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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7 2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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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的天津缘
罗文华
内山书店最近落户天津，全国多家媒体积极宣传，声势不小，反响很好。然而，浏览相关报道，好像还没有中日双方的被采访者能够说出内山书店与天津具体的历史联系，读者朋友还只是知道内山书店在很早以前是开在上海的一家有名的书店。久居大洋彼岸、今年86岁高龄的天津作家林希先生，一向关注书店信息，他竟能想起近三十年前我在本报“书林”版上专门介绍过内山书店，便发微信给我，问我能不能写一篇关于内山书店与天津的文章。这等于是一篇很有难度的命题作文，但我觉得如果能试着写一下，还是颇有意思也颇有意义的。
世人说到内山书店，总要把它与鲁迅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近现代还有一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与这家书店极有缘分，他就是出生在天津，又从天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李叔同──弘一大师。
1927年9月，经好友夏丏尊介绍，弘一大师与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相见于上海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出席宴会的还有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等。在交谈中，弘一大师提出，打算将自己的律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交给内山完造，拜托他分赠给希望得到此书的朋友。内山完造欣然答应。弘一大师进一步说，还有一种叫《华严经疏论纂要》的书，正在印刷中。这书只印25部，他想把12部送给日本方面，将来出书以后，也想拜托内山书店负责赠送。内山完造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弘一大师的委托。数日后，弘一大师托夏丏尊将35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送到内山书店。内山完造马上把书分别挂号寄赠到东、西京两大学及大谷、龙谷、大正、东洋、高野山等大学的图书馆。此后，凡有日本方面来信索取这部著作时，弘一大师都一一应允，拜托内山完造寄赠。前后共赠寄了一百七十余部。
不久，《华严经疏论纂要》印完，弘一大师将其中的12部送到内山书店。内山完造立刻把书用箱子装好，托朋友带到日本。“九·一八”事变前夕，内山完造收到一部弘一大师寄来的《华严经疏论纂要》，并附有弘一大师的亲笔信。信上说，此书留在手头恐不能永久保存，拜托内山完造先生放在适当的地方。内山完造翻开此书一看，发现这是弘一大师自己阅读的一部，上面有朱笔圈点。于是内山完造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内山完造避难回国。他在与黄蘖山万福寺和尚闲谈时，提及这部书，并约定如果回沪此书还在，就赠给寺里。寺中和尚听后很高兴，立即恭敬地著上法衣，捧出茶来，表示感谢。后来，内山完造回到上海，依约将书寄去。寺里收到后马上寄来感谢信。内山完造把这封信转给弘一大师，圆满地完成了弘一大师所托之事。
1932年初夏，弘一大师曾写过一份由其门生刘质平“披阅”的《遗嘱》，托付刘质平在他去世之后重印其律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以为纪念。《遗嘱》中写到，该书重印后可托内山书店和佛学书局协助流布。这充分说明，弘一大师对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是极其信任和倚重的。
1935年秋冬之季，弘一大师在福建惠安地区讲律弘法期间，受潮气感染患了风湿性溃疡，臂疮足疔，异常凶险，几至生西。但即使在病中，弘一大师仍念念不忘其弘法事业。1936年春节刚过，他为了着手《佛学丛刊》第二辑的编纂工作，也为了继续深入钻研佛法佛理，给其老友、时在上海开明书店主持编辑业务的夏丏尊寄去一份列有近五十种书目的“购书单”，并由夏丏尊转请“弘一护法基金会”赐金600元，再由夏丏尊委托内山书店一并寄汇日本名古屋市其中堂书店，以购买一批古本佛学典籍。夏丏尊收到的这份弘一大师“购书单”，被同在开明书店工作的王伯祥见到，爱不释手。王伯祥早就酷爱弘一大师书法，只是一直无缘获取成幅者。这次他从夏丏尊处一见弘一大师亲笔所写“购书单”，便有意收藏，在征得夏丏尊同意后，请人装裱成手卷留存。同时他请人将“购书单”的内容另抄了一份，交由内山书店代寄给日本其中堂书店。天津研究李叔同──弘一大师的著名学者金梅先生曾经告诉我，弘一大师“购书单”的原件仍由王伯祥先生的后人保存着。由这段文坛佳话亦可看出，内山书店是弘一大师晚年与日本文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鲁迅与弘一大师──这两位早年皆有留学东瀛经历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大师，也是经由内山书店而结缘的。1930年3月1日，鲁迅日记中载：“午后往内山书店，赠内山夫人油浸曹白一合，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弘一大师这一书件为横幅，中间书写“戒定慧”三个大字。鲁迅和弘一大师皆是内山完造的挚友，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得知“弘一上人”，弘一大师便成为鲁迅仰慕的人。内山完造家墙上悬挂着弘一大师的书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鲁迅倾心至极，于是“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一个“乞”字，足见敬慕与尊重之情。戒、定、慧，实为佛教三学。所谓戒学，就是戒律；所谓定学，就是禅定；所谓慧学，就是智慧。三学有递进的关系，通过戒、定而达到慧，也就是达到最终解脱的涅槃境界。弘一大师偈言戒、定、慧是要人们防身之恶、静心不散乱，进而去惑证理，达到人格的完美。李叔同出家后，书法是他广结善缘的工具，鲁迅得到的这一墨宝当是弘一大师结缘书件之一。十几年前，我应邀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参加金梅先生新著李叔同──弘一大师传记研讨会，与金梅先生等一起观赏了该馆珍藏的鲁迅所得弘一大师“戒定慧”书法原件。
关于内山家族与天津的缘分，还要提一句，内山完造的侄子内山鹑，是日本著名话剧导演，为了促进日中戏剧交流，20世纪80年代曾多次自费访华。内山鹑在日本翻译并成功地导演了曹禺的著名话剧《日出》。戏剧大师曹禺出生于天津，《日出》创作于天津，剧中反映的也是天津的社会生活。
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便接触日本语言和文化，后来一直比较关注中日文化交流史，所以很早就知道内山书店是一家思想进步、对华友好的日本书店。在我辑存的剪报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有关1972年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中有一份致电我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和团体祝贺日中建交的日本友好人士和团体名单，里面就有内山书店。在1976年的一份剪报中，有关于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内山书店专门设立灵堂进行悼念的报道。20世纪70年代，内山书店是日本销售中国书报刊和中国图书日文译本的重要窗口。那时，我经常到天津外文书店购买日本书报刊，它们会不会也是通过内山书店进口到天津来的呢？
东京的内山书店，是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创办的。1935年10月在东京世田谷区祖师谷大藏开业，1937年3月迁移至千代田区神田一桥，1968年8月又移至东京神田町古书街，1974年3月改组为株式会社，1985年9月进行了一次全面改建。就在1985年9月，就在刚刚竣工的内山大厦里，举行了纪念内山完造诞辰100周年、内山书店（东京店）创立50周年的仪式，中国老作家萧军等专程出席。《天津日报》访日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了纪念仪式，拜访了内山完造的侄子、时任内山书店经理内山篱。代表团团长、《天津日报》副总编辑朱其华代表天津日报社致贺。内山篱先生表示，要把书店办得越来越兴旺，把中国文化更多地介绍给日本人民。朱其华老师本身就是诗词家、文艺评论家，酷爱读书、买书，后来多次对我提起参观内山书店的情况，十分赞佩这家书店生生不息的坚守精神。这应该是内山书店与天津新闻界、文化界一次非常直接的交流吧。
天津的师友中，不乏在日本留学或工作者，他们大都慕名去过东京内山书店，有的还在文章中写到过访书经历。周梦媛小姐是研究天津日租界的年轻学者，经常接触日本文化，她也曾在东京内山书店买过书。梦媛告诉我，两年前，她为了研究一位近代天津日侨而广泛搜集资料。这位日侨是知名的铁道摄影家，20世纪40年代曾在日本一家著名商店的京津支店任职。梦媛向她认识的日本铁道研究家和爱好者了解情况，他们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并且为她热心推荐东京内山书店，说这家书店有很多中文书，中国客人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的学术氛围非常开放自由，鼓励年轻人踏实地研究学问，他们编的起步不久的铁道研究杂志就为这家书店接受销售并展示在临街的橱窗里。于是，梦媛直接与内山书店联系，买到了这些铁道杂志。她觉得很有收获，此后便更加关注这家书店了。
希望落户天津的内山书店，能够坚守百年来的优秀传统，保持特色经营，满足读者的实际需求，与真正的读书人交朋友，共同把内山书店这块闪光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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