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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结束,结果显示,之前的531位有效候选人,仅有222位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名单。
今年院士增选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而最新公布的名单,再次引发舆论沸腾——一些有技术背景的新经济行业领袖未能出现在该名单中,这其中,李彦宏的落选作为焦点中的焦点,从各类媒体报道的风向来看,甚至明显带有舆论狂欢的意味。
单纯从概率来看,舆论在院士增选中对个人的过分聚焦,其实是不必要的——目前所公布的院士评选结果,只能算是一年一度院士增选的“半程赛报”,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最终有2/3的候选人可能会黯然离开。
着眼于产学研“补短板”,当下针对个人的舆论狂欢,甚至显然是有害的。要知道,今年的工程院院士增选之所以备受关注,其实得益于两大突破:一是来自企业候选人数量的突破,尤其是民企,二是新经济民企代表的集中涌现,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阿里CTO王坚等多位技术领袖均位列其中。这两大突破,从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经验来看,对于我国迫切需要的产学研“补短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这很可能就是今年院士增选谋变心切背后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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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性的变革要迈出第一步,都不会容易,在这个意义上,今年院士增选的变革有开创之功,但离全面借力市场、拥抱产学研结合尚有距离。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院士增选最新公布的候选名单中,除了李彦宏落榜,以人工智能为专业方向成为候选人的沈向洋、王海峰和杨强同样没有出现在初审通过的名单中。在百度、腾讯都在相应领域承担起国家人工智能平台职能的情况下,作为写进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被国家领导人赋予“头雁”期待的人工智能代表们,悄无声息地成为本年度院士增选的陪跑,这多少能说明,人工智能的产学研结合,尚且需要在更多维度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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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国家发力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的宏观背景下,未来的院士增选通过吸纳企业家向产学研结合加速靠拢是大势所趋,决定这一点的是市场规律、创新规律、产业规律,因此,也势必不会以舆论的导向为转移。从全球来看,公司屡陷商业风波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都曾先后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甚至中国工程院,之前也已有引入比尔·盖茨等企业界外籍院士的先例,我国的院士之门,对有重要贡献的国内技术派民营企业家的实质性开放,注定只是时间问题。
之于当下而言,最需要纠偏的,可能还是这一波舆论导向所反映的落后观念。具体到院士增选,关注企业家的科学家背景和企业的创新地位之于产学研“补短板”的价值,远比过于关注时刻都在革新的商业模式、乃至对企业家本人的求全责备,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