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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死于多数人的暴政

(2018-09-09 1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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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苏格拉底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苏格拉底最初继承父业,从事雕刻石像工作,后来研究宇宙的宏观世界和人的微观世界。他开辟了伦理哲学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意义。他主张专家治国,认为管理者不是那些握有权柄、以势欺人的人,不是那些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管理的人,启示人们选举的利益取向并不总是优于选拔的价值取向,坚持“选举”与“选拔”相结合,避免“多数暴力”和“社会平庸化”,更有利于治国理政和社会进步。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哲学家比喻为“虻”,认为哲学家之于城邦正如虻之于牛一样,城邦虽然伟大而高贵,但由于臃肿,所以懒散迟钝,需要叮它、喇它,才能使其活跃起来,强调监督与制衡的重要性。他旗帜鲜明地按原则生活,在阿吉努萨战役后,他面对人民大吵大闹而坚决维护雅典的国法。他是一位善于反问和嘲讽的大师,善用逻辑辨论的方式,启发思想,抨击社会和宗教某些方面的正统信条,揭露错误的辩论术,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开始自由化、准确化和系统化。古希腊政体特有的自由意识,为推动辩论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善于辩论成为当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技艺,于是出现了一种新兴职业,即传授年轻人辩论技巧的教师阶层,这就是“诡辩家”。他们不仅教授年轻人演说辩论的口才、仪表、举止、气质,以及演说辩论的形式、说理的方法、调动听众情绪的技巧等,也教授年轻人如何兜售神谕、利用占卜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搞臭政治对手,取得权力上位。苏格拉底因为毫不留情地揭露错误的辩论术,以及自己的真言智语为当时主流的思想意识所不容,而遭到过激民主派和诡辩家的嫉恨。

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不信奉本邦的神灵并且蛊惑青年的罪名,雅典陪审法庭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对他定罪量刑,第一次投票以280对220票判定他有罪,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对140票判处他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鸩而死。苏格拉底为“社会精英”所不容并被判处死刑的深层次原因,是源于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思想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尤其是触及了希腊的民主政体。名师出高徒,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此三人被称为古希腊三贤。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考,不仅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西方思想家不断回溯而寻找灵感的不竭源泉。

雅典人是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杀死苏格拉底的,这引发了笔者对民主的诸多思考。自由是个体权利,民主是集体权利,要争取民主权利,首先要争取个体权利。卢梭认为,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一切社会制度、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都应该服从并服务于使每一个体获得人生之自由幸福的目的,而不是相反;人不能也不应当充当违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的牺牲品。由此看来,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底线,自由并不崇高和神圣。正如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说的那样,“我对自由没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激情,‘自由’——多平常的一件事啊,人饿了就会想吃饭,困了就会想睡觉,同理有意见了就会想说话,工作不开心了就想换工作,这些需求如此自然,以至于我对人类要为它奋斗千年而感到吃惊,更为‘自由’这个字眼生生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给逼成了一种‘主义’感到离奇”。然而,人类争取自由的道路却是漫长和崎岖坎坷的,充满了欺诈、博弈和血腥。

自由是一切进步的原素和起点,因为自由乃是贯穿于追求真理的生命活动的内在灵魂,追求真理乃是人的生命活动之自由本质的自我表现。人类对自由的诉求永无止境,正如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言:“对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而言,无论他作为囚犯还是监狱的看守,他的一生始终计划着逃跑。”

没有对自由的争取,便没有法治社会的建构,而没有法治社会的建构,便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既有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们所服从的法律又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治与法制的重要区别在于,法治具有道德维度,以合道德性为前提,追寻善的价值目标。在法制层面,法所展现的是工具价值。法有善法与恶法之分,法制一旦失去价值方向,向恶法转变,就会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害。

在希腊罗马时代,民主制度并不代表进步力量,只代表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政治上的显赫,对于任何高级官员尤其是领袖人物而言都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对一个议事会成员也是如此。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人民绝不会犯错误,人民做出的决策、制定的法律、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如果出现差错和失败,责任就落在执政者身上。雅典在阿吉努萨战役中,有13艘船沉没,12艘受损不能使用,而伯罗奔尼撒舰队则有75艘船沉没,溃败而逃。雅典军队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雅典军队战死和船只受暴风雨袭击死亡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雅典城邦议事会以指挥失策和其他罪名为由,决定逮捕参加战役指挥的将军们,并交付人民大会审判。在人山人海的人民大会中开会,并被狂热、偏激和假公济私的行为所蒙蔽和控制的雅典人民,把法律抛到了九霄云外,六位将军被投票表决集体处死,并且当场执行了。战争的恐怖和失败的可能性已经败坏了雅典公民的理性正直品质,并使他们的心变得冷酷无情了。后来他们又后悔所做的一切,制定了一些法律惩处那些欺骗他们的人。

陶片(贝壳或树叶)放逐法,是比每年一度的卸任官员听审更为厉害的武器。该法规定雅典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人选由公民大会以陶片(贝壳)作为选票投票决定,无需任何罪行、证据,只要该政治家得票超过6000,即被流放于国外10年,但不丧失其财产;十年之内,被放逐者若回国,则不受法律保护,将其杀害亦不必负咎。在雅典的民主法庭上,并无现代民主制必不可少的言论自由,只有陪审团的言论自由。又如,竞技场的群众以拇指向上或向下来决定人的生死,这是一种随心所欲而又残忍的民主。再如,雅典陪审法庭以辩论引导舆论,以舆论左右投票,以投票主宰审判,忽视投票者的法律素养,忽略调查取证,以多数人的主观意愿决定客观事实。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度,也能看出这种民主制度的粗劣。

因为没有法治保障个体权利,苏格拉底死于民主这种多数人的合谋和暴力之下,不足为奇。正如王人博先生指出的那样,民主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希腊语,主要指的是一种政治形式,而且这种政治形式也只是当时存在于希腊城邦若干政治形式的、并不是品质最高的一种政治体制。柏拉图终身反对民主政治,这绝不能单以雅典人杀死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来解释,而是因为这种政治形式缺失了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暴民统治。(《中国的近代性》)

从中国近世追求民主的思想轨迹看,从王韬、郑观应等知识分子开始到五四一代,他们在纵论西方民主时都津津乐道其形上价值,而很少触及西方民主生长所依恃的法律秩序。也就是说,这些社会精英,对民主的探求和研析,仍停留在价值预设的水平,固守一种“民主乌托邦”的理论模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考察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射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它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现代西方国家正如现代中国一样,各是一棵新树,但他们都是从自己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换句话说,民主是一棵树,对水土有选择性,在欧美曾经生机勃勃,坠满鲜果(但现在枝叶已有黄斑、果实不再鲜美),移植到亚非拉则会水土不服,枝叶枯萎,果实稀少而酸涩。正所谓,橘生于淮南而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法治先于民主,没有法治,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林毓生先生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指出:“实现民主必须先有法治。但我们没有法治传统,却又要实行民主,所以成绩一直不理想。民主产生与运作,必须先有法治;而我们是为实行民主才要求实现法治。事实是,必须先有法治才能实行民主。但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法治的传统(只有人治和刑罚的传统),这是我们的根本问题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乃内在超越,重修身,而治国则是修身的延续,故法治理论和法治经验在传统资源中极为稀薄。

现代学者认为,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的多数至上主义民主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在缺乏完善民主必备的基础条件:严谨成熟的理性能力以及现实、宽容、批判、灵活的心理气质前提下,简单的普遍参与多数决定往往造成很大问题。参与者缺乏自主性,往往受到一定的蛊惑,在多数人的暴政下,少数人权利常常会被忽视乃至侵害;参与者缺乏价值理性,往往会以利益取向代替价值取向,背离民主的真意。所以,现代民主观念不是一味强调多数,而是认为没有少数,也就没有多数,民主的要义在于保护少数;现代民主理论强调公民缺乏一定的政治认知能力,不仅是公民意识与人格缺损的一个内在原因,而且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政治行为。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之相伴的是公民的权利意识、法治思维、民主观念、公共精神的培育。

苏格拉底是为真理献身的哲学烈士,死于“越轨”的思想,那么,如何对待思想争鸣和“思想犯”就成了很大的问题。苏格拉底难得的思想品性,是承认精神能力的有限性。梁启超在《思想解放》一文中指出:“拿一个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古人,为凡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他还以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学术发展受到束缚为例,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是的,人或组织一旦认为绝对或终极真理可致,就会很容易宣称终极已达到,那么剩下来可做的事情当然不会是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而是对异己的讨伐了。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对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对思想言论的压迫,无不如此。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握,或干脆是真理的代表,以真理自居,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余地,从而无形地限制了自由思想的空间,给文化专制主义预备了必要的精神土壤。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奉《圣经》为不可亵渎的永恒的绝对真理,教廷竭力捍卫他们对《圣经》的权威性解读,宗教裁判所以残忍的手段,包括剥夺人的生命,惩罚一切思想异端。布鲁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由于他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宣传日心说和宇宙观、宗教哲学,1592年被捕入狱,在监狱里遭受了8年的残酷折磨。1600年是教会的大庆年,所谓大庆年就是各地的新信徒会聚罗马朝圣,教会则借此增加收入,扩大影响。异端分子如果这时悔过,则会被教皇赦免,顽固不化者会被处死。布鲁诺断然拒绝放弃自己的信念,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他的著作也被付之一炬。

当时在雅典,死刑犯并非真的都会死,他们至少有三条生路:缴纳罚金赎罪、请求陪审团宽恕、自请流放。苏格拉底讲课拒收学费,他厌恶金钱,所以他没钱;苏格拉底拒绝忏悔以求宽恕,因为他“只服从真理和法律,决不为苟活而奴颜婢膝”;苏格拉底赞同“恶法亦法”,认为可以修正法律,却不能拒绝遵守法律,为了维护雅典法律的尊严,他拒绝出走。因此,苏格拉底只有死路一条。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现代社会,还有三种机制可能使他免于死刑甚至被无罪开释。其一,舆论监督机制。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具有规范与纠偏作用。在此意义上,舆论监督在现代社会扮演着“社会守望者”的角色,犹如“社会雷达”指引着民主国家这艘航船的前进方向。其二,社团自治机制。社团组织是抗衡专权的“堤坝”。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多元自治的社团组织是国家之外的次级共同体,它构成了横亘于市民与政治国家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自组织力量。社团组织把具有相同利益和需要的人们结合成团体力量,使社会成员在与国家力量的“讨价还价”中摆脱孤立无援的境地,避免了个体直面国家权力的压力,从而为抵抗强权政治、保护个人自由筑起了一道必要的防线。其三,民主协商机制。健全民主协商机制有利于各群体、各阶层利益表达的有序化与合法化,有利于在已有条件下最大限度的实现各阶层与群体在利益表达与博弈上的力量平衡。如此,可以避免个体的利益诉求因人微言轻而在体制内投告无门,找不到利益表达与维护的途径,转而寻求在体制外通过极端方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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