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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校释研究(第二章下)

(2011-06-30 16: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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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新撰论稿
  三、丁啓陣的《秦漢方言》

    丁啟陣的《秦漢方言》是國內出版的以揚雄《方言》爲主要材料進行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並取得了值得重視的研究成果。

    全書共分六個部分:壹,秦漢時期的漢語方言區;貳,從《方言》標音材料看漢代方音;三,從合韻情況看漢代方音;肆,漢方言字(詞)表;伍,從揚雄《方言》 與郭璞註的比較看當時漢語發展的一些問題;陸,從秦漢經籍傳註看秦漢方言。書後附方言地圖四幅,圖一爲秦漢時期漢語方言地圖;圖二、三、四分別爲“哀”、 “信”、“履”說法的分佈圖,用以印證他所作的方言區劃。又另附一幅經改制的《方言地名簡圖》。除三、陸兩部分帶有旁證性質以外,其他各部分都直接取材於 《方言》。

    第一部分的核心內容是秦漢時期的方言區劃。丁氏的分區,基本是依據林語堂以來很多學者所採用的方法,即通過分析《方言》中地名獨舉和並舉的出現情況進行分 區。“選擇多項標準用統計方法比較不同的方言之間相似的程度,這是一種共時的對比分析。”丁氏把漢代的方言區分爲八大區,即①燕朝方言(北燕朝鮮洌 水);②趙魏方言;③海岱方言(齊海岱);④周洛方言(關東周洛);⑤吳越方言;⑥楚方言(楚鄭);⑦秦晉方言;⑧蜀漢方言。在這一部分,丁氏還具體說明 了他製作的方言地圖,各方言之間的區別,各方言的地位等問題。

    第二部分,作者首先勾稽出《方言》中具有標音作用的七十五組標音材料,並根據標音字探求出漢代漢語共同語的音系,接着列出《方言》標音字總表,在上述研究 的基礎上,分析了漢代方言的聲母、韻母、聲調,並深入地分析了聲母、韻母在各大方言之間的音值折合情況和聲調在各大方言的調值。研究《方言》標音字所反映 的語音事實是個難度很大的課題,丁氏之前,國內還沒有人作過這項研究[①]。丁氏的方法和若干具體結論也許容可再議,但是,他所進行的這項研究本身具有開拓性、對材料的分析處理以及取得的相關成果具有啟發性,這種學術價值應當肯定。

    第四部分列了兩個方言字(詞)表,一個是“《方言》方言字(詞)表”,另一個是“《說文》方言字(詞)表”。這兩個表分別代表了漢代兩個截面上各地的漢語 方言,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其作用就是,“以這兩個表作爲起點,可以考察其後代方言詞語(詞語也自然會反映出一些語音規則)的流動、變遷。考察的結果或許還 會對諸如歷史地理學、方言區演變研究、人口遷移研究等學科有一些參考價值。從小的方面講,對漢代漢語方言研究中的考方言本字工作,我們也存一點兒‘有用’ 的企望。”這也是一項未見有人做過的工作。

    第五部分,作者把《方言》和郭璞註列成漢晉方言字(詞)比較表,通過比較分析,作者“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關於方言的流動情況,作者發現漢代的各大 方言基本上都有一些詞語到晉代成了共同語的成分,或者是通用範圍變得更加廣泛了。相比之下,漢代的八大方言中,對晉代共同語影響最大的要數楚方言,秦晉方 言對後代影響不大。此外,漢代北方地區的一些方言,到晉代出現在江東一帶方言中,漢代南方的一些方言詞到晉代成了通語,這種南北大遷移的現象也值得注意。 關於詞義的演變、關於詞彙發展的雙音化趨勢,在比較表中也有明顯的反映,作者也作了具體說明。

    丁啟陣把現代方言調查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用到研究以《方言》爲代表的秦漢古方言上,取得很多極爲可喜的成果,丁氏的《秦漢方言》在《方言》研究上的新貢獻值得充分肯定。

    四、劉君惠等的《揚雄方言研究》[②]

    劉君惠等(1992)著《揚雄方言研究》是至今唯一一部全面研究《方言》的專著,該書共分三編,第一編題“揚雄與他的《方言》”,第二編題“《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第三編題“《方言》註家述評”。

    第一編首先介紹了揚雄的學術、思想,指出全面認識揚雄這個人才能全面深入地認識他的《方言》;其次,就《方言》的作者問題進行了討論,肯定在新的確鑿的證 據提出來之前,《方言》的作者仍然應該是揚雄;接着討論《方言》的體例,由於《方言》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所以全書體例不盡統一,本書作者採取求同存異的 方法,力求如實反映《方言》的系統和組織情況;接着評價了《方言》在中國語言學史以及世界語言學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肯定它在描寫詞彙學和歷史詞彙學上 作出的卓越貢獻,以及對研究和瞭解漢代文化所具有的價值;最後對《方言》以後的中國古代方言學作了概述。

    第二編討論《方言》和方言地理學。作者依據《方言》所提供的資料,利用方言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中心地區歸納法”,並着重聯繫當時各地區的人文歷史 如政治、經濟、文化、商業、交通、移民等情況,劃分出了十二個方言區,在每一個方言區下,還列出了次方言。具體劃分如下:(1)秦晉方言區:秦、晉、梁 益;(2)周韓鄭方言區:周、韓、鄭;(3)趙魏方言區:趙、魏;(4)衛宋方言區:衛、宋;(5)齊魯方言區:齊、魯;(6)東齊海岱方言區:東齊、海 岱;(7)燕代方言區;(8)北燕朝鮮方言區:北燕、朝鮮;(9)楚方言區:楚郢、北楚、江淮;(10)南楚方言區:江湘、沅澧、九嶷湘潭;(11)南越 方言區;(12)吳越方言區:吳、越、甌。該書對所劃分出來的每一方言區,都詳盡地討論了它的範圍、特點以及與其他方言區的關係。

    第三編對歷代《方言》註家進行了評述。本書所評述的註家及其著作有郭璞《方言註》、戴震《方言疏證》、盧文弨《重校方言》、劉台拱《方言補校》、王念孫 《方言疏證補》、錢繹《方言箋疏》,內容包括各家所使用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就、所具有的價值以及所存在的問題等等,“力求綜覈,不作泛論”,由此也勾勒出 了《方言》研究史的輪廓[③]

    正如劉君惠先生在序論中所說,“本書主要蔪向是對《方言》一書作新的採索”。就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而言,這本著作在《方言》研究領域都稱得上是一個重要創獲,而且給予後來研究《方言》的人很多啟發,至今仍然是《方言》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第五節  二十世紀以來的《方言》研究(下)

 

    二十世紀以來,專題研究異彩紛呈[④],成果豐碩。

    一、關於《方言》所反映的漢代方言區劃

    利用《方言》材料對漢代方言進行研究,這是嶄新的研究方向,其受西方語言地理學的影響也最爲明顯,在這一研究方向上取得了較大成績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林語堂。林氏曾對秦漢時期的方言情況發表過一系列研究文章[⑤], 其中關於漢代方言區域的文章最爲著名。《方言》的體例涉及方言地理的有以下三種:一種是通語,一種是地點方言,一種是區域通語。《方言》中直接有關方言地 理的,就是紛繁複雜的地域名稱。由於這些名稱不處在同一地理層次上,從現代方言地理學的眼光來看,這些材料當然不理想。但是要依據《方言》來考證漢代方言 區域,卻不能拋開這些材料。林語堂正是根據《方言》所引地名的分合來推測漢代的方言區劃的。

    林氏在《西漢方音區域考》中,把漢代方言分爲十四系:[1]秦晉;[2]梁及楚之西部;[3]趙魏自河以北(燕代之南併入此系);[4]宋衛及魏之一部 (與第[10]系最近);[5]鄭韓周自爲一系;[6]齊魯(魯近第[4]系);[7]燕代;[8]燕代北鄙,朝鮮洌水;[9]東齊海岱之間,淮泗(亦名 青徐)(雜入夷語);[10]陳汝潁江淮(楚)(荆楚亦可另分爲一系);[11]南楚(雜入蠻語);[12]吳揚越(而揚尤近淮楚);[13]西秦(雜入 羌語);[14]秦晉北鄙(雜入狄語)[⑥]

    林氏的貢獻首先在於他是第一個利用《方言》研究漢代方言區劃的人,其次則在於他所創立的研究方法。林氏在《西漢方音區域考》中分析《方言》裏的地名分合情 況時,立下了四條通則,即:①甲地在《方言》所見次數多半爲與乙地並舉,則可知甲乙地方音可合一類(如秦晉);②甲地與某鄰近地名並舉之次數多於其他方面 鄰近地名次數,則可知甲方音關係之傾向(如齊之于魯);③某地獨舉次數特多者,可知其獨爲一類(如楚及齊);④凡特舉一地之某部,其次數多者,則可知某部 有特別方音,別成一類,由該地分出(如齊分出東齊,73次。楚分出南楚,85次。燕分出北燕,43次)。這四項通則基本上是正確可行的,並爲後來研究漢代 方言區劃的人所採用。

    司理儀把漢代方言劃分爲六大地區,上文已經介紹過。

    羅常培、周祖謨合著的《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1958)一書中“漢代的方音”一章曾專門討論漢代方言的地理區域,他們基本採用了林語堂 的方法。但只分爲七區:①秦晉,隴冀,梁益;②周鄭韓,趙魏,宋衛;③齊魯,東齊,青徐;④燕代,晉之北鄙,燕之北鄙;⑤陳楚江淮之間;⑥南楚;⑦吳越。

    周振鶴、游汝傑根據《方言》和《說文》的材料,通過對兩書所指的使用地點的統計,推測出漢代方言區域,並繪製了一幅《漢代方言區劃擬測圖》。作者認爲圖中 的朝鮮、北狄、西戎、越、東齊、淮夷是少數民族語言區域,漢語方言區域是北燕、齊、秦晉、汝潁和趙、吳和楚以及南楚、蜀六個[⑦]

    李恕豪認爲方言地理學的方法無法應用於《方言》來進行漢代方言區劃的研究,他在《論揚雄〈方言〉中的幾個問題》[⑧]一 文中說,他採用的是所謂“中心地區歸納法”,通過歸納古國名在《方言》中的並舉次數,劃出漢代方言地區以及確定各區之間的遠近關係。李氏劃分爲十二個方言 區,具體見上文。從方言與方言之間的遠近關係,李氏又把漢代的方言劃分爲三類:對其他方言構成輸出性影響的爲一類,如秦、趙、齊、楚等;往往從其他方言接 受影響的爲一類,如晉、梁益、魏、宋、燕、陳、江淮、吳等;比較孤立保守的爲一類,它們或者是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如周、衛、魯等,或者曾是非漢語地區, 如東齊、海岱、北燕、朝鮮、南楚、南楚之外、越、甌等。李氏的研究方法和分區觀點,受到美國學者司理儀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此外,張步天“根據漢代行政區劃長期相對穩定對方言分佈的影響,人口的遷移大勢,以及參照先秦時期方言分佈的歷史”,提出十類十六區的漢代方言分區設想,並繪製了“兩漢方言分區”圖[⑨]。 松江崇對林語堂、Paul L-M. Serruys、劉君惠等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了總結、評述,指出上述研究者的方言區劃對於鄰近方言區的關係問題有所忽略。鑒於此,作者在其所著《揚 雄<方言>逐條地圖集》的基礎上,對鄰近方言地域間存在的言語境界線作了探討,指出了漢代方言間的斷絕性和連續性,並繪製了地圖[⑩]。可以說,這是對以往利用《方言》材料對漢代方言區劃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尤其是在方法上是一個新的嘗試。

    就《方言》中的某一個方言區進行討論的論文,還有汪啟明的《<方言>中的“東齊”考辨》[11],趙振鐸、黃峰的《<方言>裏的秦晉隴冀梁益方言》[12],吳永煥的《從<方言>所記地名看山東方言的分區》[13],陳立中的《論揚雄<方言>中南楚方言與楚方言的關係》和《從揚雄<方言>看漢代南嶺地區的方言狀況》[14]等。汪啟明在《先秦兩漢齊語研究》[15]這 部專著中,也有兩個章節涉及《方言》中齊語的討論。這些專題討論中有的很深入,比如在“齊語區域的擴張問題探索”一節中,從歷史、地理、方言區域和文獻方 面就“東齊”問題進行了深入考察,並由此確認“東齊語和齊語最初可能有所不同,但在漢代,‘東齊’和‘齊’同屬於齊語”,這個結論與林語堂在《前漢方音區 域考》裏面提出的東齊自爲一個特殊方言的論斷不盡相同。再比如在“齊語廣證”這一章中,以《方言》中的齊方言爲主要材料,首先探討了齊語的詞彙類屬,包括 自然現象、親屬稱謂、肢體名稱、度量衡、生產勞動、兵器類、飲食文化等,接着又從《方言》本身以及《方言》與其他辭書或漢代經師注釋所記錄的齊語比較入 手,對齊語詞語的通行區域問題作了具體的探討。

    二、关于《方言》的作者。

    這是語言學史上的一個懸案。由於《漢書·藝文志》和揚雄本傳都沒有記載《方言》,宋代洪邁開始對揚雄作《方言》提出了懷疑。清代學者戴震等堅持認爲作者是 揚雄,但是由於他們衹否定了洪邁的質疑理由,並沒有能夠從正面提出肯定揚雄是《方言》作者的證據,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是非皆無顯據”,周祖謨在 《方言校箋》自序中也還是採取不予論定的立場。這個問題此後一直討論不絕如縷,其中清代兩位肯定派學者的觀點一直影響到今天。一是陶方琦的“揚雄倉頡訓纂 即在方言中說”。馬學良在陶氏觀點啟發下,提出《漢書·藝文志》所載“揚雄的《訓纂》和《揚雄倉頡訓纂》實爲一書”的觀點,他認爲“《訓纂》是仿《爾雅》 的詁訓爲《倉頡》釋義”,“《揚雄倉頡訓纂》是在《訓纂》的基礎上,又以方言作釋”,故“《方言》實爲《揚雄倉頡訓纂》篇中之註釋,《方言》之不能與《揚 雄倉頡訓纂》分割獨立爲名,猶其他經籍之註疏不能與經分割獨立爲名,漢志既收《揚雄倉頡訓纂》其書,則《方言》即在其中矣”[16]。 再一個是錢大昕所持的“《別字》十三篇即揚雄所撰《方言》十三卷”說。束景南採用錢氏的這一觀點,從三個方面搜羅了《別字》即《方言》的證據:(1)從 《方言》本身尋求內證。文中指出:在漢代,“別字”有兩義,其中之一指小學的方言字;“方言”一詞始于許慎時代,是後起用語,《別字》是《方言》的初 名。(2)從《漢書·藝文志》中尋求證據。從漢志記載作家作品的體例入手,證明《別字》十三篇爲揚雄所作。(3)考察《別字》到《方言》的演變過程。從對 《漢書》到《風俗通義》的綜合考察以及辨析劉歆、揚雄答問書非僞作的考論中,概括出《方言》一書流變的過程,從而肯定《別字》即《方言》[17]

    我本人相信揚雄是《方言》的作者,主要理由在本書上一章已做了概述。

    魯國堯提出了一個論證思路,他說:“如能從詞彙、語法、風格等方面鑒定劉歆、揚雄遺答二書也許是解決揚雄是否著《方言》這一懸案的辦法之一。”[18]這個提議很值得重視,有興趣的同志不妨把揚雄、劉歆的其他相關作品和這兩封書信的詞彙、語法、風格做一個詳盡、科學的比較,這樣也許能夠求得堅實的結論。

   、關於《方言》的體例

    對《方言》的基本體例,早期著作比如胡樸安的《中國訓詁學史》、劉師培的《中國文學教科書》,都已經有具體論述。建國後這方面的研究有新的較大的進展,這可以濮之珍的《〈方言〉母題重見研究》[19]和李開的《〈方言〉總體結構及其對〈爾雅〉古今語的記述》[20]爲代表。

    濮之珍發現《方言》裏有母題(即解釋語)重現的現象,她統計了八卷,在528個詞條中,母題重見78見,凡214條,占五分之二強。通過深入研究,她揭示 了重見的三個原因:方言區域的不同、義類的不同、音類的不同;概括出四個類型。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這一發現對於人們正確認識《方言》和利用《方言》都有 極爲重要的意義。

    李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方言》的總體結構作出了新的概括:

    C=K+j+f(Σd1d2……d13,Σi1i2……in,Σt1t2……t10)…

C:總體結構;K:古語詞;j:今語詞;d:方言區(李氏採用十三方言區說);i:方言隨機稱說;t:《方言》語詞類別(李氏概括爲三大類十種)。作者認 爲總體結構是共時空間性的,古今語是歷時性的,在《方言》總體結構中體現了對《爾雅》古今語的記述。衍變後的總體結構爲:

 

     古語詞—今語·通語—古語留存於方言或通語中的稱說

       《爾雅》             《方言》省略式之一種

                    《方言》

    通過比較《爾雅》古語詞和《方言》中的古語詞留存,就可以看出《爾雅》古語詞在西漢方言中的某些分佈情況。李氏研究的主要意義正在於此,他所揭示的《方言》體例上的這一特點,有助於人們從歷史語言學的方面去認識、利用《方言》。

    四、關於《方言》的成書與版本

    遠藤光曉從編集史的角度研究《方言》,方法新穎、見解獨到[21]。 “編集史是聖經學的一個術語,這個方法根據同一文獻內部所存在的體例不統一的現象識別出各種不同的資料來源,據此進而考察其成書過程。”運用這種方法的理 據是,“幾乎所有的大著作都不是一氣呵成的,而是使用各種各樣的先行資料經過複雜的加工過程編集而成。因此某一部著作好比是一個語言的共時態,既有系統性 又有歷史遺留下來的不規則性。”運用這一方法的目的就是,要給這種不規則性以合理的解釋。他首先列出全文的基本依據,即文中所謂“偏在特徵”,包括注釋體 例的類型、“謂之”和“曰”的分佈特徵、地名的分佈特徵,將各類資料繪製成表,然後進行各項及綜合的頻率統計,最後從統計結果中歸納分佈特點和含義。文章 在結論中指出,籠統地認爲《方言》是一個整體的觀點是不正確的;作者又從辭彙內容比較上指出《方言》和《急就篇》之間存在承襲關係;並提出應將《方言》與 《爾雅》、《倉頡篇》、《急就篇》及《詩經》、《左傳》等進行比較,從而最終探索出《方言》的成書過程。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是,傳世的《方言》就是郭璞的註本。戴震、盧文弨、王念孫、劉台拱、錢繹等都對《方言》郭註本的整理作出過貢獻,五十多年前出版的周祖謨的《方言校箋》則是最好的也是最爲通行的校本。

    現存最早的郭註《方言》刊本是南宋慶元庚申年江西潯陽李孟傳刻本,李致忠最早詳盡介绍了宋刊本的版式、刻工及历代收藏情况,並記述了宋刊本流傳中如傅增湘等關鍵人物的收藏過程[22]。 王念孫曾經通校過《方言》,他的成果淹貫在《廣雅疏證》一書之中,但是王念孫有手校全本存世則一直不爲學界所知,周祖謨做《方言校箋》時也只看到了殘存七 卷的《方言疏證》手校本。上海圖書館所藏的王念孫手校明本《方言》非常有意義,因爲這個校本爲今後研究《方言》增加了一種新的參考資料,這個校本也有助於 研究王念孫的學術發展,不僅如此,這個校本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作用,這就是能夠解決清代語言學史上一個連當事人一生也沒有能夠冰釋的誤會,即由此本知道,王 念孫以爲盧文弨從丁傑那裏抄錄了自己的校勘成果而不具名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23]

   、關於《方言》的其他重要研究專題

    關于詞彙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李敬忠的《<方言>中的少數民族語詞試析》[24]和趙振鐸《揚雄<方言>裏的同源詞》[25]相繼發表,這兩篇文章在《方言》詞彙研究上有蓽路藍縷之功。楊鋼的《<方言>研究三題》[26]提出了對《方言》詞彙進行系統描寫的構想,並對《方言》中的複音詞和同義詞作了初步探討,從構詞和詞義兩個方面初步架構了《方言》的詞彙系統。此外還有趙振鐸、黃峰的《揚雄<方言>裏的外來詞》[27]、白兆麟的《<方言>雙音詞探析》[28]等論文。我們這套學術研究叢書中有專門研究《方言》詞彙的著作,毫無疑問,這是迄今最新最全面的研究成果。

    關於用字的研究歷來都稱《方言》“多奇字”,這些“奇字”到底奇在哪裡,並沒有人具體說明過,這一問題如果能夠說清楚,對於今人 研究《方言》和利用《方言》都很有意義。我曾經嘗試做過考察,主要研究了“不見之奇”的奇字,是運用同期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進行比照的方法,一步步地排 除,最後把揚雄新造字圈定在132個“奇字”範圍之內,同時分析了它們在《方言》中的具體表詞情況[29]。這套學術研究叢書中王彩琴的《揚雄方言用字研究》比我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細緻,也更加深入,並且把我確定的揚雄奇字範圍進一步縮小了,該著在系統分析《方言》用字狀況的基礎上,還努力揭示出《方言》的用字特點和規律。

    關於古書引《方言》的考索這方面研究的意義主要是在文獻學上,《方言》的整理需要借助於這類研究成果。如頓嵩元著眼於《說文》所解釋的方言詞語與《方言》相吻合的內容,討論了《方言》對《說文》的影響[30];馮蒸對《說文》中的方言和非漢語同義詞進行了考辨,對《方言》研究多有助益[31];汪壽明對《廣韻》所引《方言》逐條進行了研究,並區別出各種具體情形[32];馬重奇則詳盡考察了《類篇》中所引方言,包括所引《方言》[33];劉紅花探討了《廣韻》中所記載的方言,也討論了到來自《方言》的材料[34];柏亞東則全面輯錄了《文選》李善註所引《方言》材料,並逐條考辨,分類論述[35]

    古書引《方言》考索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前人在校勘《方言》時非常重視古注、類書、辭書所引用的材料,但是他們的條件不如今天,首先是今天有以前學者不可 能看到的一些非常珍貴的古書(比如《慧林音義》等),其次是今天製作的很多索引,尤其是可供檢索的各種電子文獻,爲我們查找材料提供了空前的便利。清代學 者的訓詁名著中所引《方言》也值得作專題研究,比如《廣雅疏證》、《說文解字注》等,因爲這些著作中所引《方言》常常反映出這些訓詁大家的校勘意見。

    關於揚雄《方言》與現代方言將《方言》與現代漢語方言相結合進行考證的專題研究,外國學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有論文發表,如Jerry Norman所著《閩語裏的古方言字》[36]。國內專家近些年來也有相關成果發表,如王臨惠《<方言>中所見的一些晉南方言詞瑣談》[37],黃革《見於<方言>中的柳州方言詞》[38],蔡曉《由揚雄<方言>看泌陽話中古語的遺留》[39]。 不過,這方面的研究現在還停留在相關材料的發掘和收集層面,甚至還只是些簡單的比對。希望能夠出現這樣的研究成果,即結合現代方言,科學勾畫出揚雄所記載 的方言詞自漢代直至今天的演變情形,儘管只有很少的一部份詞語能夠有條件作這樣的研究,但是這樣的研究也意義重大,包括對方言史研究的意義和科學詮釋《方 言》的意義。

 



[①] 據說美國學者柯尉南(W.South Coblin)和司理儀(Palu L-M Serruys)在這方面曾有過研究。《秦漢方言》P59列出了他們的論著目錄,可參。

[②] 劉君惠、李恕豪、楊鋼、華學誠合著,巴蜀書社1992年出版。

[③] 該書第三編書稿是我撰寫的,但是著作付印前被刪削過半,有些地方甚至被刪削得不成文章,而這些刪削並非由我所做,付印前也未經我過目。事後得知,劉君惠先 生對此也深感遺憾,故借此機會予以說明。不過我爲撰寫第三編所做的單篇專論,包括關于周祖謨《方言校箋》的評論和補正,都收進了拙著《潛齋語文叢稿》(南 京大學1991年版,劉君惠先生賜序並題簽)之中了,我當時關于歷代《方言》註家的完整評論盡在此書中。

[④] 專題研究無法一一評述,早期省略尤多。比如對《方言》本身有關內容進行的專門探討和把《方言》與其他辭書進行比較研究的早期論文:王步洲的《方言聲類考敘 例》(《河南大學學報》1卷2期,1934),蔡鳳圻的《方言聲轉說》(《說文月刊》2卷八期,1940),何格恩的《說文裏所見的方言》(《嶺南學報》 3卷2期,1934),郭豫才的《說文方言迻錄後記》(《河南博物館館刊》4、5、7、8期,1936、1937),李道中的《許氏說文所稱別國殊語與揚 氏方言異同條證》(《文瀾學報》2卷2期,1936)等,比如建国後羅常培、周因夢、黃綺、馬學良、李敬忠等人的文章,也都是極有分量的,這裏都省略了。

[⑤] 林語堂《語言學論叢》裏有《周禮方音考》(1933)《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1933)《前漢方音區域考》(1933)《燕齊魯衛陽聲轉變 考》(1933)。另《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收有林氏的《陳宋淮楚歌寒對轉考》(1933-35),《語絲》第31期(1925)載有林氏的 《漢代方音考》,《貢獻》2期(1927)載有林氏的《西漢方音區域考》。

[⑥] 林氏這種分法與此前在《漢代方音考》的分法大體相同,變化在於有沒有非漢語區。前一篇文章傾向於有非漢語區,而《西漢方音區域考》則傾向於都是漢語,所以 沒有再用前一篇文章的“夷系”“蠻系”“羌氐系”“狄系”“東胡系”等名稱,改為“雜入”字樣。這說明林氏對漢代方言區的認識是有變化的。

[⑦] 見周、游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P84-87及圖4-2。

[⑧] 《古漢語研究》1990年第3期。

[⑨] 《古代方言地理》,《中國歷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27-42頁。

[⑩] 《汉代方言にぉける言语境界线――扬雄<方言>による方言区画の再检讨》,《言语类型论シンポジウム论文集》,平成9-11年度科学研究费基盤(A)研究成果报告书-第7分册(研究代表者:远藤光晓),2000年3月,50-65页。

[11]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12]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13] 《文史哲》2000年第6期。

[14]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5卷第5期、《韶关学院学报》(社科)2002年第23卷第4期。

[15] 巴蜀书社1998年8月。

[16] 《方言考原》,載《羅常培先生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17] 《<别字>即<方言>考》,載《文史》39辑,中華書局1994年版。

[18] 《“方言”的涵義》,《語言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1期。

[19] 《中國語文》1966年第1期。

[20] 《古漢語研究》1990年第1期。

[21] 《從編輯史的角度剖析揚雄<方言>》,《語苑擷英――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壽辰學術論文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2] 李致忠《北京圖書館藏宋版書敘錄(十六)》,《文献》1994年第3期。

[23] 華學誠《王念孫手校明本<方言>的初步研究》,《文史》2006年第1輯。詳參本書第五章。

[24] 《民族語文》1987年第3期。

[25] 《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慶祝王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

[26] 《古漢語研究》1992年第3期。

[27] 《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2期。

[28]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2期。

[29] 華學誠《揚雄<方言>“奇字”考――兼析《方言》“奇字”的表詞特點》,《欽州師專學報》2000年第4期、2001年第1期連載。

[30] 頓嵩元《<方言>及<方言>对<說文>的影響》,河南省語言學會編《漢語論叢》第2輯,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1。

[31] 馮蒸《<說文>中方言和非漢語同義詞考》,《說文同義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32] 汪壽明《<廣韻>与方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年第6期;《<廣韻>引揚雄<方言>考》,《語言文學學刊(第一辑)》,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年版。

[33] 馬重奇《<類篇>方言考――兼評張慎儀《方言別錄》所輯唐宋方言》,《漢語音韻學論稿》,巴蜀書社1998年版。

[34] 劉紅花《<廣韻>所記“方言”詞》,《古漢語研究》2003年第2期。

[35] 柏亞東《<文選>李善註引<方言>考》,華東師範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

[36]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Vth Inter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Beijing, August 17-19,1982. 载《方言》1983-3.

[37] 《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28卷第1期。

[38] 《天中學刊》2003年第3期。

[39] 《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2003年第16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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