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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结网:一个都不能跑哈

(2016-10-31 08: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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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管仲,春秋颍上(今安徽颍上县)名夷吾,字仲,亦称敬仲。

幼年时家境贫寒,和鲍叔牙是好友,他们合伙经商,获利后他总比鲍叔牙多拿红利,伙计们都看不惯,鲍叔牙解释说:他家贫,多拿一点是应该的。

管仲和鲍叔牙一起打仗,冲锋时管仲常常躲在后面,退却时却总是跑在最前,士兵们很不齿,鲍叔牙解释说:管仲不肯拼命是因为孝顺,家有老母,他一旦战死,就没人奉养。似乎别人都没娘亲似的。后来管仲也曾经做过几次小官,每次都因为表现一般而被免职,一些人耻笑他愚笨,鲍叔牙解释说:管仲并不是干不了,只是这些小事并不适合他的才能罢啦!于是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中国成语中的“管鲍之交”,就是源自于此。

齐僖公时有三个儿子,大儿名诸儿,二儿名纠,三儿名小白。诸儿年长,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僖公任用管仲、召忽作纠的太傅,鲍叔牙作小白的太傅。齐僖公死,诸儿继位为襄公。但这家伙不好好干,一是穷兵黩武,二是奢靡荒淫,甚至与胞妹(鲁侯夫人)淫乱,并杀害了偕夫人来访齐国的鲁桓公……鲍叔牙为避祸奉公子小白奔往莒国,管仲、召忽也奉公子纠奔往鲁国。

齐国终于发生内乱,襄公死,于是小白与纠同时飞奔返国以谋取君位。为了阻挡小白,管仲领兵先行在途中堵截。堵截不成,一箭射出,射中的却是带钩。小白急中生智,倒在车中装死,鲍叔牙驾车带着学生疾驰而去。纠这边误以为小白已死,因而放慢了行程,结果,王位就让小白抢到手了。这就是后来威名赫赫的齐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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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军大兵压境,迫使鲁君杀了公子纠,召忽殉主自杀,管仲没有殉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还有娘须他孝顺,只知道在好友鲍叔牙的忽悠下,小白放弃前嫌,请管仲做了自己的相。

管仲做了齐相后,第一件事是发展经济,认为治国必先富民,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传世名言。管仲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众所周知,传统政府对付百姓喜欢两个法宝:一是穷,生活上的穷;二是贫,头脑中的贫。这样一手抓物质,一手抓精神,抓得百姓又穷又傻,最方便统治者。

尽管管仲的富民政策是有限度的,但是相对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他鼓励工商业,是很了不得的。还有,比上某些提倡越穷越光荣以饿死百姓为乐的领袖,更是天上地下了。

管仲还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算他的第二项政绩吧。

第三项政绩,提出尊王攘夷的策略,辅佐小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第四项政绩,加强了社会管理。但是,有些事情是利弊兼行的,比如这个社会管理,管仲完善了起始于商代的户籍制,并且首创了连坐制。特别是后者,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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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政绩,临终绝唱,病榻论人。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桓公曰:“鲍叔牙如何?”管仲曰:“毫无疑问鲍叔牙是个君子,他对善恶分得很清,一见到人有恶,一辈子不会忘掉,这样是难以为政的。”桓公又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讨好国君,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没有一点人性,这样的人不宜为相。”桓公再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十五年,父亲死了也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连父子之情都不顾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的封地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的封地而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追求的必定是超过千乘之封的权力。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用为相了。”齐桓公又问:“既然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体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管仲接着向桓公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认为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好。

易牙了解到桓公与管仲的这番对话后,就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反对你为相。鲍叔牙笑道:“管仲推荐了隰朋,表明他是为社稷宗庙着想,不以私心偏爱朋友。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容身之处?”易牙一看挑拨不成,赶快溜走了。可惜桓公没有听进管仲的临终劝告,反而逐渐亲近三个小人。三年后,终被三个小人害死,齐国的霸业也宣告结束。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单纯靠人治,是不可行的。

第二,上级领导一般容易偏爱小人,因为小人所有的任务就投领导之所好,图谋自己的私利。至于领导家的长期利益、甚至短期利益都不在他们考虑之中。

第三,管仲对于人性的透视,那是一竿子到底了。正如苏洵的《辩奸论》中所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虽然大家都认定《辩奸论》乃南宋初年道学家、保守派人士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而假托苏洵之名炮制的文章,但是抛除掉王安石,其对于三小人人性的认定则是不虚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不近人情的历史遗留:孩子有病,烧坏了一条腿,身为父母的老师居然还坚持在课堂上讲课,似乎不折磨学生那几节课自己就心下不悦似的;老人死了,身为政府公职人员的儿女居然还坚持战斗在工作岗位,没有时间回家给老人尽个孝,似乎一离开工作岗位就会被人抢走似的;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救生产队的电线杆子而牺牲,其妹金士英正好轮到值宿站岗,大家劝她休息,她的回答是“不!”按书中的描写,“她不流泪,不悲伤,满怀对帝修反的仇恨,警惕地按时上岗”。我靠,你哥是人家赫鲁晓夫推下水淹死的不?邵伯温泉下有知,就不会恶心王安石“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常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读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而会对着这些人大叫了:“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孔子对管仲评价很高,他向弟子们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看来圣人毕竟是圣人,光想到被发左衽之类的屁事上了,没想到屁民如今仍受其累的一面,最严重的是“利出一孔”。《管子》云:“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看到了吧,君主的恩情比海深就在这里,他控制所有的资源,让所有臣民不依赖他不得食,并且让民富停留在一定的水平线之下,也就是说,绝对不能让人民真正富裕起来。

说果说万恶的旧社会好歹还有不太健全的私有制作后盾的话,比如陶渊明好歹还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么新时代,则是严密的公有制之网,以至于连陶渊明那样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姿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绝唱了!陈寅恪先生再独立,再自由,还得喝人家分配的牛奶。你自己哪里弄奶去?

你说管仲这干的啥事叫?蒙着头只顾给执政者结网。导致臣民们,只能是面对越来越小的网眼,一个都不能跑了。喏,最典型的例子是商鞅,给执政者结啊结啊,最后把自己结网里了。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甚至政治家,都是这般坑人带坑己的主儿?把全国民众带坑里去也罢,连自己也带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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