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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校释研究(第二章中)

(2011-06-30 1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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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新撰论稿

第三節  二十世紀以來的《方言》整理

 

    二十世纪以來的《方言》整理,主要有條校條釋和全本整理兩大類型。

    先後做過條校條釋的學者有王國維、吳承仕、吳予天、劉君惠、胡芷藩、徐复諸家。劉君惠早年從趙少咸習《方言》,1945年作《方言疏證補補》三 卷,1984年曾經摘出卷一中的8條以《<方言>箋記》爲題在四川省語言學會第二屆年會上發表,或訂或補,條條精審,此文是唯一成文面世的內 容,先生過世後不知遺稿今存何處,無法詳論。胡芷藩的條校是針對周祖謨《方言校箋》的一篇論文,後面專章評述《校箋》時會予以引徴。徐復1988年撰成 《<方言>補釋》,收在《徐復語言文字學論稿》[1]裏面,共涉十二卷計54條,所補釋的條目雖然不多,但均屬難題,上稽歷代古籍,下考今語方言,令人讀之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全本整理的有五個本子,各有目標,所以也各具特點:丁惟汾的《方言音釋》屬于詞語疏解型,周祖謨的《方言校箋》屬于文本校勘型,佐藤進的《宋刊方言四種影 印集成》屬于版本資料型,松江崇的《揚雄<方言>逐條地圖集》屬于資料整理型,拙著《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屬于集校集釋型。《方言校箋》將有專 章討論,這裏從略。《方言音釋》[2]的旨趣在於“以音釋音,以音釋義”[3], 對文本校理根本沒有措意,甚至完全漠視前人的校勘成果,以譌字爲說者隨處可見,所以單純從校理的角度看,此書基本沒有值得稱說的內容,甚至可以認爲是一種 學術倒退,毋庸辭費。《揚雄<方言>逐條地圖集》對《方言》中有方言區域分布描寫的詞語逐字(詞)用地圖呈現了出來,這項研究工作本身就非常 有意義,其成果不僅爲研究各個詞語的漢代區域分布及其歷史演變提供基礎,而且對漢代方言區劃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作用,這樣堅實的基礎研究工作完全是創造性, 其意義和作用將會在今後的研究中不斷被得到證明,但是松江的工作幷不包括文本校理,所以對松江所做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評述應該由另一篇文章來完成。

    一、諸家對《方言》的條校

    下面依照時間先後,對王國維、吳承仕、吳予天三家的條校進行評述。

    王國維1916年冬天在清代學者校理《方言》的基礎上,“復取諸古書,用戴震《方言疏證》例校之”,1918年冬“復檢前校,見有足訂正本文及註者得十六事”,成《書郭註方言後三》[4]。 其中校《方言》正文8條,校郭璞註文8條。正文校改誤字5條,即改“溼”爲“濕”(一/10/30)、改“膠”爲“謬”(三/14/208)、改“扶”爲 “挾”(十三/85/928)、改“無升”爲“鐎斗”(十三/151/979)、改“餻”爲“䭐”(十三/156/984);校改下條首字屬上條末1條, 即移下條“既”至上條末作“台既”連文(六/26·27/451·452);校補脫文1條,即於“秦晉之間”下補“曰雉宋鄭”四字(六/38/467); 校倂兩條爲一條並刪衍文1條,即倂“𢸴、𠟪,續也。秦晉續折謂之𢸴,繩索謂之𠟪”和“擘,楚謂之紉”兩條爲一,删去“擘”字(六/48·49 /476·477)。註文校改誤字3條,即改“烈餘”爲“殘餘”(一/4/17)、改“行蔽”作“行敝”(二/27/159)、改“揰祕”爲“撞㧙”(十 /40/697);訂盧校2條,即將盧校“屈尾”訂正爲“尾屈”(九/12/596)、將盧校“杼渫”訂正爲“抒井”(十二/47/798);補脫文2 條,即於“此謂今射箭也”之“射”字上補“筩”字(九/22/613),於“謂軒翥也”下補“音署”或“音曙”二字(十/22/670);乙正註文二字一 條,即倒乙“謾詑”爲“詑謾”(宋本“詑”作“訑”,一/2/10)。王氏所校,或對舊說補證之,或發前人所未發,皆信而有徴。王氏校勘所以能够取得好成 績,有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這就是他有條件利用了清儒沒有見到的古書《原本玉篇》、《慧琳音義》,前者被引證11次,後者被引證3次,王氏也見到了宋李孟 傳刻本,卷九“尾屈”條自註云“今傳李文授本作‘尾屈’”即是明證。

    上世紀二十年代,吳承仕對漢魏六朝語音資料曾經花費很多精力予以搜輯整理,《經籍舊音》書稿雖然下落不明,但是其所撰《經籍舊音序録》和《經籍舊音辯證》因生前印行而得以流傳。有關《方言》郭璞註音的校正內容收在《經籍舊音辯證》卷七[5], 共有28條。對郭璞註音舊校的辯證,是吳承仕最主要的工作,共有20條。或者辨正誤說,如:“徥”郭音錢繹改作“度指反”,吳氏斥其“最爲無據”(二/6 /112);“抱”郭音“房奧反”,吳氏認爲“盧等校作‘旁’非是”(八/4/541)。或者折衷取捨,如:“秦曰瘎”郭註“音閻或湛”,戴改“湛”作 “諶”,盧刪“閻或”二字,吳氏以爲“舊本近之”(三/21/222);“暟”郭音“呼凱反”,戴本如此,盧、錢本改作“呼亥反”,吳氏確定“今且從戴 校”(十三/145/972)。或者補證舊說,如:郭註“汝南人呼欺爲讉,訰回反”,盧、錢改“訰”爲“託”,錢氏給予了證明,吳氏認爲“錢說近之而未盡 也,其所引《篇》、《韻》亦與本書稍有異同。尋《類篇》:‘䜔,旬爲切,言從也。又通回切,江南呼欺曰䜔。’《集韻·支部》:‘䜔,旬爲切,言從也。’ 《灰部》:‘讉,通回切,江南呼欺曰讉。’(按,《篇》、《韻》‘江南’字皆‘汝南’之譌,蓋本之《方言》郭《註》。)據此,似《類篇》所據《方言》字作 ‘䜔’,《集韻》所據字作‘讉’。今以文義勘之,則作‘䜔’爲長。《方言》卷一:‘䖍、儇,慧也。秦謂之謾,楚或謂之䜏。’慧黠、欺謾音義多通,蓋 ‘䜔’‘ 䜏’本爲一文。此《註》言‘汝南’,汝南又即楚分也。然則此文郭《註》應云:‘汝南人呼欺爲䜔(原譌作讉),託(原譌作訰)回反。’以《篇》、《韻》互 異,則舊本已有異同,故不輒改”(三/14/208)。在少量條目中吳氏提出了新見,共有7條。如:“㭙”郭音“丁謹反”,戴本改作“丁革反”,吳氏認爲 “戴改作‘革’虽与‘㭙’音相應,然不得其致误之由,近於专辄”,所以主張改爲“丁諽反”(五/30/391);“喛”郭音“叚”,戴本改作“段”,盧谓 曹毅之本作“音唤,似误”,錢繹定作“音段”。吳承仕有新說:“《廣雅》曹憲音‘喛’虎館、虎元二反,引‘《方言》音𨱚’。戴震校《方言》,王念孫校 《廣雅》,並改‘𨱚’爲‘段’,云形近之譌,錢繹等因之。承仕按:戴、王並非也。喛、段韻近而聲類絕遠,字書韻書亦無此音。《方言》音‘段’,曹憲引作 ‘𨱚’者,字並應作‘毁’,傳寫譌作‘𨱚’耳。喛屬寒部,對轉脂,則有‘毁’音,《類篇》:‘喛,許元切,《方言》“恚也”。又虎猥切,哀也。’ (《集韻》说同。)《篇》、《韻》‘虎猥’一切即擬‘毁’音,是其切證。戴、王以为音‘段’,亦千慮之失也。”(十二/1/754)另有1條屬于存疑。上 述28條中也有個別校勘意見不一定能够成立,如:郭註“蝑音壞沮反”,戴本改作“墙沮反”,盧本改作“思沮反”,吳氏據“《爾雅釋文》引郭音‘才與 反’”,認爲“與‘牆沮’同”,是誤讀郭註所致,其實傳本郭註衍“反”字,“壞沮”是用詞語註音,即音“壞沮”之“沮”,劉台拱已發此誤,周祖謨後來證之 甚詳(十一/9/732)。但是總的說來,吳氏的校勘質量還是比較高的,多可採信。

    吳予天《方言註商》[6]的 自序寫於1933年初夏,全書包括補遺共有121條。因爲作者的主要目標是就“關乎語音之轉徙”的方言詞語進行詮釋,所以大多數條目的內容并不是校理。根 据我們的初步統計,全書涉及校理內容的有32條39處,粗略可分爲兩種類型,一是折衷是非,二是自出心裁。前者有14條17處,後者有18條22處。屬於 折衷是非者,吳氏的意見大多較爲穩妥。如:“南楚江湘之間謂之欺”之“欺”,戴震改爲“歁”,王念孫改作“欿”,吳氏云:“《原本玉篇·欠部》引‘江湖之 間謂貪惏曰欿。郭璞曰:‘欿惏難懕也。’……‘歁’當作‘欿’。此字蓋曾經人仍‘殺’字義而妄改爲‘欺’,俗本《註》‘欿’字亦譌爲‘欺’可證。又有人承 ‘貪’義而易爲‘歁’。據《說文》云:‘歁,食不滿也。從欠,甚聲。讀若坎。’則所易似未可非?但《說文》又云:‘欿,欲得也。從欠,臽聲。讀若貪。’是 郭《註》‘欿惏’聯言,固承《說文》讀也。郭訓‘欿’爲‘欿惏難懕’,猶‘譶’訓‘謗言噂譶’也。則正文‘歁’《註》文‘欺’之當作‘欿’亦明矣!(今本 《玉篇》云:‘欿,口感切,貪惏曰欿。’而不云見諸《方言》。則《方言》譌舛後,重訂《玉篇》者,以所引與《方言》不符而改易之。校以原本,猶有斧鑿 痕。)”(一/16/52)。而屬於自出心裁者,則是非參半。如:“鍇、鑙,堅也……呉揚江淮之間曰鑙”,吳氏云:“‘鑙’字《說文》所不錄。蓋此字原作 ‘稽’,傳寫者承上‘鍇’字而妄加偏旁‘金’也。‘鍇’‘稽’並系‘堅’之轉聲。今陝西謂牢固曰結實。‘結’亦為‘堅’之聲轉。今瑞安則呼‘堅實’,或云 ‘堅固’,或云‘牢固’。‘鍇’‘稽’‘結’疊韻,古屬脂類;‘堅’屬真類;脂真對轉。”(二/26/158)“讟、咎,謗也”,郭註:“謗言噂讟也。音 沓。”吳氏云:“《原本玉篇·言部》引作‘譶、咎,謗也。郭璞曰:謗言噂譶也’。又《原本玉篇》‘讟’字下引《方言》:‘讟,痛也。郭璞曰:謗诬怨痛 也。’而无‘讟謗也’之文。《說文》:‘譶,讀若沓。’郭氏音‘讟’爲‘沓’,聲類迥疏。是今本‘讟’乃‘譶’之譌也。” (十三/11/872)這些都是足資採信的校例。但是如吳氏認爲“郭註‘音閻’係‘音舀’之誤”(三/21/221),認爲“‘櫂’似當作‘棅’”(五 /4/335),肯定“‘䧞’乃‘𨻳’字之譌”(十三/124/957),等等,就不可信據了。通觀吳氏的校理,可以看到這樣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對清 代以來學者的意見搜羅較全,二是注重運用《原本玉篇》等新材料,三是注意結合以音釋義來進行校理。

    二、佐藤進的《方言》整理

    佐藤進有關《方言》研究和整理的論著主要有:《揚雄<方言>研究導論》[7]、《宋刊方言四種影印集成》[8]、《戴震<方言疏證>引<文選>考》[9]、《四庫提要<方言>譯注》[10],《戴震<方言疏證>卷一譯注》(主編)[11],《揚雄<方言>研究文獻目錄(稿)》(參與編纂)[12],《各種覆刻影印宋刊<方言>之異同與盧文弨所據宋本之檢討》[13]。 兩種譯註除了把原文譯成日文外,還包含了作者很多研究內容,如《四庫提要<方言>譯註》有45條註文,涉及的問題很豐富,《戴震<方言 疏證>卷一譯註》中有編譯者所註大量古音、補註和按語。《戴震<方言疏證>引<文選>考》則評述了戴震的《方言疏證》、 《文選》諸本和現行影印本、戴震所引《文選》的系統,討論了《方言疏證》和《說文解字》、《正字通》、《康熙字典》的關係,逐條比較了戴震所引《文選》和 諸本的異同。《揚雄<方言>研究導論》屬於概論性質,主要論述了“揚雄”與“楊雄”、《方言》作者的問題、《方言》和揚雄其他著作的關係、關 于書本(版本、抄本)、《方言》的校註,以及利用《方言校箋》需要注意的問題和序文書簡類的校勘註釋等7個大問題。從《方言》版本和校理的角度看,佐藤最 重要的貢獻體現在《宋刊方言四種影印集成》一書和《各種覆刻影印宋刊<方言>之異同與盧文弨所據宋本之檢討》一文中。

    《宋刊方言四種影印集成》是一部具有重要版本資料價值的編著。我們今天能够見到的最早的宋本就是贛本,即李孟傳刻本,這是北宋監本的第二次傳刻本,其底本是相當早的[14]。 李孟傳刻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此本每半葉8行,每行17字,夾注雙行,每行字數同,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部記大小字數,下部記刻工姓名。書前有郭璞的 序、李孟傳的序和朱質的序。佐藤在《集成》卷首所冠《揚雄<方言>的宋刊本及其影印、抄寫、翻刻》一文中對李孟傳刻本的版式、宋諱、刻工以及 歷代收藏情况,作了詳盡的介紹,使讀者對《方言》宋本的來龍去脉一清二楚。因爲李孟傳刻本乃《四部叢刊》影印所據,所以佐藤《集成》中影印了《四部叢刊》 本也就等于收載了李孟傳刻本。《四部叢刊》影印李孟傳刻本在《集成》中作爲第四種,標爲“D”,列在每頁右下部。其他三個本子分別是:標爲“A”的是東京 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珂羅版宋刊本,列在每頁左上部;標爲“B”的是靜嘉堂文庫所藏影宋抄本,列在每頁右上部;標爲“C”的是遠藤氏所藏天壤閣翻刻本, 列在每頁的左下部。這三個宋本也都很有參考價值。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記載,“A”本是“民國□年江安傅氏用家藏宋本景印”,《靜嘉 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著錄爲“民國刊(影宋)”,是珂羅版,此本中國收藏不少。“B”本《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著錄爲“影宋抄方言”,舊藏者爲陸心 源,書中所鈐藏印爲陸氏第三子陸樹聲,卷首葉鈐“歸安陸樹聲藏書之記”,郭序葉鈐“歸安陸樹聲所見金石書畫記”,卷末葉鈐“臣陸樹聲”。此外還鈐有“鄭 堂”、“景恩”、“錦春□”等印,“景恩”、“錦春□”是何人不詳,號為“鄭堂”的知名學者有江藩、周中孚,如果果真是他們中的一位,則此本比傅增湘覆刻 本還要早八十年左右,但此本也是贛本系統則沒有疑問,和《四部叢刊》校,影宋抄本前三卷中部分葉面有竄亂,陸氏舊藏的這個影宋抄本自然很是珍貴。“C”本 是福山王懿榮天壤閣覆刻本,這個本子流行很廣,也很精細,甚至可以校正《四部叢刊》本的錯誤[15],佐藤影印此本是據遠藤光曉所藏本[16]

    佐藤所設計的的編印方式很方便學者,可以這樣概括:展一頁四本皆見,覈一字異同頓顯。前一句評論無需舉證,翻開《集成》就能體會;後一句評論我們隨機舉出卷一第一葉雙面爲例,經逐字對校後即可得到下列文字異同信息,其於對勘之便利由此可見:

(1)郭註“黨朗也”,ACD三本“朗”字闕筆諱,B本不諱;

(2)郭註“謾莫錢又亡山反”,BCD三本同,A本“莫”、“又”二字漫漶不清;

(3)郭註“音悝”之“悝”,ACD三本同,B本作“貍”;

(4)郭註“莫佳反”之“佳”,ACD三本同,B本作“隹”;

(5)正文“宋魏之間謂之㜲”,BCD三本同,A本“之”漫漶,“㜲”磨滅;

(6)正文“自闗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BCD三本同,A本“而”字磨滅;

(7)郭註“亦四方通語”,BCD三本同,A本“語”字漫漶;

(8)郭註“雍丘”,ABD三本同,C本“丘”字中間一豎闕。

    佐藤編印的《集成》,還非常有利於校正《四部叢刊》本。下面以周祖謨在《方言校箋·凡例》所舉12條的前6條爲例進行對照,馬上就能顯示出佐藤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在《集成》裏面《四部叢刊》本是D,天壤閣翻刻本是C,所以我們的按語補列出A和B兩個本子的文字:

(1)卷二6a/29      短度絹            絹,《四部叢刊》本誤作綃。

                            ——按:A本漫漶,B本作“絹”。

(2)卷三5b/33      音賾              賾,《四部叢刊》本誤作𧐐。

                            ——按:A本作“幘”,B本作“𧐐”。

(3)卷六1a/2       言無所聞常聳耳也  《四部叢刊》本誤作言無所聞當聳䏁也。

                            ——按:A本“常”作“當”,下兩字漫漶;B本同作“常”,“聳”下一字磨滅。

(4)卷六2b/12      勑略反             略,《四部叢刊》本誤作落。

                            ——按:A本漫漶,B本作“略”。

(5)卷九2a/10      與厲反             于,《四部叢刊》本誤作干。

                            ——按:A本漫漶,似“千”,B本作“干”。

(6)卷十3b/18      昲音霏             霏,《四部叢刊》本誤作非。

                            ——按:A本“非”上部“雨”頭漫漶,B本作“霏”

    由此可見,佐藤的《集成》在《方言》文字校勘上非常有用,在《方言》版本研究上也很有價值,尤其是靜嘉堂文庫所藏影宋抄本更爲珍貴。如果編者能够進行詳盡對校並把結果整理出來,編制成方便索引、方便考查的資料,那麽就會給利用這本書和研究《方言》宋本的學者多一份便利。

    佐藤的《各種覆刻影印宋刊<方言>之異同與盧文弨所據宋本之檢討》是《方言》版本研究有史以來最爲重要的論文之一。我們知道,戴震使用了“明 正德己巳影宋曹毅之刻本”,盧文弨的《重校方言》剛刻好才見到“宋李孟傳刻本”,于是他隨即將“不及載者,《補遺》具之”,後附於其書的《方言校正補遺》 中則直接記著“李文授本”。周祖謨認爲:“戴震所提曹毅之本,僅僅是一個明人影抄的本子;盧文弨雖然記出李孟傳本,可是也和宋刻原書不完全相合,或者是根 據過錄的本子來寫的。”[17]但 是,盧文弨所據李孟傳(文授)本到底是一個什麽性質的本子,學界卻一直沒有人去做認真的考究,自然也就一直也沒有能够徹底搞清楚。佐藤通過對古今學者記述 的細緻考辨和戴、盧校本以及宋慶元李孟傳本與其他相關本子的詳盡比對,首次釐清了宋慶元李孟傳刻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影宋抄本和盧文弨所記李孟傳(文授)本 三者之間的關係,并作如下圖示(其中百分比是依據統計盧文弨《方言校正補遺》所得數據而計算):

        ┌─ 69%一致 ─ 靜嘉堂宋抄本 ─┐

       慶元本                88%一致

        └─ 60%一致 ─ 李文授本   ─┘

佐藤由此得出結論認爲:盧文弨所引用的宋李文授本確實不是刊本,而是影抄本,那也是和靜嘉堂抄本極其相近的抄本。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這一發現不僅解决了《方言》版本史上的一個懸案,而且建立了現存版本的歷史聯繫,從而爲今後校理《方言》者正確利用古本提供科學依據。

    三、拙著《揚雄方言校釋滙證》

   拙著《揚雄方言校釋滙證》2006年9月由中華書局印行,這裏簡要介紹一下我們所做的主要工作和所作的主要努力。

   拙著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校勘滙證,二是疏釋滙證,三是研究資料滙編。在做這些工作的过程中,著者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努力。一是儘量搜求可能多的古今版 本。此次校理《方言》共計使用了六種影宋本和覆刻本、影抄本、重刊本,幷且把作爲底本的《四部叢刊》本與國家圖書館所藏李孟傳刻本逐字作了覆核。所據藏园 覆刻宋慶元本卷十三末有“湖北黃岡陶子麟刊”八字,由此知此本即陶子麟覆刻本,另外還有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影宋抄本,這兩個本子周祖謨都沒有能够見到。此 次校理還使用了明清以來的刊本、抄本、叢書本和校註本,包括各種條校條釋的札記,共34種,僅明本就有12種,包括清人誤認爲是宋代曹毅之本而實際上是明 代正德己巳抄宋本,王念孫手校明本《方言》更是第一次得到使用。二是努力搜集可能全的研究成果。著者搜集的範圍包括歷代校註和有關闡釋《方言》的零星資 料,成果形式包括各家校註、歷代辭書類書所引、古註和現當代論著,重點參考了戴震、盧文弨、劉台拱、王念孫、錢繹、王國維、吳承仕、吳予天、周祖謨、劉君 惠、徐復諸家。三是積極探索“校”和“釋”上所存在的問題。無論是版本文字校勘,還是《方言》郭註詞語的疏解,都存在不少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其中有些是 前人已經注意到而沒有一致意見的,有些是從來沒有人發疑而問題確實存在的,也有些是向來無異詞其實大可懷疑的。對于能够提出意見並可以論證的問題,拙著中 都作了積極探索;對于實在沒有把握解决的問題,不強作解人,只存疑待質,如果有條件則對問題進行一些梳理,以供後來者研判。

   不管是“校”还是“釋”,拙著首先進行的基本工作就是“滙”。在滙證中首先描述各種本子的文字異同,引述各家的校勘意見,然後再用“按”字領起自己的校勘 意見。詞語疏解也遵循這樣的先後順序。因此,拙著“滙”中體現了資料的“全”,“按”中則體現着“新”。拙著希望實現的一個很主要的目標就是對歷代校註成 果進行總結,因此在處理方式上就努力體現客觀的精神,這一努力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校勘采用的是“底本式”,而不是通行的“定本式”;二是在“匯 證”中客觀轉述既有校勘和疏解意見,各家的主要觀點和關鍵證據都原文引録;三是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以按語相區別。如果自己沒有能力提出新的見解,“滙證”部 分就只有“滙”。著者認爲,這樣的處理方式能够給使用者留有充分的選擇空間,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沒有人爲掩蓋任何問題,能够給以後治《方言》的人提供極 大的方便,包括對拙著的弼謬糾違。拙著使用了很大篇幅附錄相關資料,也是爲了體現對歷代研究成果進行總結的精神。

 

 

第四節  二十世紀以來的《方言》研究(上)

 

    從清末民初到建國前的半個世紀,是《方言》研究的新舊交替時期。一方面在識字明經、明經致用思想支配下的傳統“小學”在此期間走向終結,另一方面受西方語 言學理論的影響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中國語言學以新的面貌向前發展。這一時期的《方言》研究則深深地鐫刻上了這一時代的印記;傳統的校證式研究仍 然取得了雖說不多但值得重視的成果,如王國維的《書郭註方言後三》、吳承仕《經籍舊音辨證·方言郭璞註》、吳予天的《方言註商》等;承上啟下的語源學研究 是這一時期《方言》研究的重要收穫,如章炳麟的《新方言》;新興的專題研究則是現代《方言》研究中最富有生機的部分,如汪之昌對揚雄著《方言》說再次發難[18],陶方琦進行的《方言》考原[19],董作賓所做的揚雄年譜[20],黃肇平就《方言》研究資料的整理所發表的意見[21],葉瀚就《方言》流傳情況所作的考證[22],胡樸安、楊樹達對《方言》一書性質體例的評述[23],沈兼士、馬漢麟對《方言》中有無切音的討論[24],等等文章,都出現在這一時期。而專題研究中最有啟發性的成果則是漢代方言區劃、《方言》和郭註中的轉語、《方言》與《說文》的比較等。

    建國以來的《方言》研究,無論是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有了長足的發展,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先後發表的論文有兩百多篇[25];專著有周祖謨的《方言校箋》,司理儀的《〈方言〉一書中的漢代方言》,丁啟陣的《秦漢方言》,劉君惠等的《揚雄〈方言〉研究》,李恕豪的《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26],拙著《揚雄方言校釋滙證》等,周振鶴、游汝傑的《方言與中國文化》[27]有部分內容與《方言》和郭註有關。语言學史、詞彙學史和方言學史專著中也有關於《方言》研究的豐富內容,還有一些典籍解讀、語言學家述評類的作品中也有關於揚雄及《方言》的研究文字,茲不詳錄。

    本章著重評介幾部沒有列入專章評述的專著,並就成果比較突出的幾個專題作扼要的介紹,以展示二十世紀以來《方言》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章炳麟《新方言》[28]

   章炳麟的《新方言》是傳統《方言》研究走向現代《方言》研究的具有鮮明的承上啟下特點的作品。

   章氏清楚地看到了清代續補派《方言》研究的缺陷,認爲“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撮錄字書,勿能爲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 [29];也認識到了過去研究方言俗語的不足,指出錢大昕的《恒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爲征,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柢”,翟灝的《通俗編》“於古訓藐然亡麗,俄而撮其一二,又木  圂   不理析也”。因此章氏著《新方言》時,在努力繼承《方言》和《方言》研究傳統的基礎上,試圖運用新的方法,作新的突破。

   《新方言》以當代活的方言詞彙爲研究對象,這是對揚雄、郭璞精神的繼承;考證方言難通之語,“察其聲音條貫,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則 是清儒校證派傳統的光大。他的研究超越清儒的地方是,從語源學的觀點出發,全面運用古今音變的理論,創設六例以範圍十類語詞,把音義結合起來,以今語通古 語,以古語證今語,使“經學附庸之小學,一躍而爲一種有獨立精神之語言文字學”。例如:《釋詞》第一:“何與可阿同一聲。故問訊言何者,蘇州言阿是,通語 言可是。”“《方言》曾訾何也。今通語曰曾,俗作怎,或曰訾,音轉如債。四川成都以東謂何曰訾,揚越亦如之。訾轉債者,脂支相轉。”

   但是章氏並沒有能徹底擺脫傳統《方言》研究的消極影響,最突出的表現有兩點,一是他的研究目的仍然是以今證古,所謂“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 當知今之殊方不違姬漢”;二是不能完全跳出文字的框框。他的弟子黃侃的批評是中肯的:“考求今世方言,如欲推求本字,須有明證,徒依聲類求之,究難專輒斷 定。”“章君制《新方言》,而據聲類以求方語者眾,非無一二精到之說,而比附穿鑿者實多,雖余亦自愧其往日之爲也。”[30]

    二、司理儀的《〈方言〉一書中的漢代方言》[31]

    美國人司理儀(Paul L-M.Serruys,C.I.C.M.)所作的《〈方言〉一書中的漢代方言》(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n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是迄今爲止國外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我國《方言》的專著。

    全書共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構擬”問題,共分四章。第一章是概述,作者認爲如果對於《方言》中的語音缺乏一個有價值的構擬,那麼在共時語言學或歷時語 言學方面都不能拿它來作任何說明。建立在活的方言或語言基礎上的構擬和以書面文獻爲基礎的構擬,各有其優缺點,應當把兩者結合起來。在這一章裏,作者還對 高本漢(Karlgren)的中古漢語系統的構擬以及各種原始材料的價值作了評價。第二章是關於押韻的專門研究,着重討論了《詩經》的押韻模式、韻腳的音 值以及其他上古韻文的一些問題,還討論了若干韻尾的構擬問題和《詩經》押韻系統的時代。第三章討論諧聲問題,主要論述了諧聲原則、不同時代和地域的諧聲 字、《說文》的共時價值、《說文》的諧聲的音值以及《說文》諧聲系統的時代等五個問題。第四章論述假借及相關訓釋,作者認爲假借和諧聲之間沒有根本區別, 使用假借材料應根據時代最好也根據地域來建立系統的分類,依據同一系統的假借材料是《說文》的讀若和《釋名》的訓釋,它們可用來檢查以諧聲和押韻爲基礎的 構擬。

    第二部分是“《方言》一書中的方言”,分爲三章。第一章概述,討論了三個問題。首先論述了《方言》一書中方言的含義,作者認爲《方言》一書中的漢代方言是 漢語的某個變體,這個變體在地域上圍繞着漢代統一以前群雄割據時代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接着論述了《方言》一書中的方言地區。作者認爲,儘管揚雄使 用過周秦時代的材料,但是卻用當時的語言事實作過驗證,《方言》中複雜的區域名稱,正是爲了更清晰地確定某些方言詞的實際分佈。作者把漢代方言劃分爲六大 地區:①西部諸方言(包括秦和秦晉、梁益、西南、關西);②中部諸方言(即一般所說的關東,又分爲西組和東組,西組包括周、鄭、洛、韓,東組包括宋、 衛、(梁)魯、齊魏);③北部及東北諸方言(包括燕、燕代北燕、朝鮮洌水、晉和趙);④東部諸方言(包括東齊、海岱、徐、淮);⑤東南諸方言(包括吳、 揚、越、甌);⑥南部諸方言(即楚方言,又分爲三組,一是北楚、陳楚、汝潁,二是淮楚、江淮,三是南楚、荆、湘沅、江沅、江澧)。作者認爲,《方言》一書 中所有的方言都是圍繞着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中心而劃分成一組一組的,某些狹小地區(包括非漢語地區,如吳、越等)的方言情況,應當借助於它們所屬的文化中心 來考慮。並從這個觀點出發,把上述六大方言區分爲三類:中國最早的文化及語言地區,重要性和吸收程度各不相同的擴展地區(燕、西南、梁益、淮),非漢語居 民地區(東齊、海岱、吳、越等)。這一觀點值得重視。本章最後討論了《方言》一書以外的方言材料。第二章主要討論用於《方言》一書中的比較方法,具體論述 了四點。首先,作者認爲在前面研究的基礎上,考慮方言材料本身以及從不同的觀點和角度來研究方言是必要的;其次,作者詳盡地討論了單音詞和雙音詞的問題; 再次,作者根據《方言》一書中的材料對前上古(Pre-archaic)漢語進行了構擬;最後,是統計比較研究,作者通過對《方言》一書的材料進行統計比 較研究之後,對各種方言之間聯繫的密切程度、方言擴展的地理方向以及某種方言所受到的其他方言的影響程度進行了推論。第三章論述用於《方言》一書中的地理 方法。作者首先討論了用於書面材料的語言地理學,接着提供了十一幅地圖,1-8圖分別表示個別方言同其他方言的關係,圖9表示楚方言的移動和發展方向,圖 10是標準語和方言的關係,圖11表示方言間相互影響的主要方向。其次,作者討論了關於某些語言地區的同言線和類型問題,並提供了三幅地圖。最後,作者把 各個方言區的地理分佈同歷史的、自然地理的、人口統計的、文化性質等因素進行了比較,又對漢代的運輸和交通情況作了研究,從而更深入地探討了漢代各方言間 的相互影響。[32]

   這部書討論深入,方法新穎,作者貫穿在全書中的探索和創新精神,尤其可貴,很多有意思的結論也極富啟發性。該書的結論部分,丁啟陣已經譯出[33],但全書的中譯本尚未見到。



[1] 徐復《徐復語言文字學論稿》,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 丁惟汾《方言音釋》,初稿作于1932年,上世紀四十年代收入作者的《詁雅堂叢書》。本文所據爲齊魯書社1985年1月版。

[3] 丁惟汾《方言音釋序》。

[4]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一冊卷五,中華書局1959年6月版。《滙證》p1586-1590。

[5] 吳承仕《經籍舊音辯證》,中華書局1986年版《吳檢齋遺書》本。

[6] 吳予天《方言注商》,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本。

[7] 神奈川大學中國語學科編《現代中國語學への視座——新シノロジ-言語編》p123-144,東方書店1998年3月。

[8] 平成9-11年度科學研究費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2分册(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曉),1998年3月。

[9] 《人文學報》(東京都立大學)No.292,p49-84,1998年3月。第二作者是小方伴子。後收入《揚雄方言研究論文集》p99-134,平成9-11年度科學研究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6分册(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曉),2000年3月。

[10] 《人文學報》(東京都立大學)No.311,p109-126,2000年3月。後收入《揚雄方言研究論文集》p1-18,平成9-11年度科學研究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6分册(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曉),2000年3月。

[11] 《揚雄方言研究論文集》p19-86,平成9-11年度科學研究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6分册(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曉),2000年3月。

[12] 遠藤光曉、佐藤進、大和加夀子、松江崇合編,載《揚雄方言研究論文集》p135-144,平成9-11年度科學研究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6分册(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曉),2000年3月。

[13] 日文題:覆刻影印宋刊『方言』各種の異同と盧文弨所拠宋本の検討,《慶谷夀教授記念·中國語學論集》,好文出版,2002年11月版。

[14] 詳參周祖謨《方言校箋自序》,《滙證》1132-1146。

[15] 周祖謨《方言校箋·凡例》第1條謂:“《四部叢刊》本在影印上有一些錯誤,不如天壤閣本精細。”並舉證了12例。科學出版社1956年9月版pXIX。

[16] 關于A、B、C三種宋本,佐藤在《集成》卷首所冠大作中亦有詳盡紹介。

[17] 周祖謨《方言校箋·自序》,同上。

[18] 見《青學齋文集》卷十二《揚子方言真僞辨》。

[19] 見《紹興先正遺書》第四集《漢孽室文鈔》卷一《揚雄倉頡訓纂即在方言中說》,又卷四《倉頡篇補輯敘》。

[20] 見《語歴所週刊》8集(1929年85、86、87期合刊本)《方言學家揚雄年譜》。

[21] 見《說文月刊》1卷9期(1939年)《關於編纂方言詁林的話》。

[22] 見《晚學廬叢稿·揚雄方言存沒考》。

[23] 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北京市中國書店據1939年商務印書館本影印。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讀方言書後》,中華書局1983年新版。

[24] 《沈兼士學術論文集·揚雄方言中有切音》,中華書局1986年版。北平《新生報》1948年3月9日、3月16日馬漢麟《揚雄方言有切音辨》。

[25] 詳見本書附錄二。

[26] 巴蜀書社20038月版

[27]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 章炳麟《新方言》,據浙江圖書館刊《章氏叢書》本。

[29] 本小節此下和下面各小節所引章氏的話,出處同上。

[30] 見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P263-2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1]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n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by Paul L-M.Serruys,C.I.C.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 in East Asiatic Philology, Volume 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

[32] 上述內容介紹,節引自李恕豪教授所作的該書《提要》(手稿)。我在劉君惠先生門下攻讀碩士學位即將畢業的1988年春,承李恕豪教授見示手稿,並允節引。特此說明,並向李恕豪教授致謝,兼示不敢掠美。

[33] 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秦漢方言》的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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