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396 ），东晋著名美术家、音乐家、中国式佛像首创者。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居会稽剡县（今浙江绍兴附近）。他是顾恺之时代另一有名画家，南渡的北方士族。晚年长期住在会稽一带。他少年时画的《南都赋》，使他的先生范宣（当时有名的学者）改变了绘画无用的看法。他富有巧艺，绘画而外，又善于弹琴，更以擅长雕刻及铸造佛像而知名。他曾造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及菩萨像。为了创造新的样式，他暗暗坐在帷帐中倾听群众议论。根据大家的褒贬，加以研究，积思三年才完成。由此可见戴逵是首先创造了中国式佛像的艺术家。戴逵并且创造了夹纻漆像的作法，把漆工艺的技术运用到雕塑方面，是今天仍流行的脱胎漆器的创始者。戴逵在南京瓦棺寺作的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的玉像，共称“瓦棺寺三绝”。

   戴逵淡泊名利，一生隐居不愿出来为官，而他哥哥则想着建立领兵拒敌的功业。太傅谢安对他哥哥说：“你们兄弟俩人的志向和事业为什么相差那么远呢？”他哥哥说：“因为我忍受不了那份清苦，而家弟也改变不了他的乐趣。”

    巧成郑玄碑

    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喜好六艺之术，不仅为戴逵日后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极大地调动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得以发挥和升华。戴逵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偶尔不慎打破了一只鸡蛋，他顺手用绢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发现那块绢布竟硬成一团。他大受鼓舞，立即找来破损白瓦研磨成屑，打了不少的鸡蛋，滤去蛋黄，再将白瓦灰兑入蛋清之中，反复揉搓，最后做成一碑，并命名为《郑玄碑》，还亲自写了碑文，用刀把碑文刻到碑上。凡是见到这个碑的人，个个都赞叹不已，认为这个小玩艺儿“词美书精，器度巧绝”，一时在人们中传为美谈。

    随作渔翁图

　　戴逵随父游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只见沿途山清水秀，柳暗花明，他激动不已，常立船头，一站数小时不归舱。特别是那渔翁身披蓑衣，头戴斗笠，驾一叶小舟，在烟云浩渺的水波之中，时出时没，时隐时现，悠闲自在，无虑无忧，真是令人羡慕！

到了建康之后，他父亲带他来到著名的瓦棺寺。这瓦棺寺的住持僧原本是风流儒雅之辈，后因犯事出家，但俗缘未了，故此瓦棺寺竟成了当时建康城中文人雅士聚居的地方。当戴逵随他父亲来到瓦棺寺时，正好当时著名画家王蒙在这里为人作画。戴逵见了，便觉大开眼界。王蒙素与戴家有旧，今见戴家父子到来，昔日也隐隐听说戴逵是个神童，便要他现场作画一幅。戴逵推辞不过，随即蘸足浓墨，一气呵成，画出一幅《渔翁图》来。原来戴逵乘船顺江而下时，见着江上渔翁后，便久久不能忘怀，早在心中勾勒了这幅画图，此时只不过是将其复制出而已。

王蒙原本是晋朝画坛旗手，见戴逵三下两下，一挥而就，甚是高兴。再细品画风画意，更觉气韵不凡，潇洒俊逸，大为慨叹。他以独具之慧眼，透过这幅《渔翁图》，料定戴逵必非仕途之庸人，定为山川之高士。因而感叹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也”。王蒙虽非公卿王侯，却因画名显赫而为世人景慕，且心性极高，骄人傲物，从不轻易褒扬他人。如今竟如此盛赞戴逵，周围的人便知戴逵确实不同凡响，而格外地另眼相看了。

    托情南都赋

　　戴逵的父亲致信当时的著名学者范宣，让戴逵跟随他学习子史经文。

　　这范宣字子宣，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博学多识，尤善“三礼”。此人一身傲骨，不慕荣华，因不满朝廷黑暗，朝廷先后征他为主薄、太子博士、散骑侍郎等，皆坚辞不就。戴逵十分仰慕范宣的人格和骨气，在跟随范宣读书的日子里，戴逵手不释卷，勤学好问，处处以范宣为师。“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特别希望他能读好经学，将来好“治国平天下”。

　　闲暇时候，戴逵总免不了要游山逛水，习书作画，这却使范宣大不以为然。他对戴逵说：描形绘画，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于世无补；你应抓住青春这大好时光，认真习读经书，深明经义，日后好辅君济民，治国安邦。戴逵见老师并不理解自己的追求与理想，又不好与范宣正面理论，于是就依照东汉张衡写的《南都赋》的意思，绘成一幅《南都赋图》，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范宣，范宣观后，不禁为之震撼。从画面上看，南都繁华，造极登峰；细看画之寓意，实暗示这繁华乃过眼烟云，不足为羡。思前想后，范宣再展画屏，重新品味一番：其画之意义深刻，构思精巧，手法细腻，用笔流畅，真让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他立即把戴逵找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戴逵，并表达了要从戴逵学画的愿望。

    师徒二人在读书作画之余，还常常到附近的名山大川去游览。每至山中，戴逵便留连忘返，不思茶饭，顿生归隐之心。特别是会稽南之剡山，古柏怪石，清流深潭，更让戴逵有一种归家的感觉。随着感情的加深，范宣越发器重戴逵，他还作主把侄女许配给戴逵为妻，这足以看出范宣对戴逵所抱的期望。

    妙手著丹青

　　我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浓郁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到魏晋以后，我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发展到一个高峰，书法以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绘画则以戴顾（戴逵、顾恺之）为旗手。

　　戴逵是当时绘画艺术的集大成者，南朝齐人谢赫在他所著《古画品录》中称赞戴逵为当时绘画界的领袖。戴逵所画人物画和肖象画，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成就。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录》所载，戴逵的人物画、肖象画就有十余幅，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阿谷处女图》、《胡人弄猿图》、《董威辇诗图》、《孔子弟子图》、《五天罗汉图》、《杜征南人物图》、《渔父图》、《尚子平白画》、《孙绰高士像》、《嵇阮像》等。他还精于山水画，他的作品一时成为众人仿效的范本。被收入《历代名画记》的山水、飞鸟、走兽画有《狮子图》、《名马图》、《三牛图》、《三马伯乐图》、《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等。戴逵绘画，在艺术上具有独特风格。所画人物，形神兼备；所画山水，情景交融，充分显示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后人学习的极好典范。他曾作《七贤与荣启期》图，后为人所临摹，做成砖印壁画，陪葬于南京西善桥之南朝墓中。此画共分两幅，分嵌于墓室南北两壁中部，各长2.4米，高0.8米，实乃画中巨制。南壁绘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绘刻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八位高士皆席地而坐，服饰不同，姿态各异，神情迥别，充分表现他们当年结伴郊游的生活情趣与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所画人物莫不个性鲜明，神态逼真，各尽其妙。

    戴逵画风，对后人影响极大。比他稍晚的顾恺之，就十分钦佩他的才能，并且将他的绘画风格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中国人物、山水、佛仙、禽兽之画的技艺臻于完善。顾恺之比戴逵小26岁，却在他所著《魏晋胜流画赞》中，收录了戴逵的五幅作品，他们分别是《七贤图》、《嵇轻车图》、《嵇兴图》、《陈太丘二方图》和《临深履薄图》，并且一一给予很高评价，称赞他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

    镂刻师古今

    戴逵在艺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雕刻。

　　东晋时期，佛教文化得到极大发展，佛教艺术亦在全国迅速推广，特别是佛教造像艺术一经引入，便在四面八方迅速传开。戴逵本来就对佛经有深入研究，深刻懂得佛经要意，对佛经故事亦了如指掌，故所刻佛像形神兼备。

    晋孝武帝中叶，会稽山阴灵宝寺慕名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制完成后，观者无不称妙。可戴逵左看右看，总觉得这尊像的神态过于死板，而情感表现得不够充分，缺乏一种对人的冲击力和震憾力。他逐一向众人请教，但大家都说恭维话，不提具体修改意见。戴逵想，看来人们怕我面子过不去，不愿说真话。于是他就躲到屏风之后，把参观者对于佛像的各种议论记录下来，如有的说：这佛像上额太窄；有的说：这尊佛的两眼太小；还有的说，这尊佛的耳朵应下垂，以显现出大度风范的样子……诸如此类，戴逵都一一记在心里，反复琢磨，然后反复修改，前后经过了三年时间，终于刻制成一尊符合佛经教义、体现民族风格、深受观众赞叹的完美佛像。唐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自泥洹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溶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竟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机思通赡，巧凝造化，乃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持菩萨……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戴逵此像一出，世人争相仿效，并把外来佛像的形体修改定格为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的公认形象，这可以说是戴逵对佛教在中国传播所作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