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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价 两头苦

(2012-11-24 21: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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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今年入秋以来,各地频传农产品价格大跌以至于农民卖不掉产品的信息,从白菜到胡萝卜到红薯再到苹果,都出现了价格远低于去年同期且销路不畅的现象。比如,山东德州的大白菜,田间地头的收购价每斤最低只有8分钱,这点钱,还不够农民雇人收获装车的成本,很多农民只好就任凭菜品烂在地里。但是,收购的超低价并没有转化到城市居民菜篮子的低价,距离德州仅100多公里的济南,菜市场的白菜零售价高达每斤0.5元。其他各种蔬菜的价格也无不如此。

  但看起来从田间到市场有7倍的价差,实际上中间各个环节都在叫苦不迭。收购商说自己没赚钱,运输商说自己省吃俭用还不如去打工,批发商说利润薄得不想干,小贩说卖菜就是苦力钱。那么,中间那么大的差价,到底跑哪里去了呢?

  是繁杂的固定费用。收购商的人工费用涨得很厉害。在山东东部地区,熟练的缝纫机女工的日薪超过100元,各地零工的报酬也逐渐逼近每日100元——而这些打零工的苦力劳动者拿的薪水看起来高,却仍无法抵御社会整体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在运输环节,汽油费和过路费是两道大坝,成本根本就没法省下来。菜品进入城市后,批发商也要雇佣人力,成本同样不低。菜品进入商超后,商家的固定资产折旧和其他综合成本又吞噬了表面的利润。至于小摊贩,入菜场也要交价格不菲的摊位费,再去掉菜品损耗,确实没什么利润。

  回顾上述环节,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人力成本省不掉,抬高菜价的罪魁祸首是汽油费、过路费、店铺租金。汽油费是两大国有石油公司的利润,过路费也主要归国有单位,至于房租,本质是土地出让成本高企,而土地出让金仍归国家所有。所以,归根结底,是国有企业的运转导致菜价居高不下。这架机器是一个庞杂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暂时看不到解决的办法,所以,即便田间菜价贱如水,饭桌菜价仍然贵如油。

  理清了思路,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田间的菜价会跌得那么厉害呢?

  因为存在一种倒逼机制。在城镇,居民可选择的蔬菜品种很多,各类蔬菜之间又有很强的替代性。当大蒜的价格贵的时候,居民可能去买姜,当白菜的价格高的时候,居民可能去买菠菜。这样就使得蔬菜价格之间达成一种均衡,最终,各种蔬菜会在比价效应中实现区域流转。

  当城镇居民认可的菜价标准定下来之后,小摊贩就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这种标准倒推给批发商。大商超也会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自己的折旧和费用,将愿意进货的价格提供给批发商。批发商不肯亏本,就压低进货价。运输商不愿意赔钱,就倒逼收购商。收购商无奈,只能把地头的收购价格进一步压低。以上渠道都不肯做亏本的买卖,就只有农民可以压榨。而农民的蔬菜已经到了收获季节,无论价格多低都得出手。最终,农民咽下城里人倒推回来的价格苦果。在这个链条中,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

  另一种思路是:既然菜价如此便宜,农民何不种点别的呢?问题是,他们没有更多选择。其一,菜地类似于一种无差异资源,你不种,总有人会种。其二,即便轮种各种农产品,最终也都免不了价格暴涨暴跌的循环,吃亏的还是农民。其三,农民的信息渠道不畅,无法及时对市场做出反应。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盲从者,看到什么赚钱,就一窝蜂地去种植,当收获季节来临,才发现这是一场空。当年的“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都是这种模式的结果,带来的也是更多的悲剧。

  由此看来,农民不只是蔬菜种植的弱者,更是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如果他们有更多门路可以赚钱养家,很多人早就脱离了土地,不再种这“劳什子”蔬菜。如果这样,蔬菜将会因产量有限而导致农民有更多价格谈判权。恰恰是因为就业门路窄、谋取收入的水平低,才导致他们不得不从土地里维生。

  换一个角度,如果维系农民的地头高价,城镇居民买菜价格更高一些不可以吗?同样不行。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很高,但落实到居民的收入有限。高薪阶层毕竟只有少数人,更多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恩格尔系数虽然有所降低,但食品开支仍占居民收入的相当比重。他们没有可能不假思索地接受较高的菜价。因此,地头菜价低的根源在于城镇居民收入低,挎菜篮子的人对菜价过分敏感——那些对菜价不敏感的人,也许根本就不下菜市场。

  窥一斑而知全豹。地头白菜超低价,反映的是两头苦:农民和普通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过低。它告诉我们,提高居民收入,任重而道远。

  但是,与菜价便宜相对的,却是奢侈品价格的高企。20年前,茅台的价格只有不到100元,20年后,市场价超过1500元仍有很大的市场(这个价格,比全国农民一个月的平均实际收入还要高),有的人甚至买酒收藏等待增值。国内一些天价烟的价格是每包150元甚至更高,与每包几元的烟一样畅销。一些大城市里,进口名表名包动辄几万元,生意却不错。国庆黄金周,走出国门的富裕人群在世界各地抢购名牌产品,真正是财大气粗。在很多地方,农民的一栋房屋卖不出10万元,但在大城市,每个平方的房子却可以卖到20万元。显然,富人为数不少。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两极化。穷人很多,富人也不少。不过,即便富人达到4亿人,也还是少数,因为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不过三成。但值得警惕的是,富人的消费弹性很低,收入再多,也不见得增加多少消费量,更多的是转到投资渠道。穷人的消费弹性却很高,新增加的收入有相当大比例又花掉了。所以,未来中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应该主要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只是,这些人主要靠打工等方式谋生,政府指导的方式很难让他们享受到实惠——除了最低工资保障,我们目前还拿不出更多措施让他们的工资水平提高,毕竟,企业是自主经营的,而不是行政控制的。

  既如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难度就相当大。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投资拉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三分之二。如果未来投资增速放缓,不只是经济会下滑,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会进一步降低,这会让寄望于提高消费占比改善经济结构的梦想落空。

  进退维谷的经济状况,已经体现在股市中。最近两年,中国股市是世界各股市中表现最差的。一方面,投资类品种如钢材、水泥、煤炭等行业利润增长无望,市场估值很低,价格也跌跌不休,不断被投资者抛弃;另一方面,消费类品种如白酒、医药等行业虽然貌似前景看好,投资者也热烈追捧,估值却不低。这几年,从牛奶的三聚氰胺到白酒里的塑化剂,食品安全问题不断,也影响了投资者对这类股票的信心。结果,医药类股率先领跌,迄今有一年多时间,白酒股又在最近集体跳水。茫茫股海,好的投资标的竟然凤毛麟角。一些投资者转到了行业独特的小板块中,也多数是火中取栗,无法长久稳定获利。

  所以,未来股市要好转,需要等待经济形势明朗。而经济形势明朗,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这一点,不必等数字,也不必看报表,就等田间地头的大白菜价格不再暴跌吧。

  (作者为职业投资者,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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