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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朔州》第二章征战杀伐下的文明

(2017-03-13 07: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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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生中不能不想的事

 


第一节  太阳照在桑干河

  每当面对桑干河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我只有默默地凝望着它,因为我无法给予它一种说法,或者一种定位。 我甚至都理不清自己潮涌的思绪,不知道该想些什么,说些什么。

  对于像桑干河这样一条大河来讲,用古老和悠久来形容她,显得司空见惯;以人类有限的历史和自身短暂的生命去丈量,近乎痴人说梦。就像许多人有家谱,却说不清更远的祖先;人类有文字记载或者考古发现,却难于真实地描绘她往昔的面容。人类对于世代养育了自己的河流,却往往易于失去生死相依的记忆;在红尘中浸染的愈久,便愈是容易忘记最初的乳汁。但是,我想在世事的扰攘中去寻找她,在历史的暮霭中走近她,追逐她愈来愈远的背影去呼唤她。

她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桑干河是流经晋北、冀北、北京、天津的一条河流。它与长江、黄河不能相比,可是它的流域范围都城之多、时间之久都是无与伦比的。黄帝的都城涿鹿,北魏的都城平城,以及元、明、清的都城北京都在此流域,分别是在上古、中古、近古时期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极大的王朝。

  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贾兰坡认为人类起源于南亚,是印度陆地板块与亚洲陆地板块之间的古特提斯海周围丛林。印度陆地板块因受到印度洋海脊的隆起所致,自南向北产生滑坡性推移,导致这个古地中海逐渐消失,进而隆起为喜马拉雅山脉,然后使古猿迁徙世界各地。

   桑干河、汾河两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便成为古人类进化的摇篮。这一地域正处于燕山运动、加里东运动、喜马拉雅运动应力结合与转换的地带上,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强力挤压、扭曲,使地层纷纷断裂,一些断块被挤压下陷,一些断块又被挤压抬升,从而造成了断陷盆地与地垒山地相间隔的地貌格局、串珠式的盆地分布。如广灵、灵丘、大同、阳原、蔚县、怀来、怀安、张家口、宣化、涿鹿、矾山、延庆诸盆地。盆地的形成,控制了区域内的水系发育,使多数盆地充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淡水古湖。这些古湖泊有的互相沟通形成串珠式的互联大湖。冀西北山间断陷盆地的中央镶嵌着地垒山地—熊耳山,将一个巨大三角形盆地分隔成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个古湖:熊耳山以北的“张家口古湖”,横跨河北、山西两省,面积包括了今张家口市、宣化、万全、怀安、天镇、阳高诸县地域;熊耳山东南的“涿鹿古湖”横跨河北省与北京市,其水面包括了涿鹿县、矾山镇、官厅镇、怀来县、延庆县等地域;熊耳山西南的“大同古湖”也同样横跨山西、河北两省,包括今山西省的大同市,以及大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城区、浑源、阳高、广灵、和河北省的阳原、蔚县的大部分或一部分,面积达9000多平方公里。这些古湖形成后,过了很长时间,地球上才出现人类。 喜马拉雅运动不仅对古猿向人类进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是对中国地形、地貌形成影响最大的地质运动。因此,第四纪以来,随着青藏高原的不断隆起,最初的人类在那里根本无法生存;而中国的南方,则由于接近于赤道及南部海洋,不仅气候炎热,而且在暖湿气流的作用下,雨量充沛,到处是湖泽,蚊蝇肆虐,瘴疠横行,风暴频繁,很不适合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北亚及中国北部比较寒冷,内蒙古等地比较干燥;西部地势高亢,且距海洋甚远,既寒冷又干燥,都不是早期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地。而桑干河、汾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即“小两河流域”自然条件非常适宜古人类生存。其时,串珠式的盆地内充水为湖,气候温和,各种动植物种属繁多,既有充足的淡水资源,又可依山而居避免水害。因此,这一地域也就成为世界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母体文明孕育、产生、发展地域。

   泥河湾村坐落在桑干河中游,是个仅有30余户人家的小山村。

  泥河湾地层发现于1921年。1924年,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对泥河湾地层进行了观察,建名为泥河湾层。1927年至1930年,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皮维托等到泥河湾进行了研究。1935年,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郑重地宣布了泥河湾一带古人类遗址的发现。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盖培、卫奇在发掘虎头梁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的同时,发现了早期人类的石制品。1974年,贾兰坡、卫奇发现了泥河湾村西70公里的许家窑遗址,1976年贾兰坡、卫奇、李超荣又发现了1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1978年,汤英俊、尤玉柱、李毅发现了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古人类遗址。此后,卫奇、孟浩等于1981年又发现了与小长梁地层相同的东谷坨古人类遗址。由于这些古人类遗址不仅分布密集,年代古老,石器工业先进,而且石器、动物化石极为丰富,这就引起了中外专家学者们的惊喜和高度关注,从此,将泥河湾研究推上了一个高潮。1998年,谢飞率领的考古队,又发现了距今12000年左右的古陶片和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大型墓地。

  周口店遗址地处桑干河下游的永定河西,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当地工人的指引下发现的。1927年正式开始发掘,并将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定名为“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出土。此后,由于战争的原因,停止了发掘和研究,“北京人”所有化石在美国人手里下落不明。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周口店的发掘研究才又重新开始。

  现在,全国所发现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总数已有万处之多。但是,旧石器、细石器、特别是古猿、猿人、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遗址,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相比,还是比较少的。目前,全国所发现的古猿、古人类化石,以及重要的古人类文化遗址,除桑干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之外,还没有一个地域能单独构成人类的进化形成发展序列。年代早的遗址,没有中期、晚期的与之配套。而年代晚的遗址,则又没有早期、中期的遗址为其发展之根。惟有冀西北的桑干河流域山间断陷盆地及其相邻地方的古人类化石、遗址,从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个文化期遗址,从老到新构成了人种形成上一个完整的进化发展序列而没有缺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尤玉柱和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李壮伟,就对桑干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桑干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细石器文化遗址从老到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从中期到晚期,从小石器传统到细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基本清楚。”我们将始猿、猿人、直立人、智人化石遗址及与此相关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列出,桑干河流域及其临近地区的就占60%。

  古猿被喜马拉雅山脉的崛起分隔于斯山之北以后,从这一地带迁徙到桑干河流域,必然是从西藏、云南一带为始,经云南、贵州、四川、湖北、陕西、河南一带进入汾河流域溯源而北上,到了桑干河、汾河的发源地带后,沿桑干河两岸向东进入桑干河流域及其下游的北京地区。现在,考古学研究与发现也证明了是这样的:“旧石器文化在山西是由南向北发展的”,而在桑干河流域则是由西向东发展。若将从喜马拉雅地方向汾河、桑干河流域迁徙路线经过地方的遗址计算在内,则其遗址和化石地点就占全国总数的80%以上。如果,将桑干河流域曾因距今23万年前、10万年前的火山喷发,距今3万年前的地质运动造成恒山、石匣、鸡鸣、官厅等处山体大断裂,由此而古湖湖水下泄之际,古人类向各地大迁徙考虑进去,则几乎可以囊括全部古人类遗址的发现。

  现在,从全世界的考古和古人类研究中已经充分证明:世界三大人种之一的蒙古人种形成于中国境内;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进化发展研究上,特别是考古发现证明,蒙古人种的发展、进化、并最终形成地域是桑干河流域及其下游永定河流域。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前面提到,现在,从全国大范围而言,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同新石器时代遗址相比,要少得多。除桑干河流域及其相邻的地域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地域能够在古人类、特别是人种的形成上构成独立、完整而无缺环的地域。就是同期地域之间的石器发现、人骨化石发现之多寡,也是很难相提并论的。截至目前为止,在我国范围内,从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发现旧石器的地点还很少,云南元谋人遗址出土的石器只有寥寥数件,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器仅数10件,而桑干河流域小长梁发现的石制品超过4000件,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等。至于与其相邻的东谷坨遗址,1981年的第一次试掘中就获得石制品1443件。在桑干河流域更新世早期的古老地层中所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不仅多而密集,而且文化内涵丰富。这使得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都感到惊讶。小长梁遗址最初依地层及出土的三趾马化石,推测为距今200万年,但由于其石器制造技术的先进而引起了年代争论,后来就按其石器制造技术的先进性结合古地层,尽量向着较晚的时代推定为距今100万年。现在,经国际专家们的测定,为距今136万年。依文化特点而言,小长梁、东谷坨、半山、岑家湾遗址的石器制造,属于华北自古以来的小石器传统,是北京人石器的先驱。北京人距今为50万年至23万年,而许家窑遗址出土的“许家窑人”人骨化石就多达20件,各种类型石器竟达14000多件,年代为距今10万年。许家窑文化在细石器技术传统上是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桥梁。峙峪人化石距今年代为28000年。山顶洞人化石距今为18000年。

  举凡桑干河及其下游永定河,以及汾河流域的古人类化石,所能见到的门齿,如北京人、许家窑人、丁村人、山顶洞人等,都无一例外地呈现铲形特征。山顶洞PA、103号女性头骨……是与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中国人有密切联系的蒙古人种的代表。古人类化石发现、古人类遗址及文化特点与人种特点的各方面研究,都充分地证明:桑干河、汾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是世界三大人种之一蒙古人种的形成地,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发源地。技术人员通过对“北京母亲河”永定河冲积物的研究发现,永定河最早的沉积物—泥砾岩形成年代距今约300万年。

她是一条著名的河

桑干河是一条著名的河流,中国除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这四条大江之外,还有五条主要的河流,分别是汾河、桑干河、渭河、淮河、钱塘江,桑干河排行第二。她和汾河一样发源于管涔山,南麓的汾河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祖先尧舜,北麓的桑干河润泽着京华烟云。

史载尧帝七十五年,大禹治水疏通了桑干河流域的天然沼泽汪水;战国时人称之为治水,一说其发源地累头山亦名三台山,三台会意曰“治”,又说大禹曾治此水,故曰“治水”;东汉时改称灅水;而桑干之得名始于北魏初,从隋代起,桑干河的的名称才正式固定下来了,直到今天。

  桑干河全长650公里,这是从她的源头到入海口的距离。因为所谓的海河流域,主要是由桑干河及其上游支流恢河、七里河、元子河、浑河、御河,中游的洋河,下游的妫河等组成的,并且战国时期就把这条河从头至尾称作治水。   

  桑干河在辽代前,是一条水流平稳、水量充足、河水清澈的河流。从有文字记载至契丹占领燕云十六州为止的2000年,未见泛滥改道。

东汉时,桑干河水量充足,能够行船运粮。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上谷太守王霸奉召北伐匈奴乌桓,从今永定河上溯桑干河,漕运军粮至今大同。

  北魏时,皇帝与群臣在御河灵泉池御龙舟赋诗,1993年在云冈石窟前发掘出北魏时的河岸停船石阶,可证船运存在。

  从西晋、北魏直到隋朝,桑干河下端又称清泉河,说明河水清澈。

隋炀帝开凿北运河亦引该河之水北通涿郡(今北京),可通行长200尺、高45尺的四层龙舟。

  唐贞观十九年(645),运米600艘,从海河口直抵卢思台(京西)。

金大定十二年(1172)开凿金河口,引浑河(今永定河)通漕运,因浑河泥沙含量太大,河道坡陡而失败。

  元代建筑大都时,从冀北采伐木料由木筏顺桑干河而下运到北京城西。结果在至元八年(1272)与大德四年(1301)两次暴发大水,将金河口“尽行堵闭”。

   1939年卢沟桥以上河道共泛决14次,其中两次洪水涌入北京城。

清代桑干河经常泛滥、改道,河床经常变动。她中游的泥沙含量达到38℅,河床高于地面23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大规模整修平原地区河道后,康熙帝有感于桑干河的反复无常,便把她流经北京的这一段(时曰无定河)改名为永定河。十二世纪桑干河流经今北京市南边的某地,因为河中遍布芦苇,人称“芦沟”,金代时在此建造了卢沟桥,1937年,这里打响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第一枪。

她打开了中国历史战争的序幕

  炎帝和黄帝是原始社会晚期影响很大的领袖人物,后来人们尊崇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为了争夺土地、财物和领导权,他们之间发生过长期的争战,这是《山海经》上记载的第一次战争。黄帝族和炎黄族在阪泉之野即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发生了大战,经过三次激烈的战斗,黄帝族部取得胜利,炎帝族溃败后散居各地。

  时隔不久,居于今山东一带的部落联盟首领蚩尤在东方横行霸道,又企图向西发展,与黄帝族一争高低。这次战争终于在涿鹿之野,即今河北涿鹿县东南的广阔地带展开了,结果黄帝族取得大胜,擒获了蚩尤,并将他杀戮于野外。涿鹿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起源的标志,战争使我国逐渐形成为以黄、炎部落为核心的华夏民族。这说明中华民族战争的序幕是由桑干河拉开的。

  桑干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她所面对的民族纷争,她所承受的天灾人祸,她所见证的种种苦难,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是许多长河巨浪也无法比拟的。

  从商朝开始,晋北就属于游牧部落,甲骨文记载, 武丁时期,地处西北方的土方、鬼方,常去侵扰商王朝的领地。方和鬼方是两个方国,方较大,其地域在今内蒙古南部和陕西、山西北部一带。据武丁卜辞记载,方侵入王畿的活动十分频繁。武丁征伐方的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在与鬼方的三年苦战中,其中一次武丁就派出一支上万人的队伍。注:除土方外,后面几个方字,前面都缺一个字,这个字上半部为工,下半部为口,请造字。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这样的战争在晋北一带只能说是小打小闹,并且以后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而且从无止息的时候。

  从有记载的商代开始,晋北包括现在的朔州就已经有了游牧部落。这些部落生息在桑干河的两岸,而且他们具有成群的骏马,有高超的骑射本领,可以在短时间内进攻到商王朝的王畿之地。到了秦代秦始皇派蒙恬在今朔城区筑马邑,把这里作为战马的产出地,证明了2000多年前的桑干河流域,气候是温润的,草木是茂盛的,河流是宽阔的,是得天独厚的游牧民族生息地,和中原农业文明一起,拉开了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序幕。

她开创了民族融合的先河

  赵武灵王元年(前325年),齐军攻打赵国,占领平邑,俘虏赵将韩举;九年(前317年),赵与韩、魏联合攻秦,赵军被秦军“斩首八万级”;次年,秦军更攻占了赵国的中都与西阳;至十三年(前313年),秦军再度攻陷赵国的蔺城,面对激烈的战争和严峻的生存压力,赵武灵王决定向胡人学习。

  胡人包括赵国东边的中山,西边的林胡与楼烦。这楼烦就在晋北一带,兴盛于春秋战国时代,民性强悍,善骑射,骁健有力,是一个逐水而居的游牧民族,一向能征惯战。它作为一个建有自己部落组织即王国的独立民族,整整存在了10个世纪。楼烦成为赵武灵王向北开拓被征服的一个民族,也成为赵武灵王实行改革所悉心效法的一个民族。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心胸宽广的明君圣主,他不仅勇敢真诚地向失败者学习,而且也没有对楼烦等丧家失国的少数民族加以歧视和摧残,而是在征伐中有礼遇也有结盟。因此晋北、桑干河流域就成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生根、发芽、开花与结果的地方。它不仅奏响了一曲民族融合的嘹亮凯歌,而且为我们日后不断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开创了历史性的先河。

她是汉朝的家园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朝代。正如一个人有他充满活力的的青年时期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汉,也处于在各方面都出现勃勃生机的上升期。今天我们为祖国辽阔的疆域而自豪,实际上祖国的版图就是在汉武帝时代基本奠定的。我们中华民族人数最多的汉族,也是在西汉时期形成的,还直接用这个强盛的朝代名作为民族名。

  桑干河流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西汉时期凸显的最为鲜明。西汉因袭赵、秦的军事思想,继续在善无县置雁门郡,而雁门郡统领14县,其中的楼烦、阴馆、马邑、汪陶、剧阳、繁峙、平城等至少七县分布在桑干河流域。同时,广武汉墓群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全国最大的汉墓群,截止目前仅朔州市朔城区因建市所零星发掘的汉墓就达1700多座。可以这么说,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整个桑干河流域众多的汉代故城遗址和汉代墓葬群,反映了汉代的祖先们从来都是把桑干河流域作为自己的家园的,并且这个家园是星罗棋布的。雁门郡从赵武灵王开始设置,至金代消亡,它在雁门关内外发生过多少迁徙置废,最后在代县消失,足以说明一个民族对一条河流的眷恋和坚守。

  秦始皇末年,有楚人班壹定居楼烦郡,以牧牛、马、羊数千群而富甲天下,成为山西北部第一豪门大户。班氏以畜牧业致富影响和带动了我国古代北方畜牧业的大发展。千群马牛羊是个什么景象,无怪乎秦王朝以班氏名县。班氏居晋北一带200多年,汉成帝时班况之女被选入宫,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班婕妤;东汉时班固所著的《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这些文化成果和现象均与滔滔不绝的桑干河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

  在汉代,桑干河无疑已成为汉民族的家园。当昭君出塞渡过桑干河的时候,也就是远离故国的开始。在西汉与匈奴的多次征战中,桑干河始终是双方难以割舍的情结。如果说雁门山是中原汉民族的屏障,那么桑干河则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共同争夺的一条生命河。现在我们往往把雁门关和杀虎口,内外长城作为汉民族和草原游牧名族的分界线。实际上这条最本质的分界线是桑干河,这条河流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存意义以及发展潜力所显示的终极价值,都是其他军事要地和关口所无法比拟的。内外长城是晋北所独有的军事景观,它们证明在其夹持下的桑干河流域所显示的无比重要性。

她是孝文帝改革的摇篮

  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公元471年,拓跋宏称帝后,促使拓跋部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太和八年(484),孝文帝决心改革,他首先下诏实行俸禄制。在此之前,北魏官吏和将领的收入来源一是战争掳掠和赏赐,二是搜刮和贪污,三是利用公家的本钱和职权经商。这些做法一出于游牧民族的习性,二属于奴隶制的进程,如果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继续这样搞,将难免覆灭的命运。

  颁行俸禄制后,孝文帝大张旗鼓惩治贪污,整顿吏治。这一年全国因贪污而处死的官吏有40多人,连孝文帝的叔祖父、叔伯父都因贪污被处死。

  第二年十月,孝文帝又颁布了著名的均田令。均田令使无地的自耕农和流民有了法定的土地,使佃户不再遭受豪强地主的残酷剥削。孝文帝改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改革,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习俗等诸多方面。在移风易俗,实行汉化方面,孝文帝一改鲜卑旧俗,原俗每年四月在西郊祭天,现改为汉族的南郊祭天;二改服装,官民都著汉族服饰;三改语言,30岁以下的人一律不得讲鲜卑语。还有改籍贯,改姓氏,改官制,全面推行儒家思想,把鲜卑族的一切统统砸了个稀巴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领袖,能够抛弃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走历史必由之路,孝文帝作为一位有抱负,有魄力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是分外耀眼的。而无论是赵武灵王的效法胡人,或者是孝文帝的施行汉化,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命力的高度显现和集中反映,这种机敏、适时、锐进、变通的品质,以及视野宽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的胸怀也就是大河文明的充分展示。因之,桑干河流域在中国历史的重大改革和民族交融中所显示的价值是非常突出的。在动乱中变革,在变革中交融,在交融中进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桑干河始终融汇了革命和改革这两大主题。同时,孝文帝的改革也是一场文化上的大推动与大进步,曾任平城御史的郦道元在其一生中对我国的自然、地理作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撰写了地理巨著《水经注》,这是一部集地学、史学、文学为一体的奇书;高阳太守贾思勰所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经典著作。

多少兴衰东流去

  北魏后期,契胡族军阀尔朱荣居住在北秀容川(今朔州市朔城区北)。尔朱荣的祖父尔朱代勤官至肆州刺史,父亲尔朱新兴时,家势日大,牛羊驼马满山遍野,只能以山谷来计数。

  尔朱荣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此人决策果断,善于驾驭部下,在北魏末年的动乱中散蓄资财,召集骁勇,接纳豪杰,准备夺取北魏政权。

   武泰元年(528)三月,尔朱荣从晋阳(今太原)起兵来到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立元子攸为帝,史称孝庄帝。尔朱荣被任命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大军进入洛阳,胡太后与后宫宫女一起削发为尼,百官奉了皇帝玉玺印绶在河桥迎接尔朱荣。尔朱荣将胡太后和三岁的小皇帝一起推入黄河淹死,把北魏王公朝臣百官两千多人集中到黄河边上的河阴,派契胡骑兵团团围住,下令屠杀。不多时,两千余人全部惨死。另有一百多官吏迟到,尔朱荣对他们说:“谁能写禅文可以免死。”侍御史赵元则站了出来,其余的人就被士兵杀了。此次屠杀,史称“河阴之变”。

  后来孝庄帝设伏刺杀了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又把孝庄帝缢死,时年二十四岁。孝庄帝临死前写了一首诗:“权去人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坠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死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

  桑干河流域丰美的水草促使了尔朱荣部落的壮大,也促进了尔朱荣集团的形成,使之成为北魏后期一股最强大的军阀势力。但因为无道,最终走向了灭亡。

  在其后五代十国的大乱局面中,应州沙陀人晋王李克用在生命垂危之时,拔出三支箭,交到儿子李存勖手中,一要他灭梁,二要他扫燕,三要他赶走契丹。李存勖没有辜负其父的遗愿,把这三项都办到了。公元923年,他登上帝位。后唐仅仅存在了19年,从庄宗李存勖起便宠信伶人,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失信于臣也失信于民,所以很快就灭亡了。欧阳修在《伶官传序》里,把李存勖前期的奋发图强和后期的自毁长城加以对照,作为统治者的警戒,是十分发人深省的。

她是一条支流众多的河

  历史上,桑干河有着富蕴的水资源。她发源于管涔山,上游是浩荡的恢河,加上神头泉群的补给,目前它仍有10个泉组,一百多个泉眼点。据清代的《大同府志》记载,它沿途汇聚了50多条支流。我们把目前的黄水河、源子河、七里河不计在内。其它的以发源地来说,有代县的湖峪口水;内蒙丰镇的得胜河(三台道河)、西洋河、南北口水、灵泉;内蒙察右前旗的东洋河;山西左云的武周川(十里河)、大峪口河(马头河);山阴县的白泥河、木瓜河;应县的马兰口水、茹越口水、峙峪口水、大小山门口水、小石口水、大石口水、北娄口水、二道河水、唐泉;怀仁的清水河、鹅毛口水、小峪口水、宋家庄河、新庄子河;大同府地的口泉河;浑源的浑源河、神峪水、乳泉、李峪水、鸾岭关水、远望峪水;天镇的五泉河、石门沟水。以上诸水皆于大同府境入桑干河。其它如天镇县的三沙河、张家河、兰陵沟水、八里河、天潮河、涌泉、车厢河、石塘河、托台谷水、十字河;阳高县的雁门水(南洋河)、马邑河;大同县的敦水;广灵县的壶流河、丰水、枕头河、作疃河、集兴疃池。以上诸河从直隶(今河北)入桑干河。

  北魏《水经注》所载桑干河之发源地天池,其渊深不能测;沿途中河湖相连,池潭辉映,涌泉淙淙,乱流纵横;更有“瀑布飞梁,悬河注壑,崩湍十许丈”;更有温泉,“疗治万病”;更有大湖,“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整个桑干河流域支流如网,涌泉成泽,潭水清深,湖泊广大,是我国北方的一条水源特别丰沛的河流。

  桑干河孕育了雁门关外的古代文明,北魏建都平城以及云冈石窟的开凿与辽代应州木塔的建造,都和桑干河富蕴的水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桑干河流域的文明,也是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创造和贡献是分不开的。“雁门关外野人家”,但是桑干河作为北方干旱地区的一条河流,它的流向却远离了黄河,直指东北,成为永定河的上源,海河的重要干流,润泽了冀北和京津大地,最后汇入东海,完成了温暖的旅程。

  据《水经注》记载,北魏时期桑干河两岸还分布着桑林。“灅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注云:“水侧有桑林”。桑蚕养殖现在主要在南方,但《水经注》所记载的植桑养蚕主要在北方。而植桑、养蚕、制丝、织绸是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也以北方最为发达,并且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说,北魏时期和北魏以前,桑干河流域也是丝绸的故乡,有丝竹之音,有翩翩起舞的女郎。

  因此,我个人认为,桑干河侧曾有桑林,这恐怕是桑干河之所以命名的一个原因吧。

  历史上我们华夏民族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经过五代十国近百年的军阀混战、改朝换代,“恒代而北,尽为废墟”(《魏书·地形志》),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并且至今犹然。

她是一条弊大利少的河

  在元明清时期,桑干河基本上是一条弊大利少的河。她波涛汹涌,激流澎湃,夏秋水涨之际,惊涛拍岸,声若奔雷。官民经常在渡口架设桥梁,土木桥往往是春冬暂设,夏秋水涨即撤,也有些许小桥,但经不住开春季节的冰块冲撞。至于石桥和吊桥,在接连不断的洪水面前,常常被冲得无影无踪。永定河流域多暴雨、洪水,春旱也严重。上游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河水混浊,泥沙淤积,日久形成地上河。河床经常变动。善淤、善决、善徙的特征与黄河相似,故有“小黄河”和“浑河”之称。因迁徙无常,又称“无定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大规模整修平原地区河道后,始改今名。1954年建成蓄水22亿多立方公尺的官厅水库,才基本控制了上游洪水。

   洪涛山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见证了这条河的无数惊涛骇浪,听惯了它雷鸣般的涛声;而“山阴”是由“河阴”演变而来的,因为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分布在桑干河的西岸。这条河流两岸的人民只记住了它的暴戾恣睢,记住了她无数次的惊涛骇浪、卷天席地、家毁人亡。

   旧时代,由于桑干河河道一般低于两岸的土地一般四五尺至八九尺,提水困难,所以利用率极低。清代,阳高县小石庄渠一道,可以灌田10顷,开山口居民利用南洋河之水安装水磨,兼资灌溉;天镇的东西太保村、小盐杨村小渠可以灌田最多不超四顷,永嘉堡等三村各开小渠一道,灌田四五十亩至七八十亩不等;大同的十里河,口泉河开渠引水,可以分流灌溉;应县的马兰口水、大石口水、北娄口水附近的村民开渠引水灌溉。

  而桑干河上游的朔州,河水的利用率最低。甚至这条河在历史上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带来极大地不便。1976年在朔城区东南的里仁村发现汉阴馆城遗址。这座城离恢河和桑干河较远,远离河流同时又正对雁门山和白草口,基本上属于军事建置。可以推想,在汉代,这一带的河流给人们带来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选择。

  旧时代,桑干河弊大利少,清代马邑人霍之琯在《新建桑干河永济桥记》中说,“惟初冬以及方春,塞上风霜凛冽倍甚,凡西成之所获,东作之所需,靡不大车负载,乱流而涉,水涌沙陷,人畜俱徘徊中流,甫登彼岸,而已堕指裂肤矣。”

  明万历年间,有霍家庄人霍锳,曾于江西道任监察御史,在家乡建造水磨,该村日后改名为新磨。

  过去,桑干河每年都发洪水。如太康六年(285)六月,马邑大雨,水溢;成化九年(1473),怀仁遭水;隆庆三年(1569),山阴暴风雨,拔树起;万历三十三年(1605),淫雨,淹没马邑农舍;康熙三年(i664),朔州潦大水,民饥;康熙二十四年(1685),应州大石峪水涨,几没州城;道光二十一年(1841),特大水,应州贾寨等20村被淹;光绪十八年(1892),恢河水溢,淹没马邑十余村;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桑干河泛滥,下西关村被冲毁,37人丧生。

  历史上,桑干河不断冲毁两岸的村庄,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以朔州市附近的村庄为例:肖西河底村南边被冲;南西河底村北边冲毁严重,已于1976年搬迁;陈西河底村南部被冲;东榆林村东南部被冲;西寺院村西部被冲;西鄯河、东鄯河村南部被冲;泥河村南部被冲;安荣村南部被冲;安祥寺南部被冲;西小河、东小河村北部被冲。桑干河弯道多,它又是一条季节性的河流。它通过不断冲刷两岸而改道,所以它沿线的村庄是很不稳定的,总要在一些年后搬迁。

  目前,桑干河的河道一般宽度为300米,有的甚至更宽。因为不断暴发洪水冲刷着两岸,她的宽度增大了;在整个河流稳定期她的河道较窄,比如清初的桑干河桥桥长只有24丈;但是我推断,在桑干河的丰水期,河流浩荡,波涛汹涌,她的河道应该是比较宽阔的,但是还没有如今这样宽。

  这条河给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天清气朗的时候,人们在河道边锄田或放牧,西山的洪水猛不防就下来了。洪水带来灾害,可是也冲下柴草和炭块。柴草要在洪水来的时候捞,炭块要在洪水退去后挖。1944年,桑干河又发洪水,肖西河底村、南西河底村的村民们齐集河边捞柴,那场面真是人山人海。日本鬼子的飞机恰好经过这里,以为是八路正在渡河,便用机关枪扫射了两次。还好,只是有几个人负了轻伤,大多数人受了点惊吓罢了。

  因为桑干河河深水阔,渡河困难,许多古道往往避开河道。比如朔州通往关南曾有两条古道,一条是从阳方口进入,沿桑干河南岸走,过南西河底村,由河曲堡入山阴,这条道叫同宁古道。旧时代,这条道上经常行走着两种车,一种是由大同运往宁武的粮车,另一种是由宁武到大同的拉运木材的车辆。南西河底村是同宁古道的折返点,有六七家车马大店,每天平均的车流量达三十到五十辆。

  另一条是也是由阳方口进入,经梵王寺、窑子头,沿恢河西岸一直往北,是一条西口古道。

  历史上桑干河流域的人口相对较多,并且在旧社会,它的大部分土地为地主所有,土地高度集中,多数百姓没有赖以生存土地。许多盐碱滩产盐、产碱,便成为穷人吃饭的主要手段。

  桑干河是多灾多难的,她经历过无数的天灾人祸,她的逝水流走了多少滔滔的泪水和鲜血!

她是一条孕育了灿烂人文的河

  桑干河流域也是山西农业源远流长的一个部分,鹅毛口出土的汉代铁犁,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大同青磁窑出土的辽金时铁犁有了犁壁,出土的铁锄,锄片上有銎,整体结构已基本定型。《史记》中有“汉使马邑商人聂翁出物与匈奴交”,这也是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民族商业活动。

  桑干河是一条苦难的河,也是一条英雄的河;她不仅是一条民族融合、民族进步、民族团结的河流,也是一条汇聚了中华文明,闪耀着中华人文光彩的河流。她产生过班婕妤、张辽、尉迟恭、也咏唱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歌《敕勒歌》。

  她也有着自己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剧种,如北路梆子、晋北道情、耍孩儿和大秧歌,还有世代相传,风行民间的踢鼓舞。

  当然,以上说的有些小了。桑干河流域孕育了多少灿烂人文呢?燕赵文化、燕京文化、长城文化、石窟文化、建筑文化、宫廷文化等等。以“国粹”京剧来说,它源于1790年的徽班进京,徽班与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演出,于是,一种以徽调“二黄”和汉调“西皮”为主,兼收昆曲、秦腔、梆子等地方戏精华的新剧种诞生了。在200年的发展过程中,京剧在唱词、念白及字韵上越来越北京化,使用的二胡、京胡等乐器,融合了多民族的特色。此外,北京还有双簧、 相声、评书、京韵大鼓,有北京小吃、舞台剧、铁板快书、景泰蓝、牙雕、毛猴、漆雕、赛蝈蝈和蝈蝈笼、吹糖人、捏面人,有元杂剧、《红楼梦》……说也说不完。

  时代变了,桑干河流域将要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伟大巨变,谱写怎样美好的新曲,我不知道。我只盼望,她的河水将会愈来愈大,愈来愈清,她的两岸将再一次葱茏,她的人民有着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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