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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一个追寻理想生活的大家庭

(2017-03-16 10:44:49)
分类: 媒体报道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一个追寻理想生活的大家庭

发表于《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和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作报告,任荣晖执笔。

近年来,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滥用农药、化肥让消费者对大众市场的农业食品安全失去信心,也让曾经的“田园净土”遭受各类污染的侵害,而一部分希望生产健康食物的小农户却无法同垄断市场的大型企业相抗衡,以个体的力量很难打开销路,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市场和政府在其中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一方面,大规模生产的市场中食品产业链过长,一些生产者为了获利不择手段,而消费者则不了解、更不信任生产者,纯粹的市场机制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监管则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政府只打击违法的生产者,却无法制造有良心的生产者,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甚至食品行业监管中的腐败滋生更是让消费者对政府的信心逐渐削弱。此时,城市中一部分具有责任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意识到,如果难以依靠大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改变生存环境,那他们必须自己行动起来,依靠合作的力量实现自救,并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2009年,北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坚持做有机农业的农场,其中做得较好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吸引了消费者到农场体验生活,在城市中逐渐建立了消费者网络。20101月,小毛驴市民农园、国仁绿色联盟与其他农场之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社区支持农业(CSA)联盟,在农场之间促进交流。20109月,住在北京的日本女孩植村绘美发起了第一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让从事有机农业的中小农户能够和消费者直接沟通、交流,吸引了其他外国艺术家、人类学家,加入对食物和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最初,市集被视为一种行为艺术。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始人石嫣,帮助组织了天福园、德润屋、圣林生态农庄几家农场参加,并协调一些消费者参与讨论会。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现负责人常天乐,在2010年底作为志愿者,加入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工作。常天乐与后来加入的中国志愿者们借助微博平台,发布市集活动信息,组织农场拜访,聚集了一大批热心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有些成为了市集的志愿者。

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加入,市集活动也日趋常规化,包括市集活动、农场拜访、分享会、自然体验等。最初由志愿者兼任工作人员,现在有了全职工作人员;维持市集的日常经费来源也变得更为稳定,最初入不敷出,今天财务状况基本可以支持市集未来的发展,如接受一些基金会的资助,销售社区店,依据农户规模大小及其需要被扶持的力度向农户收取不同额度的赶集金,以及一些场地提供者因市集为其带来的显性(如客流)和隐性(如品牌、美誉度、好感)而为其支付一定费用。从20109月到2015年,市集最初在艺术空间、农场组织小规模活动,现在主要在交通便利、周边社区聚集的中高档商场里举办,如较为固定的举办地点有新世界百货商场、CBD附近的北京财富中心。至今,市集在北京二环到六环几十个不同场地已经举办了200余场,参加市集的农户和商户数从一开始的4-5家增加到目前的50余家,赶集人次从最初的100多人到高峰时的4000多人,共直接服务消费者30万人次。参加市集的生产者既有农民,也有弃业白领,消费者大多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市集的外部影响力不断扩大。市集同时在加强同行间的交流,资源和经验共享,期望能够把市集的运营模式、参与式保障体系做成熟,让同行可以直接拿过去用,共同推动有机农业发展。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普通集市,也非一个企业,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公益组织,而是在公益理念下创造的一项事业。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追求理想生活,独立的、具有鲜明自我特征的、完全自我循环的共同体,是一个将生产者、消费者、志愿者融入其中的大家庭。它依靠内在力量生发而成,因其明确、独立的价值观,在“大家庭”的成员间互动、碰撞中形成独特的内部规范,由沟通和信任建立情感归属而紧密联结,井然有序并且生机勃勃。

一,      追寻理想

对于公益性的共同体来说,独立自主的价值观是其能够自立于社会的精神保证。而若想保持公益属性并且不受外界侵蚀,保持纯洁性和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所指的外界包括商业势力,也包括来自政府或者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干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创造者们充分认识到了独立价值观的必要性,也对外界的价值干扰保持了充分的警惕性,尤其是商业领域的价值观。

当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时,试图与其合作的商家和企业越来越多,但是市集始终坚守独立原则。即便在最初几年的发展中市集在很多方面需要资金和资源支持,来自商业企业的大额捐助从来都被拒之门外,市集的准入标准中也不以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和缴纳费用的实力作为准入依据,市集的创造者对于“资本运作”等流行理念的不认同态度,也是捍卫市集独立价值观的宣言。

市集的负责人常天乐认为,目前中国NGO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有来自政府的限制,商业势力对NGO的“收编”才是对NGO 价值的最大威胁。如公益组织不能提出一个明确的、独立的价值观,很容易沦为政府和资本的走狗和工具。“我们觉得社会都以资本方式运行,就是它出问题的原因。我们当然不会去做我们批判的东西,或者说一套做一套。如果伤害了我们的理念,比如伤害了农业的可持续性,伤害了小农户的利益,那这个事情我们是不做的。比方说有大的农场想加入,但是我觉得他们在破坏环境,破坏社区的生态,压榨小农户,那哪怕他们再有机我们也不会跟他们合作。有些社会机构说我们做事需要钱,不管谁给钱都接受,但我们不是。[1]

如果把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个共同体比作一个人,那么他就是一个有骨气,有独立思想的大写的人。当前的公益领域的确存在鱼目混珠的现象,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能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确定位自己的精神航向,保持价值观的独立性,纯洁性、稳定性,不仅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于一个共同体的长期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      做“正确”、“快乐”的事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倡导的价值观,一直指导着市集几年的行动和实践。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创造者旨在搭建一个平台,让从事有机农业的中小农户能够和消费者直接沟通、交流,并帮助消费者找到安全、放心的产品,也帮助农户拓宽市场渠道,鼓励更多农户从事有机农业,从而减少化肥和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维护食品安全、实践公平贸易、支持乡村发展、倡导绿色生活。这些具体方面背后的理念,则是“尊重人,尊重自然”。“我们最看重的价值观,一个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劳动,另一个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人就是我们要尊重农户的劳动,不能一味卖那么便宜,尊重自然是不能做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人类还没有发展到破坏了环境可以很好恢复的状态。当你尊重了人,尊重了自然,食品安全,三农问题,环境问题,也会得到解决。”[2]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参与者坚定的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一件“正确”的事,一份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业。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工作人员在市集建立的最初两年都是无偿投入的志愿者,现在也依然有志愿者源源不断参与到市集服务中来。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虽然物质上没有回报,但精神上能够得到满足,因此对工作有着自发的热情和责任感。市集的大多数生产者也未将做有机农场仅仅视作一种谋生手段。许多生产者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在从事有机农业之前,事业上已小有成就,后来却被有机农业所吸引,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平人农场的创始人就是一个代表。“我希望选择一条健康的道路,让自己有简单一些的工作或职业。我们有一些工作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不得不委曲求全,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走了很多弯路。我想做有机蔬菜这个事对人,对环境有益,这是对身心最大的保护。”[3]市集消费者中的大多数人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很多人长期关注并且愿意选择有机食品。在进一步理解了消费行为对于生产者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后,他们也乐于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承担社会责任。

三,      基于约束的平等、信任与互惠

“共同体”概念由滕尼斯首先详细论述,他描述了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共同体”的形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共同的精神意识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现代社会原来意义上的共同体逐渐瓦解,但新的共同体仍然在形成并且受到关注。

“共同体”之所以受到推崇,或者说其存在价值在于,当“政府之手”试图以权力的逻辑、“市场之手”试图以利益的逻辑,在全社会范围解决一切问题而显得力不从心时,共同体中的人,却在共同体内部自我组织起来,按照其共同的价值观去思考、按共同体共同的行为规范去行事、对于彼此之间有着强烈认同甚至情感上的归属,以共同体独有的方式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建立了一套和谐的相处秩序,使原来的问题不再是问题。

1, 内部规范与约束力

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成员必须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开展行动,这些规范不仅能够保证一个共同体的价值观不受到侵犯,更是要建立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处的秩序。因此,共同体内部的行为规范相对于外界的规范必须有鲜明的内部特色。

对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来讲,保证秩序,做到“规范”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实现真正的“有机”。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曾受到来自外界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大部分农户的产品没有经过官方的有机认证,不应该称为“有机”市集。市集方面则认为,“认证”只是表征有机的一个方面。有机认证的费用高昂,手续繁琐,如果农户诚实守信,采取有机的方法生产安全、健康的农产品,没有必要进行认证。

虽然没有来自外部的官方认证,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但在市集上活动,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一些特别的实实在在的要求,有时这些要求比认证本身更有价值。比如,市集规定,进入市集的生产者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认同有机理念,采用有机方法;独立中小规模农户;公开透明,愿意和消费者沟通其生产方式和方法,帮助消费者获取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合作精神,愿意和其他农户交流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消费者共同解决问题。[4]而对于在市集这个共同体内的消费者来说,他们有义务关心生产过程,主动与生产者进行交流,尊重生产者及其劳动,愿意支付公平的价格,以认可小农户和手工业者的辛勤劳动。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实质性的规定。比如,农户若要加入市集,需要接受市集组织方提供的为期半年到一年的考核,市集组织方还会组织志愿者、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共同对加入市集的各个生产农场进行实地拜访考察。这一条件过关后,加上上面提到的理念认同和过程认同(生产方法、生产规模和沟通合作),农户才能加入市集。

农户加入市集后,仍需遵守市集的规范。比如:加入市集期间,农户对过程的承诺需予以履行。除了要保持独立中小农户的规模(转变为大农场不适合继续留在市集);农户虽有自主定价权,但需符合公平定价原则,符合产品本身的实际价值,不可乱定价;与消费者及其他生产者需持续进行沟通,并以日常沟通和农场考察相结合;需保证有机生产方法和产品质量,这是根本。如被发现有欺诈行为,出现问题产品,首先受到市集警告,同时责令暂停销售,反思整顿,如有更为恶劣的故意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出现,则会被取消参集资格。市集发展至今,绝大多数生产者能满足市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这样的要求比认证来得更为直观,也更容易让消费者放心。当然了,其前提是,消费者愿意花费时间去体验这样的承诺,并且愿意将自己的信任至于日常管理和日常沟通之中。也由于消费者和生产者这样用心,彼此之间的信任建立得才更为牢固、持久。设想,如果你是一位消费者,你所消费的产品来自那些主动向市集组织方、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开放地介绍、交代的生产者,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此时,你与生产者之间的关联远远超过一纸认证书。而且,在市集,甚至一些生产者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所用标准高于市集规定的基本标准。

市集设立的这一系列规范已经见效。而且,对市集成员有着极强的可视的约束力——成员若违规,有被排除在外的可能。

市集发展至今,除了依赖于市集建立了严格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市集同时在进行严格的监督。比如,曾有几个生产者由于生产、管理能力或主观认识上的欠缺,被市集组织方开除。

与生产者相比,消费者所受的约束虽然不多,但他们同样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消费者的责任反过来意味着对生产者的监督。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消费者有权了解自己所购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是否安全。远得说,消费者甚至有权监督生产者进行良心生产,对环境负责。消费者承担的责任包括:与市集生产者进行现场交流、问询互动,到农场拜访生产者,在分享会上与生产者和其他消费者进行交流,以公平的价格承担自己对生产者的责任。虽然,这些规范不是强制性的,但是,认同市集理念的消费者很多愿意花费精力和时间关心市集的发展,去了解有机食品背后的生产过程,了解消费行为对生产行为、自然环境的影响,通过与生产者的交流一方面提醒和帮助生产者遵守生产规范、不断改进,另一方面自己也学到更多知识,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

不过,市集实际的强制约束具体执行时以鼓励为目的,而不是以惩罚出局为目的。比如,对于一些努力在做有机,但没有达到市集标准或者出现问题的农户,市集的参与者们采取的是包容心态。农场拜访等“监督”方式也并不主要或者单纯为了“监督”生产者的问题,而是希望更多地促进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和理解,让消费者看到农场是否真的不用农药、化肥,如何做到不用农药化肥,也让生产者之间相互提醒和相互学习。一些所谓的“惩罚”措施也只是劝那些不能达到标准的生产者暂时不要通过市集这个平台销售。“其实做农业挺艰苦,挺不容易的,只要你从使用农药化肥,到逐渐减少农药量的使用,这个过程在慢慢变化,都是值得鼓励的。”[5]对于一些不够了解市集理念,不懂得消费行为对生产和环境影响的消费者,市集工作人员、生产者会耐心地为他们分享为什么要支持有机生产,做有机农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消费者也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认识,自觉地参与进来,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市集规范的有效性一方面来自于市集组织方和参与者之间相互的监督,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大家的自觉遵守,这是文化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制度的力量。

此外,市集还建立起一些激励办法,如理念倡导上做得比较好的农户所缴纳的赶集金就会减少,又如邀请优秀农户向其他农户和新进的农户分享经验,以榜样作用激励农户提高。目前,市集围绕激励的办法还未形成系统,正在设想中,如依据消费者对农户提供产品的安全度以及产品的色香味、质感进行打分,以此来进一步强化规范和激励的意义。

通过价值观的契合,平等的相处,充分的交流与互动,在市集内部应该遵从的规范已经深深内化到每一个参与者的心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作为一个共同体具有了统一的人格,这个共同体以自己独创的方式决定自己的行事原则和行事方式,并且不依赖外界而生存发展,展现出了其强大的自我,拥有独立于世的气质。

2, 人际信任

近年来,无论是在商品市场还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信任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内部却不乏这种可贵的信任。信任的建立一方面与双方信息是否透明、对称有关,另一方面则依赖牢固的人际关系。

一方面,市集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组织方之间,在生产过程、生产方法、食品的保质情况方面做到完全透明,围绕健康、环保、公平贸易理念,食品、有机农业的知识也有着充分交流。交流渠道包括市集现场、农场拜访、分享会,以及现代网络社交平台(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此外,市集上销售的产品,凡有包装的,都明确标有产品生产农场名称,产品保质期,简单的生产工艺、过程,产品使用/食用方法和功效。消费者购买时,如想了解更为详细的信息,消费者可以直接与生产者交谈,他们基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消费者如果对哪个农场感兴趣,他们还可以来市集参加该农场的生产者分享会,也可以预约至农场去考察访问。市集组织者也会收集消费者的日常疑问和问题,收集一些产品生产和销售中出现的小问题、小插曲素材,通过微信、微博即时发布出去,予以告知和说明。如产品在销售过程中出现问题,市集会协助退换货。

另一方面,这种交流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人际交往的性质,在长期的交往中,市集的参与者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交易关系,而更像是熟人、朋友,甚至家人。在市集现场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彼此微笑着打招呼,谈论彼此的近况,随意聊着家长里短。一些跟随家长来的可爱的孩子在各个摊前跑来跑去,摊主们还会逗逗他们,送些吃的给他们品尝。在微信社交网络中,他们互相之间也是好友,互动频繁。如今,一些做的好的生产者已经不需要完全依赖市集来销售,但仍然觉得市集对他们很重要。来到市集上可以很开心,见到更多的朋友,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脱离市集。

平人农场的创办人谈到,他在提出加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想法时,由于市集的组织者在之前就很了解他们农场的情况,知道他们为人做事的风格和操守,所以很快将他们列为见习农友参集。在市集日常的工作中市集工作人员对他们也非常信任,有时他去社区店送菜忘了写货单,也不会被责怪,因为月底核对时绝对不会有错,送去的菜品市集的工作人员也从来不会称重,直接放上货架。事实上,他送去的货总会比社区店订的货要重一些。

3, 平等互惠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所设定的标准和规范,除了本身有着鲜明的内部特色和强大的内部效力,在其产生方式上也别具一格。市集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其秩序的产生和维护不依赖于任何法律法规,也不依赖于行政力量的权威,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平等的地位之上,自发、主动地进行互动、协商和碰撞,群策群议的结果。

 为了“定规矩”而进行协商讨论的过程必须本着参与者地位平等的原则,不应该有任何人处于中心地位去独断决策。在共同体内,只有坚持平等原则,所有协商参与者的意见才能够得到充分表达,最后所制定的规范才能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建立之初,关于生产标准和规范主要是由市集的生产者和组织者们讨论出来的。讨论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了平等的原则,每个参与者拥有平等的地位。在制定标准时,由于不同农场的资源和条件有所不同,在地域和产品种类方面也有不一样,能够达到的生产标准也有高有低。比如市集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德润屋,所采取的标准比一般有机农场的标准更加严格。由于农场创始人自己的信仰,农场甚至不用任何物理性的杀虫剂。但是对于有些农场来说,不直接在土地上使用农药化肥,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产出的农产品也可以达到有机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生产者参与到讨论中,在具体标准上的意见上难免存在差异。但没有人以自己的标准去强迫别人,市集的组织方也不会用一刀切的方法扮演决策者的角色,而是考虑不同实际情况,综合不同意见。这样,最终讨论出来的标准使大家都有能力做到,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互惠互利也是共同体内协商制定规范的原则之一,当大家都能够从制定规范中获益时,便有动力去为制定共同规范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认可这些规范。在市集这个共同体内,互惠互利首先体现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一方面消费者需要放心、健康的食品却苦于找不到可以信赖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从事小规模有机生产的农户能够保证品质,却难以找到销售渠道。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将实践有机理念的小农户召集起来,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了这些生产者,既帮助生产者打开销路,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也不仅限于物质上的互惠,互相改善了对方的生活,也让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消费者和生产者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互惠互利,因此生产者愿意按照规范去生产,消费者也愿意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热心于参与生产过程,并支付相应的价格。其次,生产者之间的互动让他们能够互相学习。一些热心的农场主会主动向其他生产者分享自己好的生产经验,甚至手把手展示一些具体技术,在此过程中市集所有的生产者的生产技术都得到了提升,生产规范也因此提高了标准。

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市集组织方在内的参与者主动进行充分的互动、交流和碰撞,各个参与者在其中的责任和行为规范逐渐完善。互动的形式不仅仅限于开会讨论,各种形式的互动包括市集现场的互动、农场拜访的互动、分享会上的互动、社区店的日常互动。最后的结果也不仅限于以上提到的狭义的成文标准,而是一个经过不断共同探讨和尝试形成的包括所有参与者在内的,渐趋成熟的保障体系。

在市集现场,工作人员那里有每家农户的联络表,每家摊位也都有名片,赶集的消费者可以随意取阅。消费者可以详细询问关于农户产品生产过程的任何问题,农户都一一给予热情的解答,市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则帮助解决消费者和农户的困难和问题。市集组织者方经常组织消费者和一部分生产者去有的农场进行拜访,在参观和探访农场的过程中,消费者可以了解到有关有机生产的具体过程和生产者本身的一些细节,打消可能存在的疑虑,增长一些关于有机食品的知识,生产者们之间也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技术经验和生产标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工作人员还经常组织分享会,分享关于市集本身的工作内容、农户的种植经历和感悟以及有关的科学知识。主讲人则既包括市集的组织者、也有开展有机种植的农户,还有做有机产品研究的学者、专家。每次分享会都有对有机产品有兴趣的消费者或生产者提出问题,在与会者之间探讨。设立在三元桥的社区店“集室”是市集的日常零售商店,也是市集的办公场所、交流中心。消费者和生产者平时除了到这里买菜卖菜,还会热心的与工作人员探讨自己关于有机农产品、关于农夫市集的想法。通过以上方式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互动,客观上便于互相监督,也大大提升了参与者之间的信任,让他们对彼此有了更多的责任感。这些构成了一种参与式保障体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PGS), 即由其服务的农户和消费者共同创建,在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共享的基础上,由本地利益相关者组织对生产农户进行评估的保障体系[6]

市集内部规范形成的过程是不断探索的过程,这需要每个参与者积极主动去贡献自己的想法和力量,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和遵守。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小故事,小柳树的行动就是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小柳树农场于2013年正式加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其创办人曾经从事日本进出口食品贸易,在外工作期间接触到了日本的一些有机种植方法和标准。市集的口号是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但如何做到不使用化肥呢?各个农场的做法很不一样。有一些不够科学,比如从养殖场产生的粪肥可能存在某些有害物质。柳刚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堆肥,但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掌握了这门技术。于是,柳刚建议市集请专家来分享一下科学的堆肥办法,他自己联络到日本方面的专家,为所有农友做了一次深入的分享,并在分享后请大家到他自己农场去看他是怎么堆肥的,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讨论,使市集的生产者在肥料使用的具体标准上更上一层楼,这受到了农友们的欢迎。

四,      温馨的大家庭

当市集的参与者对价值观有了认同,便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践“尊重人,尊重自然”,凝聚起来一起建设他们的理想共同体。即使是存在分歧,市集这个共同体中也存在非凡的凝聚力,让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牢牢地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与众不同个性的整体。

在市集办公室日常的工作中经常需要进行一些讨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会出现意见上的分歧,大家看法各有不同,有时争论非常激烈,但这并不代表市集的成员过于离心,反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管再怎么争论,我们回过头还是可以很好的一起工作,因为这些争论并不是因为牵扯到了个人的利益,而是更好的把事情推进下去,寻找解决的办法。[7]在价值观的引导下,一切的讨论都是为了促成各方更好的合作,实现市集最初的社会价值,因此经过不断的讨论和协商,总是能拿出令大多数人满意的方案,市集依然是一个紧密坚固的共同体。

成熟的共同体中,共同体成员之间就不再只是志同道合,并能够融洽相处,还有着深度的理解和信任,甚至像家人、朋友一样互相关心、彼此牵挂,产生一种依恋,一种归属感。这种感情接近于滕尼斯所描述的那种“相互的,联结在一起的情感”、“不言而喻的理解”。 在北京机农夫市集这个共同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充满了温情,不是陌生和冰冷,成员们对市集这个共同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使市集成为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2015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充分证明,市集的成员已经产生了深层次的感情,这是一个有情义的平台。整个夏天,市集方面和消费者持续关注一家农场西瓜的生长过程,有许多消费者预定了这家的西瓜。但是,在西瓜即将成熟上市的前一天,瓜地遭遇了严重的冰雹,一年劳作毁于一旦,但农友还是把被冰雹砸坏但已经成熟美味的西瓜带到市集上,免费供大家领取。市集方面立即告知已经预订的消费者这一遗憾的消息,决定将本年的预订款作为明年的预订款依旧交给这个农户,消费者申请退款的部分由市集方面垫付,同时鼓励消费者继续预定明年的西瓜。最后,大约有一半的消费者留下了明年西瓜的预订款,用以支持这个农场下一年的发展。

市集已建立社区菜店加公共空间,市集将该公共空间命名为可持续生活社区中心——集室。社区菜店主要是农场送肉菜等供消费者购买,公共空间供农友和消费者使用,组织一些宣传教育等活动。公共空间不仅仅只是个空间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人们在这里可以共享理想、展望未来,同时对现有的进行探讨、决策。

“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在共同体里,我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我们重新站起来……当我们失意的时候,总会有人紧紧握住我们的手。”[8]共同体成员的困难也是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困难,如果成员之间能够像亲人朋友一样有情有义,互相依恋,那么这个共同体就不再惧怕任何来自外部的困难和威胁,就拥有更加强大的内生力量,在独立成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五,      拥有个人魅力和权威的领导者

一个共同体的特质应该是构成这个共同体的“人”的气质的体现,而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则常常成为这个共同体内的领导人物,在共同体的成长和发展中扮演这重要的角色。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负责人常天乐就是一个这样的领导者。

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共同体内的领导人物常天乐在市集中拥有显著的个人魅力、权威和影响力。常天乐有着国际新闻专业背景,长期热心于公益事业,是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的中国项目官员,在市集成立初期就成为了市集的志愿者,后来坚持下来,与她的同事们共同负责市集的日常运营。

市集内部规范和保障体系走向成熟,每一步都离不开常天乐的思考和贡献。从讨论相关标准,到实地至农场考核和拜访,到对消费者的教育,再到市集日常秩序的维护,常天乐都亲历其为。此时,她扮演的角色除了调动大家的参与积极性,责任感,还充分激发大家的思考与创新。在制定市集规范过程中,她主动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当市集同事讨论出现分歧时,她总能提出有价值、有启发的令人信服的建议,最终达成共识。而在维护市集既定的规范时,她严格把关,对日常规范细节严格遵守,对不符合进入标准的严格禁止入内。她的坚持,既维护了符合标准的生产者的利益,也尊重他们的投入,也维护了市集的严肃性,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大家自觉自愿共同遵守规范,共同热爱市集的纯洁。

在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任关系中,她是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监督者。在市集现场,如果消费者对产品有疑问,她会帮助消费者与生产者进行沟通和协调,让双方满意和信服;如果出现农户有违市集规范的行为,比如发现有的农户在现场提供一次性塑料袋和餐具时,她会严肃地制止,有效地维护市集的规范,也得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尊敬。

在市集管理上,她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作为市集的负责人,常天乐在关乎市集价值观和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她坚守市集不可接受有损市集价值观的外部捐赠的原则;五年来,她坚守市集创办时的理念,她说,“虽然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看作是一个领导,但是这个组织要往哪里走非常重要。大家都有机会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不能做违背我们理念的东西,这是我们做事情的基本出发点。”[9]

这种个人魅力和权威并非来源于其负责人的位置,也并不意味着作为市集负责人就可以对其他人发号施令,市集的成员间是平等关系。市集共同体中的领导权威实际来源于她在长期实践中对于市集价值观的坚持,对市集规范的尊重和维护,对市集成员像亲人朋友般的热心,领导者因此受到了市集成员的认可和尊敬。

五年来,常天乐以市集为家,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起工作的同事遇到的困难和提出的意见都认真对待,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化解分歧,与市集大家庭的成员之间建立了亲密、深厚的关系,因为她的努力,市集成员间增进了感情,市集大家庭变得更加温馨和团结。

六,      封闭还是开放?

公益组织同其它组织一样需要生存,需要消耗资金和资源。对于很多公益组织来讲,资源问题至关重要,也是令其组织者最为头痛的难题。筹款的难题,缺乏人才和人手的难题,困扰着一大批公益组织,因此一些公益组织对于外界资源的依赖很强,甚至长期依靠外界输血而生存,那么这是否代表第三部门没有能力实现独立发展,只能依靠外界支持呢?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通过几年来的独立发展,回答了这个问题。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也曾面临以上类似的资源短缺问题。在市集发展的最初几年,财务资金上也是捉襟见肘,市集没钱发工资,就都依靠志愿者的无偿服务来实现运转,志愿者们努力动用自己能找到的各种资源投入市集的建设,场地资源也都是尽力争取免费申请。市集的组织者曾为人才等问题觉得犯愁,一些媒体也对农夫市集到底能走多远提出过质疑。

然而,市集的建设者们持续努力,坚持依靠市集内部的力量实现发展,目前可以说是完全自力更生的状态。虽然直到现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举办市集活动也没有自己的场地,但大部分的场地都是热心的消费者帮助联系到商场,给市集免费使用。市集运转需要的资金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一是向赶集的农户收取额度不高的摊位费;二是在三元桥开设社区店,创造持续的销售收入;三是在市集的接待处帮助外地农友代卖农产品来增加收入。随着收入增加,原来志愿者们成为正式工作人员,有了工资,进一步还在原来人员规模基础上扩招了员工。如今更多的志愿者接踵而至,他们之中有市集的消费者,生产者,还有对此感兴趣的大学生,市集现场随时都能看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市集也注册成为社会企业,有了独立的法人身份。

市集虽然也接受来自基金会的资助,但数额并不大,较大的捐赠来自乐施会对PGS调研项目的20余万资助,香港社区伙伴(PCD)对农场拜访的资助,以及全球绿色资助基金的2000美元资助。而商业企业给出六位数以上的大额资助意向,市集通常不会接受,以避免受到资助者的操控,进而影响市集坚守的纯洁和独立。即使市集使用商业企业提供的免费场地,也要求场地提供者必须认同和了解市集的理念。此时,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合作,是相互受益的健康伙伴关系。

北京相关政府部门对市集的发展给予了肯定,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市集获得政府认可的法人身份,也只能注册为社会企业,而不是民营非企业单位。对此,市集的工作人员表示,市集不求政府提供什么帮助,能够自力更生,也能做到管理上的规范,希望政府不过度干涉,一方面不在有机食品认证方面强制要求统一认证,为难市集和农户;另一方面市集希望能够在目前的社会企业身份下继续自由发展,内部事务由自己协调不受干涉。虽然目前没有有机食品的立法规范,但在市集工作人员看来,这反而是一种幸运,如果政府现在全部要求有机食品进行统一认证,小农户不能承受其繁琐和高昂的费用,反而有可能一管就死,丧失有机农业发展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市集的组织者不希望过度依赖外界的力量,而是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发展,在他们眼里这也是一种“有机”。

“一个组织的成长应该是有机的,不应该过多依靠外来的投入,一下子变得很大,而应该去看周围的环境条件,能不能自己慢慢成长起来。农夫市集一开始是志愿者投入,后来我们有点钱了就成为正式的员工;原来工资比较低,钱多一点我们就涨一些工资,现在也敢于招一些有比较好的工作背景的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市集的发展就是有机的。”[10]

实现独立的发展,对于一些公益组织来说可能反而是弊端,需要以失去外界资源支持为代价。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作为一个共同体,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志愿者、市集工作人员在内的参与者能够合作起来,各自贡献各自的资源和能力,使得市集共同体能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这里,自力更生不但没有限制公益组织的发展,反而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优势,为它未来的独立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人们在社会中面临各种各样的生存问题,或者怀有一个靠一己之力并不能实现的理想时,什么才是最好的道路?等待市场大潮将自己卷入其中,或者冀求政府之手的全知全能,在某些时刻都可能是令人失望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实践给出了答案,不如联合身边的你,我,他,构建一个我们都向往的家园,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共同体。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共同体,其建立秩序的过程代表的正是公民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合作中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一个个小的共同体的独立成长,可能是存在坎坷曲折的,甚至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微不足道的,但是千千万万个这样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力量就会由不成熟到成熟,由软弱依赖到独立自我,从而能够循序渐进独立地发展起来。

第三部门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情形中,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以其独立性、以第三部门的逻辑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满足不同人群对公共物品的多样化需求。然而,这不意味着第三部门组织需要排斥政府和市场。

尽管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作为一个公益性质的共同体,所倡导的价值观、所建立的规则,以及通过参与者平等互动建立秩序的方式,有着强烈的自我特质,目前看似只适用于市集的小圈子,与外界环境区分较为明显。市集的参与者,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参与者在内,大多属于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中产阶层”,也代表着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小众”甚至“封闭”的共同体。但是,它所追寻的理想,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特别是提供的产品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它所带来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又是后代人的福祉所在,它有冲破“小众”和“封闭”的必要和需要。

今天,有机食品虽然并不能代表生产和消费的主流,但随着社会发展,农夫市集所推导的不再是奢侈品,它会成为我们寻常生活的必需。据市集与日本守护大地协会交流,三十年前的日本曾是遍地农药化肥,食品行业中存在弄虚作假,几十年来协会下的有机农场通过教育消费者和带动其他农场,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效。目前协会衔接的农场已经有几千家,销售网络已经遍布全日本。

实际上,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对于有机食品的需求,而且提供另一种独特的公共物品:即公共秩序。在社会发展失序,而政府和市场的主导力量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通过自我组织、自我管理,通过参与者的主动碰撞建立内部秩序的方式,正为当前公共秩序建立的一种新的方式提供了范例。这种范例在发展初期经过自我摸索、沉淀后,需要走向社会,让社会更多的人因此获益。其中,这包括市集不可回避地去影响政府,或者与政府合作,鼓励政府接受或参考市集的养分,运用到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所进行的监督之中。这也包括市集不必回避地去影响那些具有正在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或者与他们合作,推广市集的养分,或者将市集的养分融入到这些企业运行之中。甚至,包括企业间形成的协会或联合行动,也可以成为市集的合作伙伴或工作对象。

当然,市集可以有自己的追求,永远做一个封闭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小而美。这取决于市集大家庭成员自己的选择。

乐观的是,农夫市集正在迈出开放的一步。它率先在北上广这样经济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城市中出现,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到有机食品的消费中来,各个农夫市集目前也走向初步的联合,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与外地农夫市集联合进行关于参与式保障体系的全国调研,希望能够编写出一本指南供全国的同行参考。与此同时,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也积极进行政策倡导,希望政策能够更多支持小农,支持有机农业。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小众”终将走向“大众”,有机的生活方式将不再是一部分人的自娱自乐,而是会逐渐形成一股潮流,从一个特定人群组成的共同体内部的改变走向一个行业的改变。

 

 



[1] 引自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负责人常天乐访谈。

[2] 引自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负责人常天乐访谈。

[3] 引自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生产者:平人农场创办人夏孝进访谈。

[4] 崔明理:《有机狂想曲——访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农产品市场周刊》, 2014年第24期,第24

[5] 引自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生产者夏孝进访谈。

[6] 郭婷:《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中国发展简报》201303期,第77

[7] 引自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工作人员Tala访谈

[8]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2~3

[9] 引自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负责人常天乐访谈。

[10] 引自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负责人常天乐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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