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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亦会真实,存在可能合理

转载 2015-10-11 22:23:39

 

当庄子试图化解缠绕于生命之中的私心成见时,他发现源于生命的直觉才是最真实的。

人愈是反观自我,愈是能深及世界的本质,由此而形成庄子独特的生命智慧。这种内在的生命体验,使他对穿梭于人间的知与不知、生与死、材与不材、有用和无用都应对得游刃有余,表现出智者的从容自若。从领悟自然的过程中,不仅契入了宇宙的深刻本质,同样也领会出生命的本真主义以及充盈其间的自然情趣。

庄子尚道,所以庄子的智慧极富道家的自然旨趣。且不说庄子作逍遥游时羽化登仙的那份绝尘飘逸,单是他与惠施的濠上之游,就足使我们于儵鱼的从容出游当中,领略到自然予于生命的盎然情趣,感慨人生的万种情态和叠出的智慧。

不过,读庄子的书,最牵系人心的还是他在庖丁解牛的寓言里孜孜以求的那种“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的人生至境。从庖丁游刃有余的娴熟技艺里,就能透视出庄子持守的道与理,以及他倾力追求的生命睿智。而他“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经世之略;泯生死,同物我的齐物之论,即使是以荒唐之语,无端涯之辞,或正言若反,或卮言谩语,出入于腐朽与神奇之间,都让人领悟到生命的无限情调。的确,在他浸淫着荆楚神话的寓言和故事中,无不充满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洞悉,以及他对理想的不懈执著。而这一切都悉数体现了道家独特的生命智慧,使道家玄奥深邃的形而上之道有情化和现实化了。


一、道是道家理论间架的核心。

道家巨擘老子于形而上的玄思之中体悟出宇宙的本质构成是道,道由一生二,再生三,衍化了宇宙万物,因而道家的经典观念就是将道定义为物质世界存在根据,自然、社会和人无不是道的具体形象的表现。于是道便成了自然万物和道家哲学的共同起点。

庄子一方面沿着老子思想路径,由道探索世界的本体意义;另一方面以道诠释人生,体验生命的意义。使道即朗现宇宙的本质,又饱蘸了人生的真谛,从而奠定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并称的道家智慧。

在我们论及道家智慧时,并不能脱离横贯了儒家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史实,形象地说,儒家思想犹如一块巨石,道家的智慧正在于它能点石而成金。儒道思想是相辅而相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为他们各自侧重了中国文化的两个极端。儒家思想着力于社会的人文精神,像孔子毕生追求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及孟子阐扬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表明儒家思想倚重于人文层面,表现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基调,富于现实性和功利性。而道家则反朴归真,从人同自然那种本质联系中展示生命的意蕴,揭示了人生境界的自然意义。当他们由源于自然的直觉和灵感探究宇宙和人生时,一切都充盈了空灵玄妙的智慧。因而道家文化中弥漫了浪漫主义气息。显然,儒家的人文精神与道家的生命智慧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因子,有着各自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功能。这一点,以后发展而来的儒道互补便可证实。

庄子的智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对社会政治的挑战情绪,他不容忍情趣盎然的生命之旅为形形色色的政治目的所阻隔。事实上,中国早熟的政治文化使各派思想家具有强烈的政治忧患和使命感,他们殚精竭虑地营造了各种政治方案,以期拯救社会。在他们各执己见而演释出的不同政治理论和价值体系中,往往以“同于己者为是之,异于己者为非之。”他们的主观好恶成了认识的尺度,人人都纠缠于各种是非之论当中,精神受其左右,生命为其困挠。(编辑公众号:Sunny10179;作者微信号:Gavin10179)庄子形容他们“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一个个“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殊不知这样的生命形态已背离了人的本真之性,是“遁天背情”。庄子不无担忧地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人们以有限的生命恣意追逐汹涌如潮的不同理论学说、价值体系,只会徒耗生命而一无所获。


二、现象介于主客,认识复杂艰巨。

这里,庄子触及了人认识中的悖论:就认识主体而言,它与客体形成具有认识结构的现象,人正是由现象认识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就认识客体而言,它的本质能够外化为现象,但是现象不就是本质,因而人不能由现象认识客观事物及其本质。

一方面现象是人与客观事物形成的认识结构,因而认识主体的情感、意志、意识和经验必然会渗入现象当中。缘此,人们对同一认识对象可以得出不尽一致甚至相反的结论,这就是现象使客观主体化的表现。庄了把这个原因归结为:“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梯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覩矣。”人类困挠于各种知识系统相互攻讦,其原因盖出于此。庄子把与认识俱有的主观因素称之“成心”,即成见之心,他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私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而这也似乎是认识中难以消除的痼疾。

另一方面,现象又是客观事物的外在因素,因而具有和本质一样的客观特征,缘此现象又使主体客体化。现象的客观性除了同客观事物的时空状态相关联,同时还与对客观事物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相联系。如果以为现象已穷极本质,或者现象同于本质,则导致了认识论中的混淆一般与个别的界限,如各派学说偏执一端。这便是庄子所说的“骈于辨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骈拇》)当人们不能明确地分辨出现象和本质、主观与客观时,就有可能像庄子寓言中朝三暮四的群狙一样是非莫辨了。

反映在认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的悖论,说明现象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联系的中介因素,一方面主体总是由现象构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因而现象含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客观事物的本质又必须通过现象得到呈现,因而现象又具有客观特征。所以认识的各个阶段都是充满矛盾的过程。庄子举例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看来,仅从理论着眼,人们的确不能圆满地做出判断。

老子提出一种形而上的解决途径,他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一种认识是后天习得的,愈积累愈丰富,但它只限于经验的现象领域。另一种认识是指向事物的本质也即是道,它必须不断剔除现象的外在因素,一旦剥离掉所有现象,人也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或道。据此老子才说:“其出弥远,其知愈少”,道只是超绝的存在。老了是以现象和本质的根本对立来解决认识论中的悖论。



三、如果脱离世俗,容易获得真知。

庄子的求解接近于老子,不过他更倾向把认识认论的问题还原到对认识主体即人的范畴中,因而表现出浓厚的人生论色彩。他认为认识的意义是以生命的真实性为前提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他定义真人是无己、无名、无功的神人或至人。他们不固守自我,不沽名钓誉,不居功自矜,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圣人人格。真知则是从这个意义上获得的,它同样脱离了世俗的观念,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而人的这种本质和道是同义的。

这样,认识从现象而达于本质实则是一次理想人格塑造的经历。比如“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要求人能忘怀一切;“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要求人能超越自我;以及“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要求人消弭官觉屏障,除去心物对立。这些都是在成就真人生命人格修养的历程中完成真人的知识系统。换言之,真知就是人透过对世界与人生的深刻体验所获得的,是人的本质同宇宙的本质或道的合二而一。

庄子的人格修养如果以认识的角度来看,它实际是剪除了随认识而来的情绪、意志、经验等主观因素,使认识变得纯而又纯。因而认识脱离了经验现象而直接深入到本质之中,庄子称之为“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现象变成了本质的附属,可有可无。从现代哲学观点看,庄子利用了直觉证悟的超验认识,这种认识由于取消了传统认识中感性和理性的不同环节,因而显得虚玄空灵,认识成了一种内在的自我观照。因为它唯一前提就是设定人与宇宙万物的本质是同一而相通的。

我们看《秋水》篇中一则故事,庄子与惠子一同游于濠水之畔,庄子指出水里的鱼说:“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言未毕,惠子即反问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于是两人展开了一场辩论。惠子以庄子和儵鱼是不同的主体,所以认识也不一致。庄子则肯定主客体本质上相通而相知,他一反惠子从一般的认识途径作合乎逻辑地求解,以漾溢了生命乐趣的审美观照切会到儵鱼的从容之乐当中,艺术成了庄子体认和把握本质的重要方式。由艺术的静现玄览,则会“虚室生白,吉祥止止。”透视出宇宙万物的本质特征。由审美观照而来的艺术境界,使主体与客体之间直接同一起来,朗现出事物的本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困惑于人类无法由此岸进入彼岸去认识自在之物时,也提出以审美特征的趣味判断替代具逻辑特征的理性判断,由艺术切入事物的本质。(编辑公众号:Sunny10179;作者微信号:Gavin10179)这些表明人类的理性认识并不是无限延伸的,它存在着一个限度。庄子则以其漾溢了生命智慧的人格培育,为人类认识开辟出独特的认识境界,道或宇宙万物的本质恰恰是由境界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道家的智慧不但形成了庄子特有的认识体系,同样也成就了他的生命价值观。他对人生的那份随缘自然的超凡,在死生之界诗意般从容;以“游世”化解人生的不解之结,机敏地栖息于“材”和“不材”之间;这些无不充满了智慧的透澈洞明。

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但还没有等到真正习惯过来,生命又匆匆逝去了。对多数人来说,生命的得而复失这一事实是很可怕的。庄子则习惯于从形而上观照事物:“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生与死也不例外,“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失我以劳,息我以死,故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也。”生命悉数体现了道的规律,“己化而生,己化而死,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笔下的神人、真人从来不悦生恶死,在人类的生命之流中,生是死的开始,而死则是生的延续,生与死构成了宇宙周循的规律。


四、庄子视死如归,洒脱不守成规。

他在妻子死时竟鼓盆而歌,因为他看到的生死变化无非是气的聚散,是自然中事,所以庄子不触景伤情。乃至庄子临死前,弟子们想厚葬他。庄子却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济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又担心他会被鸢吃掉,庄子付之一笑:“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真可谓是藏天下于天下的超迈与智慧。

反映在认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的悖论,说明现象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联系的中介因素,一方面主体总是由现象构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因而现象含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客观事物的本质又必须通过现象得到呈现,因而现象又具有客观特征。所以认识的各个阶段都是充满矛盾的过程。庄子举例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看来,仅从理论着眼,人们的确不能圆满地作出判断。

老子提出一种形而上的解决途径,他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一种认识是后天习得的,愈积累愈丰富,但它只限于经验的现象领域。另一种认识是指向事物的本质也即是道,它必须不断剔除现象的外在因素,一旦剥离掉所有现象,人也就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或道。据此老子才说:“其出弥远,其知愈少”,道只是超绝的存在。老了是以现象和本质的根本对立来解决认识论中的悖论。

庄子的求解接近于老子,不过他更倾向把认识认论的问题还原到对认识主体即人的范畴中,因而表现出浓厚的人生论色彩。他认为认识的意义是以生命的真实性为前提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他定义真人是无己、无名、无功的神人或至人。他们不固守自我,不沽名钓誉,不居功自矜,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圣人人格。真知则是从这个意义上获得的,它同样脱离了世俗的观念,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而人的这种本质和道是同义的。

这样,认识从现象而达于本质实则是一次理想人格塑造的经历。比如“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要求人能忘怀一切;“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要求人能超越自我;以及“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要求人消弭官觉屏障,除去心物对立。这些都是在成就真人生命人格修养的历程中完成真人的知识系统。换言之,真知就是人透过对世界与人生的深刻体验所获得的,是人的本质同宇宙的本质或道的合二而一。



五、人格修养,即剪除情绪、意志和经验,提纯认识。

因而认识脱离了经验现象而直接深入到本质之中,庄子称之为“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现象变成了本质的附属,可有可无。(编辑公众号:Sunny10179;作者微信号:Gavin10179)从现代哲学观点看,庄子利用了直觉证悟的超验认识,这种认识由于取消了传统认识中感性和理性的不同环节,因而显得虚玄空灵,认识成了一种内在的自我观照。因为它唯一前提就是设定人与宇宙万物的本质是同一而相通的。

其实,一句“死生,命也”同样深含了庄子对生命无限眷念的情愫,他的真实意图并不是想否定生命,而是以他独具的智慧去化解人生有限与无限的冲突。他由衷地喟叹“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他未尝不向往千年不衰的椿树和彭祖。他的化蝶之梦、观鱼之乐,以及戏千金于污泥的调侃和洒脱,无不漾溢着对生命的真挚热爱。这种热爱与其说根源于对生命本身的珍视,还不如说是根源于对生命有限性与暂时性异常强烈的直觉,所以他对生命的炽热情感,是通过否定生命的现存形态表现出来的。

缘此,庄子才不屑那种“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平庸之徒。即使是以“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音以声,形与影竞走也。”一旦人与外物相递相靡,生命也就迷失了自我而无意义可言。在庄子眼里,“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的确,正视死亡,才引导人们寻求自己存在的意义,庄子深谙死亡与寂灭的意义后,才格外珍惜生命存在的价值。因而他既不一味地恶死恋生,也不单纯地视死如梦。对死的大彻大悟,使庄子坦然地把生命交付给自然,从容地应对现实社会中纷至沓来的欢乐与痛苦,超越人间世的是非物欲,让一已生命融于宇宙的生命之流中。

如果说在生死之际,庄子已经洒脱得一无牵挂,那么当他从充满了诗意的理想境界抽身回到现实时,则无法逃避“处昏上乱相之间”的残酷处境。当统治者“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焦”时,连奔命于仁义之间的孔子也不得不激流勇退,诫之以“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则更以“顺时”来表现儒家的政治态度,“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他们期望以身隐而保持政治理想的高洁。

庄子则透视出他的道家智慧,以道隐而身不隐的方式平息了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尖锐冲突。表现出一种浪迹世俗之间而存志于山林之中的生存智慧。面对残酷的政治时局,庄子变化着自己“材”与“不材”的两种本质以应对同样变化着的现实。他把生命推向理想与现实的边缘:“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以“材”的一面成就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以“不材”的一面躲避暴政之虐和无辜戮杀。他承认:“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同上)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因而被不同历史时代的士人奉为安身立命的人生圭臬。


六、道家智慧,随缘自然。

当社会和政治并没有合乎自然的发展时,他们惟有调适自我的心态去接纳这种现实。所以,庄子的“材”与“不材”与其说是一种处世之道,倒不如视其为对现实的顺其自然的肯定。据此,庄子才欣然地游移于现实的不同层面,他说:“唯至人乃能游于世不避,顺人而不失已。”人生的理想生命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外在的因素,而是由人的自我抉择来实现。质言之,自然是体现了自我的自然,是认识的自然化。面对着一个争战杀伐、人心淆乱的世界,庄子采取了“形莫如就,心莫若和”的态度,于是他能够处乱不惊,心安理得地与这个世界相周旋。真的,“人能虚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游世既没有否弃理想而混同俗世,又没有隐遁山林向现实妥协。在庄子眼里,自然是道,是宇宙万物;还是主体与客体的一致,理想和现实的吻合;它也是“材”与“不材”的默契。换言之,自然就是合于自然宇宙的自然而然。正是这指向于自然的智慧使得庄子总是以安时处顺的淡泊面临着一切。

庄子用自然消弭了所有对立和差别,它包容了一切,因而自然就是道。这个自然之道使庄子的思想有了任意驰骋的空间,人生的入仕与出世都充满了生存的意义。当庄子诙诣地说出“无用之为用矣”时,已然是为人生变化出无限的意义。现实的挫折无损于理想的至高;社会的磨砺不减人天性的纯真。他慧眼独具,透视出宇宙万物的价值和意义,他的思想尽管从表面来看并不合于理性的范畴,但却是合乎宇宙万物的常然之性,这正是庄子生命智慧的意义所在。他反感世人用一炬烛火同日月争辉;掘一湾沟堑与雨水争流,人类的智慧正是由此而陷落的。他同样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精神,无为和无不为都是自然的范畴,是人生自然而然的过程。

庄子置身于这个富于变化的世界时,并不借助外在的逻辑理念来把握,而是寻求内在的生命直觉,人恰恰是由内在生命的不断完善来体认这个世界的本质和意义。缘此,他更确信生命与宇宙万物的本质是息息相通的。因而他肯定生命的本真自然之性,人们当下的努力都是实现着生命的返朴归真。据于此,生命才不断地透过知与不知、材与不材、生和死,有用和无用去表现人的本质,而这一切都为庄子的生命智慧提供了一个游刃有余的巨大空间。

现实可能合理;合理可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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