶斯亮:我父亲刚开始被当做拉拢对象,因为他不是“刘邓”山头上的人,非要分的话,他属于“四野”山头,就是林彪那一系。当时“四野”正红,“中央文革小组”想把我父亲当成炮弹打“刘邓”,但我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是那种当炮弹的人。他一听“中央文革小组”要他打“刘邓”就很反感,主动站到“刘邓”那边。 

  后来他跟我说,中国不能再乱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些做地方工作的人真是搞怕了,粮库没粮,眼看一个省都要断顿儿,这种状况不能再来了。所以他赞成“刘邓”把“造反派”压下去。 

  我父亲原以为主席很欣赏他,后来胡耀邦跟我妈说,其实主席不喜欢像陶铸这样的人,说他有点英雄主义。我父亲在许多事情上争强好胜,他一直以为是主席把他调到中央来的。 

  有人说,陶铸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实际上是江青的主意。江青原本希望借陶铸打压“刘邓”。陶与刘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埋下了关系不睦的种子。根据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的记述:“1942年,我(陶铸)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但是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刘少奇主持经济调整,收束激进政策,收拾困难局面,众望所归。因此,当江青试图利用陶铸这颗棋子“倒刘”时,却发现此人并不听话,很快就与陶铸爆发了直接冲突。 

  陶斯亮:第一个冲突是对待“造反派”的态度。我父亲认为这些人不可靠,历史上都有问题。江青非要让他宣布他们是“革命的造反派”,宣布中央支持他们。我父亲不愿意,他们就吵开了。江青说我父亲是国民党。 

  鲁豫:当着很多人的面吗? 

  陶斯亮:对,当时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她说我父亲是国民党。我父亲急了,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集体入了国民党。我父亲说,毛主席也是国民党。这句话他说得有点儿过,好多人认为是这句话把问题搞严重了。江青说陶铸镇压她,当场大哭起来。我父亲是有点声色俱厉的,江青哪受得了啊。后来直接的导火线出在王任重问题上,他们要把王任重打倒,我父亲不同意,又吵起来。最后他们瞒着我父亲把他踢出“中央文革小组”,我父亲自己还不知道。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这番讲话公布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明眼人一下就知道,江青是故意省略了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是说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对陶铸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果然,仅仅40天后,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上最醒目的口号就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此时,陶斯亮正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等待分配。 

  鲁豫:父亲出事的消息您怎么知道的? 

  陶斯亮:我当时在上海,是应届毕业生,因为“文革”开始了,还没分配工作。我父亲1967年1月4日被揪出来,当天晚上两三点钟,同学把我叫起来,给我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写着“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我一看,知道完了,爸爸出事了。变化太快了,我心理上完全转不过来,忽然就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我爸出事以后,我不住宿舍了,因为受不了那些同学。他们也别扭,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那时大家说起陶铸,都觉得他是坏人,而我就是坏人的女儿。我和一个大学同学搬了出来。“文革”中学校停课,大家占地为王,占到哪儿算哪儿。我俩就占了一间微生物实验室,在水池子上铺了个木板,睡那儿。我也不敢去食堂吃饭,都是这位朋友替我打饭。我们很穷,一个月只有15块钱,她尽量给我买点营养品什么的。后来我病倒了,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肌炎,一分钟心跳120次。 


  陶斯亮 陶铸和曾志夫妇的独生女儿。她1941年生于延安,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当了20年医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暨中国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等职,致力于“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等公益活动。

  为母亲,他第一次流泪 

  陶斯亮万万没有想到大难临头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打得头晕目眩。1967年8月,她想尽办法回京探望父母,但是,这时她已经无法像往常那样自如地见到父亲了。陶铸夫妇被软禁在住所,他们的女儿站在门口,几经请示之后才得进家门。这次难得的团聚是陶斯亮成年以后一家三口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陶斯亮:我爸妈不知道我要回去,所以一看见我,我爸喜出望外。但是,我只是几个月不见他,他已经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原先那么一个生龙活虎的人,一下子变成这样,我受不了,当时就冲到厕所里大哭,眼泪擦不干。后来我妈进来说,你坚强点,你爸和我不喜欢看见你这个样子。 

  鲁豫:当时他们有行动自由吗? 

  陶斯亮:我爸没有,被软禁了,电话都给撤了。24小时有人盯着他,他吃饭、写字,跟我们说话,都有人在旁边站着。他们也不是要怎么斗你、打你,就这么盯着你。我父亲每天晚上睡觉都有强光灯对着他的头。 

  鲁豫:睡觉都要开着灯? 

  陶斯亮:对。上厕所都被盯着,极不自由。我们有三间房,中间客厅,一边是我爸的卧室,一边是我妈的卧室。我和我妈睡一起,说话都不敢大声,躺在床上咬耳朵,就怕被人窃听。我爸去世以后,我整理他的东西,看到他练字的纸上写着好多诗,我赶快藏起来,因为当时他还没平反。平反以后,我给他出了个诗集,很多诗都写得特别悲愤。 

  在1967年至1969年两年多的圈禁中,失去了人身自由的陶铸经常在室内读书练字,用毛笔把诗写在旧报纸上。有一次,他给女儿讲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挈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困厄苦闷与不甘消沉的心情可见一斑。 

  1967年9月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借题发挥,掀起新一轮的阶级斗争高潮。陶铸悲愤中写道:“自杀,就是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归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请相信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鲁豫:他们会被“造反派”揪到外面批斗吗? 

  陶斯亮:有一次在中南海同时批斗刘、邓、陶三人,一大群人突然冲进屋子,把我爸妈带走了。我坐立不安。有个警卫说,你跟在后面悄悄看,没事的。我就去了,看到那群人这个按一下他的头,那个按一下他的头,他还老是很倔强地挺起头来。他们声色俱厉地喊口号,批斗他。 

  爸爸回来后,我端了盆洗脚水,想让我爸泡泡脚。结果看见他头上有一个大包,是刚才批斗时打出来的。我扑上去说,爸爸,我给你揉一揉。他一下把我甩开,说,如果我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就跟他们拼了。他说,要批斗就批斗我,为什么把曾志拉去,她是个病人。说到这儿,他流泪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我爸流泪,他是心疼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候有甲亢。 

  后来他们不提“保皇派”的问题了,直接说他是叛徒,给蒋介石写过信,出卖过同志,又在南京监狱写过悔过书——这些把我也弄糊涂了。我那时候还真挺相信党的,就问他,你有没有出卖过同志?我爸气得眼睛快喷出火来了,说,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愿自己的热血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 

  从那以后,我再没怀疑过他了,因为只有受到最大委屈的人才可能有那种眼神。我觉得他特别屈辱,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遭到那样的对待,“虎落平阳被犬欺”。 

  一天,一个警卫破门而入,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他可能背错了,这人就训他,说你怎么对待毛主席的,语录都记不清,可见你的本性。把我爸批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人自己念了一段语录。我在学校天天念语录,一听他也念错了,赶紧找出语录本,翻到那一页就冲出去,说你也念错了,你是怎么对待毛主席的,你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那人顿时觉得尴尬,走了。然后,我和我爸哈哈大笑,觉得打了一场胜仗。我从没见他那么开心。他说,我这个傻亮亮还真行啊。 

  爸爸突患癌症含冤去世

    1967年,在和父母短短一个月的相聚之后,陶斯亮接到工作分配通知,只身前往东北一所军队医院任职。离家那天,她怕伤心,没有向父亲告别。她没想到,这将成为永生的遗憾,因为这一别是和父亲的永别。 

  陶斯亮:早上走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告别。我怕见他,跟他告别,我肯定会哭。父亲去世以后,我整理他的遗物,看到他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上密密麻麻批了很多字,最后一句是:“女儿离家之夜,9月13日。”说明他那晚没睡,想着我要走了。当时我没想到自己再也见不着父亲了。 

  有两年时间,我不知道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我妈不告诉我。一直到1969年10月林彪的“一号令”出来,因为我妈要被疏散,他们让我回来看看,我才回京。当时我妈已经搬出中南海,住在华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问她,爸爸在哪儿?她说,回头再告诉你。后来有一天她跟我说,亮亮,我要跟你谈谈你爸爸。突然间,没有任何过渡的话,我妈跟我说,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哭都哭不出来,整个人晕了,好半天才“哇”的一声哭出来。 

  1968年10月,陶铸就感到身体不适。拖到第二年4月,胆囊受压,全身变黄,病显危态后,才被送进医院。周恩来亲自批示给陶铸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手术。 

  探查结果证明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但几个月后病情再度恶化。此时,身为医生的陶斯亮已从东北调到西北,并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她的丈夫抱着孩子站在岳父家门口,请求能让他进去或让外公出来,看一眼外孙,但不被批准。陶斯亮始终对父亲的病情一无所知,一方面母亲刻意对她隐瞒了真相,另一方面她与父母的书信往来根本不能提到父亲,否则这些信件都将被扣留。曾志写给女儿的信中,也只能用“我们”来代替“我和陶铸”。尽管已经完全失去行动的能力,但陶铸所在的病房还是被警卫严密把守,甚至所有窗户都被木板钉死。 

  陶斯亮:医生的治疗水平比较好,但他们非得把病房布置成个监狱的样子。胰腺癌一旦疼起来非常剧烈,我父亲从开始得病一直到死,没有呻吟过一次。我妈说,你哼哼一下会疏解一些。我爸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疼得受不了,就让护士拿一片止痛片。他对医生、护士都很客气。有人稍微对他好一点,他就对人家说,你们不要对我这么好,将来会受牵连,会挨整的。我父亲到了癌症晚期,他们还不让他顺顺利利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还折腾他。那时候他已经骨瘦如柴,因为肠梗阻已经不能吃饭了,中央还让他走,让他离开中南海。 

  陶铸明知患了不治之症,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对妻子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但是这个时候,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把当时许多被打倒和半打倒的老帅送到外地。陶铸被疏散到合肥之前,曾志接到指示,让她或者随丈夫一起南下,但从此不得与女儿有任何联系;或者选择永远地离开陶铸,还能和女儿保持联络。 

  陶斯亮:我妈跟我爸商量。我爸说,你还是跟亮亮去吧,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跟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就这样,他俩决定了让我爸一个人去合肥。他俩都知道这是生离死别,是最后一面。 

  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只有3天时间,这3天他俩表现得非常理性、克制。我爸以为他们会让他去农场住,就让我妈给他准备雨鞋、雨伞、被套。临走那天,我妈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我爸已经肠梗阻了,根本不能吃东西,但是为了感谢我妈这份情谊,他硬是吃下去了,每吃一口,就流一头的汗,吃这顿饭花了一个钟头。 

  他跟我妈说,你告诉亮亮,我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她要知道,爸爸在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他要了我妈的相片、我的相片、我儿子的相片,拿纸包起来,揣在贴身的内衣口袋。他说,我带上相片,就能感觉到跟你们在一起了。打了一支杜冷丁,他就上路了。 

  1969年年底,曾志被下放到广东农村改造思想。这时,已是癌症晚期、又被隔离到合肥长达一个多月的陶铸音讯全无。陶铸被疏散到合肥第43天就去世了,死时61岁。 

  陶斯亮:我们住在招待所,广州军区的人奉命通知我们,说陶铸死了。我妈当时很镇定,没有流露一点痛苦的表情,只问,那我们能去看看吗?他们说,不行。我忍不住了,冲到厕所哭,待在厕所里不敢出来,因为不敢当他们的面哭,否则又说你跟陶铸划不清界线。后来听105医院的医生说,我父亲去世前直喊我的名字,说“让我女儿来”。他死了以后,被当做烈性传染病患者,尸体送往火葬场,骨灰盒上用的是“王和”这个假名,烧完了放在没人管的骨灰架上,一放9年,9年后我才把他领回来。 

  邓小平说,陶铸没什么问题 

  父亲含冤而逝,母亲在广州农村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里独自生活。陶斯亮返回了西北。她无法原谅自己。身为医生,她看过许多人,救过许多人,甚至守护着他们离开人世,但是对于病危的父亲,却没能给他喂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甚至在临终之际也不能看上一眼。陶斯亮自责,心痛,无奈。昔日的“红色公主”在父亲被打倒、逝世后,命运已完全改变。所幸,她学医出身,凭技术吃饭,在小心翼翼之中尚能保全自己的尊严。此时,她才完全明白父亲当初的苦心和远见。 

  1970年,陶斯亮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曾志此时正在广州农村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多次希望和女儿团聚,都没成功。 

  直到1972年,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两人一起来到陕西临潼定居下来。陶斯亮在临潼26医院工作,曾志则在一家干休所生活。经过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后,这对母女暂时过上了一段平稳的生活。 

    1973年,曾志又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回北京看病。接到曾志的信后,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安排她们回京。这时已经有一些老同志获得解放,陶斯亮也开始四处奔走,争取为父亲平反。 

  陶斯亮:回北京之后,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我父亲平反。那几年我活着就为这件事,只要上完班,就去图书馆去翻20世纪30年代的报纸,再不就是联系我爸当年在南京同监狱的人,让他们回忆情况,我抄写材料,一份一份地送。 

  鲁豫:往哪儿送? 

  陶斯亮:像现在上访的人一样,不知道该往哪儿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反正谁在台上给谁送,也没有别的途径,周围的人都垮了。 

  我妈曾经拿着我爸的材料,带着我,去找邓小平。他属于那种绝对不会当面给你承诺什么的人。我们从他那出来,心都凉了,因为我们郑重递上我爸的申诉材料,当时他很不经意地放在一起,开始跟我们谈他的孙子、孙女,谈他的天伦之乐。我和我妈出来以后,谁也不吭气,心说这下完了,又没希望了。 

  没想到邓小平一复出,立刻就给我爸平反。他作了批示,让胡耀邦重新调查我爸的案子,说陶铸没什么问题,是我党的老同志,表现很坚定。所以马上就给他平反了。1978年12月平反,他和彭德怀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非常隆重,来了几千人。我站那儿一滴泪流不出来,我妈是泪飞如雨。我只是觉得茫然,觉得父亲平反了,觉得自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活了,人到了这种地步,得有点目标才行。 

  平生最大心愿已了,陶斯亮和母亲在北京过起了平静的生活。她在空军总医院当医生,曾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母女俩相依为命。陶斯亮感受到了迟来的母爱。虽然在她的记忆中,母亲从没抚摸、拥抱、亲吻过她,她也从不对母亲说“爱”字,但是父亲去世以后她逐渐明白了,母亲是怎样一个非凡的女性。母亲坚强的性格,母亲忍受苦难的能力,给了她巨大的鼓励。陶斯亮的一双儿女也在母亲曾志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1994年,曾志病重住进医院,母亲将不久于人世的那段日子,陶斯亮也搬进了医院,母女俩常谈些过去不曾涉及的话题。谈的最多的是陶铸。陶斯亮问,你现在还想念爸爸吗?曾志说,我做梦老梦见他,可是很奇怪,在梦里两人总是碰不到一起。1998年6月21日,曾志与陶铸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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