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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的烦忧——读萧红散文《公园》

(2025-12-06 04: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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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灰色的烦忧——读萧红散文《公园》


公园 萧红

 

  树叶摇摇曳曳地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

  “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

  “多幸福,像你们多幸福,两个人逛逛公园……”

  “坐在这里吧。”郎华招呼他。

  我很快地让一个位置。但他没有坐,他的鞋底无意地踢撞着石子,身边的树叶让他扯掉两片。他更烦恼了,比前些日子看见他更有点两样。

  “你忙吗?稿子多不多?”

  “忙什么!一天到晚就是那一点事,发下稿去就完,连大样子也不看。忙什么,忙着幻想!”

  “什么信!那……一点意思也没有,恋爱对于胆小的人是一种刑罚。”

  让他坐下,他故意不坐下;没有人让他,他自己会坐下。

  于是他又用手拔着脚下的短草。他满脸似乎蒙着灰色。

  “要恋爱,那就大大方方地恋爱,何必受罪?”郎华摇一下头。

  一个小信封,小得有些神秘意味的,从他的口袋里拔出来,拔着蝴蝶或是什么会飞的虫儿一样,他要把那信给郎华看,结果只是他自己把头歪了歪,那信又放进了衣袋。

  “爱情是苦的呢,是甜的?我还没有爱她,对不对?家里来信说我母亲死了那天,我失眠了一夜,可是第二天就恢复了。为什么她……她使我不安会整天,整夜?才通信两个礼拜,我觉得我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嘴上的小胡也增多了。”

  当我们站起要离开公园时,又来一个熟人:“我烦忧啊!

  “我烦忧啊!”像唱着一般说。

  我和郎华踏上木桥了,回头望时,那小树丛中的人影也像对那个新来的人说:

  “我烦忧啊!我烦忧啊!”

  我每天早晨看报,先看文艺栏。这一天,有编者的说话:

  摩登女子的口红,我看正相同于“血”。资产阶级的小姐们怎样活着的?不是吃血活着吗?不能否认,那是个鲜明的标记。人涂着人的“血”在嘴上,那是污浊的嘴,嘴上带着血腥和血色,那是污浊的标记。

  我心中很佩服他,因为他来得很干脆。我一面读报,一面走到院子里去,晒一晒清晨的太阳。汪林也在读报。

  “汪林,起得很早!”

  “你看,这一段,什么小姐不小姐,‘血’不‘血’的!这骂人的是谁?”

  那天郎华把他做编辑的朋友领到家里来,是带着酒和菜回来的。郎华说他朋友的女友到别处去进大学了。于是喝酒,我是帮闲喝,郎华是劝朋友。至于被劝的那个朋友呢?他嘴里哼着京调哼得很难听。

  和我们的窗子相对的是汪林的窗子。里面胡琴响了。那是汪林拉的胡琴。

  天气开始热了,趁着太阳还没走到正空,汪林在窗下长凳上洗衣服。编辑朋友来了,郎华不在家,他就在院心里来回走转,可是郎华还没有回来。

  “自己洗衣服,很热吧!”

  “洗得干净。”汪林手里拿着肥皂答他。

       郎华还不回来,他走了。

(选自《中国现代名家写景美文》) 


                                   灰色的烦忧——读萧红散文《公园》



【读与评】

萧红女士的散文《公园》如同一幅用灰色调勾勒的都市速写,在看似平淡的对话与场景中,潜藏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无处安放的灵魂。那个在公园里踢撞石子、扯掉树叶的报社编辑,那个反复吟唱“我烦忧啊”的熟人,以及那个带着酒菜回家却哼着难听京调的朋友,共同构成了一幅精神漂泊者的群像。萧女士以她特有的敏锐,捕捉到了现代人最本质的生存困境——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人们既失去了旧有的精神依托,又找不到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公园本应是都市中的一片绿洲,是人们暂时逃离喧嚣的避难所。然而在萧女士的笔下,公园却成了展示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舞台。那位报社编辑的矛盾行为尤其具有象征意义——他既渴望与人交流,“你们来多久啦?”的问候流露出对人际温暖的向往;又无法真正融入,“故意不坐下”的动作暴露了他内心的抗拒。这种矛盾在“小信封”的细节中达到高潮:他想展示那封神秘的信件,最终却只是“把头歪了歪”又将信放回口袋。这一连串动作精准地刻画了现代人的沟通困境——渴望被理解又害怕被看透,在亲密与疏离间痛苦摇摆。

萧女士通过编辑之口道出了现代爱情的异化状态。编辑对爱情的描述充满了病理化的隐喻:“失眠”、“头发脱落”、“小胡增多”,爱情不再是浪漫的结合,而成了一种折磨人的疾病。“恋爱对于胆小的人是一种刑罚”这句话,尖锐地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连最私密的情感关系也变成了充满焦虑的场域。更值得注意的是,编辑将母亲去世与恋爱感受进行对比——前者带来的痛苦一夜即逝,后者却让他持续不安。这种对比暗示了传统家庭伦理的瓦解与现代人际关系的脆弱性,亲情尚能有明确的哀悼仪式,而爱情却成了无解的谜题。

报纸上那段关于“摩登女子的口红”等同于“血”的评论,将这种现代性批判推向了高潮。资产阶级小姐“吃血活着”的比喻,表面上是对物质主义的抨击,深层则是对整个现代文明野蛮本质的揭露。当人类最自然的嘴唇需要涂抹象征性的“血”来彰显存在时,这种“污浊的标记”不正是现代人异化的最鲜明象征吗?有趣的是,这段出现在文艺栏的激进言论,恰恰出自那位精神苦闷的编辑之手,这一细节巧妙地暗示了知识分子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自身也深陷其中的悖论状态。

胡琴声与京调在文本中的出现绝非偶然。当编辑朋友“哼着京调哼得很难听”时,汪林窗子里传出的胡琴声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这两种传统艺术形式的扭曲呈现,象征着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失范与变质。京调不再承载着艺术的韵味,而沦为酒后的胡乱哼唱;胡琴也不再是高尚的雅乐,而成了日常生活的背景音。这种文化上的尴尬处境,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他们与传统文化已经疏离,却又无法真正拥抱现代性。

萧女士在《公园》中展现的远不止是几个知识分子的个人烦恼,而是一幅更为广阔的时代精神图景。通过公园里的偶遇、家庭中的对话、报纸上的言论这些日常生活片段,她捕捉到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普遍面临的精神危机。当编辑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等待郎华时,那种焦躁不安不正是现代人精神无处安放的生动体现吗?而汪林那句简短的回答“洗得干净”,与编辑复杂的内心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暗示着普通民众或许能以更简单的方式应对生活,而知识分子却因过度的自我意识而陷入难以解脱的精神困境。

在当今社会,萧女士笔下的这种现代性困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复杂的形式延续着。我们仍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仍然在亲密与疏离间挣扎,仍然在物质丰富中感受精神贫瘠。《公园》之所以至今读来仍感同身受,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生存的永恒命题。萧女士以她细腻的观察和深刻的同情,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得以审视自身在现代化浪潮中的精神处境。或许,认识这种困境本身就是解脱的开始,正如那个在公园里反复吟唱“我烦忧啊”的身影,他的痛苦呼喊本身就已经是对痛苦的某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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