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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2017-02-27 14:19:07)
标签:

杂谈

财经

时评

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文|廖保平

2月27日,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2017年度打假工作沟通会上披露,2016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但最终收到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案件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

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如此之多,且标的均达到起刑标准,最后受到刑事处理的九牛一毛,比例不足1%,这是对制假售假的纵容:你罚你的,我制我的,我售我的,真正被抓起来受罚坐牢,只能说自己点太背了。

尤其是,根据《网络管理交易办法》的规定,有些制假售假可能只受到行政处罚,罚个几千数万的,相对于制假售假所获得丰厚收益,这点处罚可以忽略不计,罚完之后,一定会重操旧业。

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就提到一个案例,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所以,制假售假的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被假货困扰的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才能让他们惧惮,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

诚然,刑事处罚比例太低,与制假售假难难于界定有关。要找到制假售假者,在目前的电商平台上,可以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筛查认定。

但是,这些筛查的结果还需要作司法上的认定,才能作为司法证据使用。这就涉及到,如何界定制假售假,以及对制假售假处罚的法律依据问题。如果对制假售假的界定模糊,对制假售假处罚的法律依据也模糊,那么执法机关对案件就会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

事实上,面对制假售假,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确实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比如,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考虑假货对人身的伤害,而这样的结果往往难于界定。又比如,定罪标准主要考虑销售金额,证据比较单一,这些都束缚了对制假售假者的打击,使得很多制售假货份子成为不倒翁,及时被揭露出有制售假货行为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

另外,阿里巴巴抽取了多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即便推进到判决阶段,绝大多数案例只被判缓刑,受到实刑处罚的犯罪分子少之又少。

而我们知道,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制假售假处罚相当严厉。以美国为例,联邦法律规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因假货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而对于公司处罚就更加严厉,罚金高达1500万美元。

公众对假货深恶痛绝,假货泛滥既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假货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是对“万众创新”的破坏。从发展新兴产业,从保护知识产权而言,都需要打假。

现在需要改变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处罚力度过小的现状,真正为打假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就像我们对酒驾原来也非常宽松,导致酒驾车祸频发,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酒驾入刑后,酒驾明显减少,因酒驾造成的车祸也大为减少,这说明,严法对酒驾起到震慑作用。

治乱需重典,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增加制假售假者的违法犯罪成本,才能真正震慑其行为,不敢心存侥幸,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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