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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梅谈小说

(2012-07-10 19:40:05)
标签:

小说

文化

分类: 文学活动

按: 620日上午,在乌鲁木齐南山景区的新疆“作家之家”,与叶舟先生、蒋蓝先生一起与新疆青年小说家高级研修班学员进行了愉快的座谈。本期研修班由新疆作协和《西部》杂志社联合举办。叶舟先生是著名的诗人与小说家,蒋蓝先生也是诗人和当代“新散文”的代表,他们的发言让我受益良多。小说对我还是外行,我只能从有限的阅读经验谈一下对二十世纪小说叙事问题的看法。

  

小说叙事:史诗的和自传的

               ——在新疆青年小说家高级研修班上的发言

纪梅

 

我想谈一下小说的叙事问题。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将二十世纪的小说看成有两种比较明显的叙事倾向,一种是史诗的,一种是自传的。史诗性的小说自然是延续了十九世纪的叙事风格和叙述结构,同时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界,包括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也存在着从史诗性到自传式的叙事模式的改变。可以说,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卡夫卡、穆齐尔、纪德到后半期的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小说叙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当今的小说写作而言,二十世纪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与十九世纪文学全然不同的经验与叙述模式。不过,史诗的和自传的小说也在二十世纪包括当下,长期并存,互相融合并互相汲取营养。

我想通过几位西方现代文学大家的眼光来观察一下这样一些问题:史诗的和自传的小说在风格上存在什么样的差异,也就是小说的现代叙事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之间的差异主要在哪里,以及形成这样不同叙事风格的原因是什么。

先谈一下史诗性的小说。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我们都知道,这部小说让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堪称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我们也知道这部小说最早是在意大利出版的,因为在当时的苏联根本没有出版的可能性。小说甫一出版,也就是1958年,被称为后现代小说大师的卡尔维诺就在他的一篇评论文章《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中写道,《日瓦戈医生》的出版是“在二十世纪的半途中,俄国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回来打扰我们了”。在二十世纪中叶撞见十九世纪的小说,虽然是“伟大小说”,仍有恍惚不知何年的时间错位感。因为在卡尔维诺看来,他当时所处的文学时代是“具有自传式记述性质的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的时代”,所以一部建构得“如同在十九世纪”、其情节跨越数十年、以大量篇幅描写社会,刚读了十来页便已有一个人物在探究死亡的神秘、人生的意义和基督的本质,这样的作品必定要有一种怀旧、保守的视域。因此,他认为如果有谁想写一部“史诗式”的小说,除非这是纯属修辞意义上的小说,否则这部小说的诗学张力就必须落在“过去”。帕斯捷尔纳克也是这样,虽然不尽相同。

另外,在论及这部小说的结构时,卡尔维诺还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在将一些“长篇小说惯技”推至极端:他建构一个有持续不断的巧合的情节,它意图表现一个由各种命运构成的、把我们不知不觉连在一起的网络,也就是使历史解体成一个交缠着各种人类故事的综合体。……如此这些,都表示帕斯捷尔纳克在二十年代中期写下这部小说,实在太传统了。

可以说,卡尔维诺出于自身的小说观念对《日瓦戈医生》这样的“过时的”、十九世纪的传统小说形式是持批评态度的,虽然他出于特殊的历史意识肯定了《日瓦戈医生》。卡尔维诺的态度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西方大师希尼对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们的评述。与卡尔维诺相反,爱尔兰诗人希尼在论及白银时代的诗人时表现出了最为虔诚与谦卑的臣服和敬仰。希尼强调了这样一种情况:俄罗斯文学不仅是一种与欧洲不同的文学传统,而且也将新的文学经验与一部记录勇气和牺牲、并博得我们衷心赞赏的现代殉教史联系了起来。希尼说,此刻的英语诗人“怀着很微妙的下贱的被抛弃感”,被迫改变对东方的看法,鼓足勇气勉强承认“伟大的焦点正逐渐飘离他们的语言”。因为“他们是履行职责的人,不仅仅是写下诗行,而且站在考验勇气的地方,写作就是坚持你的立场并承担可能的后果。”希尼还说,如果把英语诗歌与俄罗斯诗歌放在同一台天平上,重量毫无疑问是倾向俄罗斯的。我想,这里或许并不一定涉及个人才能,希尼对白银时代文学的判断,和他的讲述语气,容易让人想到这一点:比起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似乎希尼感受到西方作家所处的语境正在远离历史最巨大的潮流,似乎真的生活在波澜不惊的“历史的终结”之后。

与希尼持相似观点的西方作家不乏其人。比如纪德在谈及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也称赞他与易卜生和尼采并列:“他跟他们同样伟大,也许还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位”。纪德还形象地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半隐半露着的顶峰,是绵延伸展的山脉的神秘纽带,几条最充沛慷慨的河流从那里发源,新近干渴的欧洲今天正在痛饮它们的水。”

一座伟大山峰的姿态,依赖于它的地势与历史趋势。史诗性的作品自然建立在一种宏大的历史意识之上,奠基于历史的连续性和目的论的历史观念之上,而正是这些,即宏大的历史意识、历史的连续性和目的论,构成了十九世纪小说以及二十世纪的一些史诗性小说的叙事基础。但自二十世纪开始,历史的连续性和目的论渐渐破灭了。人们发现历史连续性断裂了,时间变成了碎片。我们的经验世界充满了断裂与碎片。卡尔维诺的小说——比如他的《寒冬夜行人》、《帕洛玛尔》、《隐形的城市》等等——所处理的正是这样一种非连续性的经验,时间碎片的感受。

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从纪德到希尼、包括希尼所推崇的奥登在内,这些西方的伟大文学家,他们的历史感是通过理性的努力达到的,而俄罗斯作家,特别是俄罗斯诗人,似乎他们的生存与境遇本身都被赋予了一种历史功能,不论是认可还是反对,他们都必须和历史形成某种互动关系。幅员辽阔的疆域、宗教方面“第三罗马”的地位,嗜酒的狄奥尼索斯精神,贵族的忏悔传统、知识分子沉重的内心道路,等等,形成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也塑造了俄罗斯文学的表达方式。被别尔嘉耶夫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的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写下“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别尔嘉耶夫形象地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个十八世纪俄罗斯最卓越的人物预见到并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看重民众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利益……十九世纪中叶的诗人涅克拉索夫写下的诗句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描绘出了这幅的受难而甘愿的形象:“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由于个人的不幸。”加上赫尔岑、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直至二十世纪的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伟大的诗人,可以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感几乎是先验性的,他们在对自身历史境遇的反思中都能自然生成一种历史的维度。这也自然造成了俄罗斯文学常常使用显得传统的结构和修辞来指涉一些宏大的主题:生与死,灵魂的救赎与复活,思想的二重性,俄罗斯民族的独特路线和特殊使命,等等。

在评论《日瓦格医生》的那篇文字里,卡尔维诺提出了现代文学的几个基本特征:也就是碎片化、篇幅短小和自传式叙述。我们先来看看前面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即片断性和短小。后现代主义另一个代表人物博尔赫斯的小说亦是如此,他很擅长以流行小说的形式阐述对时间的哲学省思:他在《小径分叉的花园》里通过一个普通的间谍惊险小说的叙述模式来探究无限、无穷、永恒等时间观念,“在短小的文本中极致地浓缩意义”。片断化和短小,这几乎称得上是一个现代文学的公式,适用于所有的文学形式。在其他的文学样式中,比如米沃什的诗歌,像他的《没有意义的交谈》——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就是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描述展现不确定的历史和真理:“我的过去是一只蝴蝶愚蠢地跨海航行。/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鸡的喉咙。/我得到什么,以我全部的痛苦和反抗?/——把握瞬间,即使一秒钟,当它优美的外壳,/两只交叠的手掌,缓缓张开/你看到了什么?/一颗珍珠,一秒钟。”这里面有蝴蝶、花园、厨子、公鸡等等自然事物,还有“我的全部痛苦和反抗”,但诗人把它们放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形态里,然而个人生活史的意义仅仅在于“把握瞬间”的能力,每一个瞬间都有一个“优美的外壳”,如果你能够把握这样的瞬间,“一秒钟”里就有“一颗珍珠”。其实这是另一种“交叉小径的花园”,一座时间的花园。诗歌表达了这样抽象而又可以感知的时间概念,探讨了生活的意义以及人生对意义的追寻方式。我想到在座的沈苇先生的《植物传奇》,它是一部阐释性的散文或者说是随笔。《植物传奇》是仅仅在介绍植物、说明它们的特性吗?当然,植物本身足以值得我们敬重与珍视,但我在《植物传奇》里感受到的更多是诗人对植物与人类、植物与整个自然界,植物与整个宇宙系统的关系的思考。而且是用诗性的语言来表述的。“植物是灯,植物是我们无言的亲人”。这种对人与植物、自然的思考也曾经多次出现在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诗歌与评论中。如此这些,都是在短小、片断的文本中极致地浓缩意义,都达到了个性表述与普遍意义的兼顾。

是的,卡尔维诺所提出的片段性和短小风格几乎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可见的标识。可以这样说,现代小说的连续性的宏大结构消失了,但并不是没有结构形式,而是被片断的“分岔”与“交叉”的结构所取代,这就是“在短小的文本中极致地浓缩意义”的结构形态。我们再谈谈卡尔维诺所说的现代文学的另一个特征,即自传式叙述的问题。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小说变迁看来,现代小说转换了传统的“教育小说”、“成长小说”和“社会问题小说”的类型,此前的小说都是以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为叙述焦点,从黑塞、纪德、卡夫卡、普鲁斯特、穆齐尔那一代人开始,小说的焦点发生了转移,笼统一点说,这是从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叙事转向了自我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叙述,有人将之命名为“灵魂自传与现代主义”的叙述范式。小说增加了明显的自传经验和自传式叙述。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他并非对这种转变无所洞察。他早年曾经试图以自传的、碎片的和短小的叙事方式来处理这一经验世界,卡尔维诺也称他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化前卫派诗人的最后幸存者”,只是他很早就放弃了这种尝试,并将这一时期写下的作品视为失败之作。

或许可以说,与十九世纪文学相比,二十世纪小说变化最大的首先是叙事形式,以及叙事形式背后的历史意识的变迁,而关于人的内在世界的探索依然继续着,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依然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最伟大的作家的理由;与之同时,由于叙事结构背后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人的内心生活和内在世界的意义探索也便成为一种新的问题,处在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不同的语境中。这里再复述一下:由于历史连续性的断裂和历史目的论的丧失,叙事的碎片性、短小化就不仅仅是一种孤立于其思想内涵与历史内涵的风格要素;由于集体经验的悖谬与癫狂,由于集体记忆的错谬与遗忘,自传式叙述就成为真实的写作所依赖的资源。

因此,可以说,关于抵达某种真理内核的方式,我想没有指定的道路可言,也并非表现为线性叙事的冷静和客观,或交叉小径般的叙事迷宫。世界现实是多样态的,呈现在每人眼前的,都是独特的存在。我们所身处的土地,我们所经历的事件,我们的民族与文化身份等等,以及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共同形塑了个人化的、属于此时此地的叙述方式,引领着我们追寻的路径和抵达的方式。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座谈会,回到此时此地,用一句话结束我的发言吧: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和追寻路径,所收获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像西域醇香馥郁的水果一样,既拥有坚实的内核,也拥有丰腴圆润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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