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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蔡振念先生商榷

(2014-04-11 11:21:09)

                     与蔡振念先生商榷

 

                               黄梵

 

虽然吴钧尧先生事先给我打过预防针,当我收到《幼狮文艺》20123月号,还是大吃一惊。蔡振念先生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小说?》一文,质疑我为什么要写《第十一诫》这种过时的“写实”小说。蔡文一共提出三个疑惑。首先他认为书名与内容看不出关联,既然小说人物之罪皆在十诫之内,取名“第十一诫”便“有一点哗众取宠”或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目光”。其次,他认定这是一本已过时百年的写实小说,论写情欲,《包法利夫人》要“更胜一筹”,论写贪婪,《美国梦》和《凯莉姐妹》“早已给我们很好的范例”,况且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子夜》等,言外之意,明知这一切的我写〈第十一诫〉,完全是多余之举。最后,他谈到题材,认为前有钱钟书的《围城》,后有台湾黄凡的《大学之贼》,尤其两位前辈的小说充满讽刺,与我的“写实之风”“不尽相同”,他由此疑惑,我的小说与社会新闻“有何分别”?

鉴于蔡先生在文中悬挂昭示的逻辑,可能会滋长对现代小说的种种错误认识,我决定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评论视而不见。首先,蔡先生崇尚或说只知道的小说命名法,即内容与标题完全一致的做法,我写《第十一诫》时已抛弃。这种命名法恰恰在蔡先生认为过时的十九世纪大行其道。如契可夫《套中人》、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麦尔维尔的《白鲸》等等,不胜枚举。此遗风在当代也有,如贝娄《赫索格》等。但我想跳出这个窠臼,因我更倾心乔依斯的《尤利西斯》或卡佛的《还有一件事》等。尤利西斯是奥德修斯的罗马名,是荷马《奥德塞》中的英雄,偏偏不见乔依斯在《尤利西斯》中写了他,乔重点是写一个叫布鲁姆的平庸犹太人。卡佛在《还有一件事》中也没有写另一件事,因为小说结尾时主人翁忘了“还有一件事”是什么事?这是诗歌中常用来产生多义的方法,即通过标题和内容某种错位,来激发读者的多种思考。乔依斯通过标题错位,令我们把平庸的布鲁姆与英雄尤利西斯作对比,使小说有了言外的讽刺意味。大陆学者肖涛注意到,《第十一诫》里的人物恰恰破了所有十诫,在一个破了十诫还能“正常”运转的社会里,人们是否还有底线或戒律?若有,他们的第十一诫是什么?若没有,这些混迹于大染缸的人们,心中是否还有“堕落的反省、获救的期望”(大陆学者吴义勤语)?即他们心中的第十一诫是什么?或者,破除十诫,恰恰是现代社会不幸创造的第十一诫?其实解读还可以很多,完全因人而异,这些复杂的意绪和思考,恰恰因此书名而生。这也是为什么大陆作家李修文曾坚决反对我放弃“第十一诫”这个书名。其次先不论这本书是否属于传统写实,光是蔡先生的逻辑就值得推敲。按蔡先生写实已过时百年的说法,美国写《兔子跑了》的厄普代克,或写《大教堂》的卡佛,或写大学的罗斯,或写犹太人生活的辛格、马拉默德、贝娄,都该统统扫进垃圾堆。其实蔡先生作为学者该知道,二战后的写实小说,与十九世纪的写实小说已是两码事。经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战后写实小说基本是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的融合,该称为现代写实主义。《第十一诫》显然不是一本十九世纪模式的传统写实小说,它已融入诸多现代或后现代的手法,如意识流、幽默、反讽、碎片似的结构等,尤其被大陆学者读出的“冷幽默”和“冷抒情”,使它在气质上更靠近西方的黑色幽默小说。所以,当蔡先生认同《围城》、《大学之贼》充满讽刺,而认为《第十一诫》只具“写实之风”时,我实在为蔡先生看不出这是一本反话正说、正话反说的讽刺小说,读不出书中连绵不断的冷幽默和冷抒情,读不出作者隐在书中的反讽语调和立场,而大感悲哀。同时不知蔡先生有没有看出,《第十一诫》中没有一个像《围城》唐小芙那样的正面人物,这是对知识分子形象更彻底的毁容,由此小说才获得了“在黑暗中写黑暗”的“名声”。由此看来,蔡先生的阅读非常粗略或说粗心,应该属于一目十行的浮光掠影。最后,蔡先生在列举《包法利夫人》、《美国梦》时,还传达出一个有害的小说观念,仿佛历代作家们是在拼比看谁把情欲或贪婪或黑暗等写得更彻底、更残酷,或谁先写过,此类题材就成了禁忌。我认为,这是对小说甚至文学的误解。文学不是科学,不同时代不构成进化的等级,不因莎士比亚写过爱情、复仇,我们就不能再写爱情或复仇。小说恰恰是提供不同时代对人性(爱情、背叛、愤怒、虚无等)的再诠释。说到写情欲,千百年来几乎每个作家都写过,不因劳伦斯写过《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米勒就不能写《北回归线》,不因米勒写情欲写得那么彻底,就取消了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写情欲的权利,或村上春树写《挪威的森林》的权利。同理,钱钟书诠释过三十年代的大学人物,我当然可以再诠释九十年代的大陆大学人物,况且由于所持的小说美学和时代不同,诠释获得的意义也不相同(小说就是通过描述获得意义的体裁)。最重要的是,读者在小说的细节层面,获得的感受和启迪也会很不一样,这恰恰是几句评论无法替代或言尽的。正是不当的评论,才会轻易让一本书变得与其它书“雷同”。

 

 

(刊2014年4月10日《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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