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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被遗忘的历史:新中国的“劳动大学”

(2013-01-17 11: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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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劳动大学

劳动大学

两种教育制度

麻姑山

教育

“劳动大学”的办学形式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 

1975年,电影《决裂》在全国上映,片中插曲满山的翠竹青又青,满山的杉树根连根,新型的大学办的好,它和工农心连心在观众中迅速传唱。这部电影反映的就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的故事。电影中,由葛存壮扮演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述马尾巴功能,这是一个讽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不讲身边的中国水牛,却空谈遥远的非洲斑马的情节,普通观众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忍俊不禁,然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理感受却是五味杂陈。

这部电影竟然还是新中国向美国输出的第一部商业故事片,所以,当时《纽约时报》专门发表影评:“影片在对待反面人物的处理上引人发笑,那些腐朽的学者像邪恶的魔鬼一样合伙搞阴谋。在影片的最后,满腹牢骚的学者们公开承认了方向性的错误,学生们也原谅了他们。”美国的影评人认为,这是一部反映毛泽东想法的电影。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中国各地曾拥有多所“劳动大学”。比如,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安徽劳动大学、自治区劳动大学、长白山劳动大学、山西劳动大学、广东惠州劳动大学等等。在“文革”开始以前,中国400多所高校中,有近一半的学校还开设有“半工半读”专业。

在电影《决裂》上映一年后的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内乱结束,《决裂》随即被列为阴谋电影,成为“禁片”,镶在“劳动大学”头顶的光环渐渐褪去,直至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全国数十万有过“劳动大学”生活背景的人又通过互联网相聚,大量的回忆性的文章、甚至是学术探讨性的文字开始在互联网上汇集。一个特殊的年代,一段特殊的历史,一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又重新在人们的回忆中浮现。

渐被遗忘的历史:新中国的“劳动大学”

 

                     刘少奇倡议,毛泽东推广

 

1957年上半年,刘少奇视察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安徽、山东等省时,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即教育只为升学服务,学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上大学。然而,对于正处于经济恢复和发展期的新中国来说,国家却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办学,不少家庭也供不起孩子读书。当年,全国500万高小毕业生有400万升不了初中,109万初中毕业生有80万升不了高中,20万高中毕业生有8万升不了大学。

刘少奇同时也发现了大学教育的弊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教育模式是参照前苏联而设制的,高校教育专业分科过细,注重理论学习,学生毕业后,又很难适应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求。

经过近一年的思考和准备,19585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想法,他建议:“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取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

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建议予以肯定。

19585月,从中央下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的汪东兴在北京参加会议时看望毛泽东,汇报了江西各地垦殖场兴办农林技术学校的情况。毛泽东指示: 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回到江西,汪东兴与曾留学苏联的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谈及毛泽东的建议,联想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邵式平说:“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于是195869,江西省委、省人大做出了《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不久后定名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5881日,以“半工半读”为办学方向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和向塘、井冈山、大茅山、油山、黄岗山、云山、南城、高安等30所分校同时举行了开学典礼,有学生11000多人。

1961730日,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三周年之际,毛泽东亲自提笔写了一封祝贺信:“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这就是著名的“730指示”。

在经过了几年“半工半读”的实践之后,1964年,刘少奇再次提出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办半工半读学校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要建立一个半工半读教育体系。明确半工半读不限于小学、中学、中等技术学校和大学也就试办半工办读。

依照刘少奇的建议,全国高校普遍开始半工半读的试点改革。到1965年,全国434所全日制高等院校中,有177所开办半工半读试点专业,在校生达到4万多人,307所中等农业学校中,实行半工半读的有200多所,学生人数达到15万人。

  渐被遗忘的历史:新中国的“劳动大学”

              

                       夹缝中生存的知识分子

 

电影《决裂》是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故事的背景来拍摄的,“马尾巴的功能”体现了教学方向与现实劳动作业需求的冲突,然而,各地兴办的劳动大学面临的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冲突的挑战。

196511日,同样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省委省政府,组织省内高校的各类精干力量,成立了安徽劳动大学,当时,对这些精干力量的要求是:40岁以下、业务骨干、出身良好。郭沫若为这个学校题写了校名。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安徽劳动大学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为“劳动大学”家族中两个有所区别的主流模式,影响巨大。

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拥有一个总校30多个分校,融中学教育、中专教育、大专教育、本科教育为一体的模式不同,安徽劳动大学一开始就是高等教育的模式(它甚至只走了“半工半读”的形式,其实是全日制的本科教育)。它是刘少奇1964年“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在高校教育领域的深层探索。安徽劳动大学只有一个校区,没有分校,远离城市,它位于安徽省宣城县城几十里外的叶家湾麻姑山脚下,校园没有围墙,与青山绿水融为一体。相比于总校位于南昌市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业说,安徽劳动大学更接近农民,接近田间、山头,显然安徽省领导班子希望安徽劳动大学被打造成另一个“样板”。

许多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安徽省教育学院、凤阳农业专科学院的老师、干部接到一纸调令,就从生活较为优越的城市来到了阴雨绵绵的江南丘陵,从楼房搬进了茅草屋,开始了新的“劳动大学”的生活。

在今日喧闹的校园里教书,研究学术的教授们,可能很难想象,三、四十年前的安徽劳动大学的老师们在做什么,除八小时上班外,无论教授讲师还是干部职工,大家的生活内容都是一样的,上山打柴,去河边挑水,去水塘洗衣服,挑粪种菜,养鸡养鸭,烧灶生炉子。

在一个至今很多人不知道地点的远离城市的山脚下,这群亦像学者,亦像农民,亦像工人的群体,少则几年,多则20多年,生活,学习,工作在这个少见的大学校园里。无论你是堂堂教授,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还是出生于名门大户,还是老资格的革命者,大家的生活都无差别。

由于完全是由田间平地而起的一个校园,教职工喝水只能取自附近的水塘。在建校10年后的1975年,安徽劳动大学向上级打报告申请,获准在山间开挖一个水库,解决几百名教职工和2000名学生的吃水问题。1978年,由于山上毛毛虫灾,导致水体污染,加上当地水质矿物质超标,教职工们喝的水锈黄恶臭,学生数次集体乘车,颠簸辗转七、八个小时,到省城合肥请愿,要求学校搬离恶劣的环境。

由于隶属关系不同,安徽劳动大学录属于安徽省教委,从行政级别来说,甚至高于当地县政府。由于物质生活供应离不开当地的支持,在那个教育不受重视的年代,当地政府却对这些山村里的知识分子漠不关心,以至于安徽劳动大学的教职工生活困苦,柴米油盐这样的小事都一度成为困扰。

1975年,安徽劳动大学爆发了一次让美国之音都报道的群体事件,这个事件也因此引起了中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没有燃煤供应,所有的教职工必须自己上山砍柴割草,才能烧火做饭。然而,当地农民认为拿国家工资的“臭老九”们上山割完了草,让他们无草可割,于是,各村串联,数百人集体到校园哄抢了教职工的柴草,对前来制止的教职工棍棒相加,发生激烈冲突。由于当地公安部门明确表示无法处理,学校只能自保。在这个事件之后,校武装部给部分教职工(民兵)还配备了一把步枪(没有配发子弹),用于威慑当地农民。

当年生存状态可谓是自然环境艰苦、社区关系不佳。

渐被遗忘的历史:新中国的“劳动大学”

 

                           乱世桃花源

 

劳动大学的形式在中国前后存在了大约20年左右。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58年创建,1980年改成江西农业大学;安徽劳动大学1965年创建,1983年分拆并撤销了建制。1989年,安徽劳动大学旧址改成麻姑山茶场,部分教职工宿舍甚至成为三峡移民的安置房。全国其它地方的劳动大学也大致在差不多的时间关停并转。广东惠州劳动大学的毕业生甚至一度为学历文凭得到承认而奔波。

这些学校在存在之时至少大约一半的时间处于动乱的年代。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全国的样板,在“文革”以前曾受到格外的关注。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几次讲话中肯定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半工半读的一个典型,是一个样板,邓小平在有关讲话中也赞扬这种办学模式。周恩来、朱德、王震、肖克、陆定一、杨秀峰等领导曾先后到总校或分校视察。

但是在文革过程之中,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遭到严重冲击。总校接受了下放的几所普通中学,学校秩序被打乱,学生被集体下放到农场劳动,学业中断。19699月,江西农学院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合并。从1970年开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先后招收了7届工农学员,共2500人。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对于偏居一隅的安徽劳动大学来说,则获得了意外的机会。一些不堪在城市里遭到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主动要求到处于山野之中的安徽劳动大学“流放”,一些出身不好的年轻知识精英由于在城市里没有前途,申请来到这个“劳动大学”。上海籍老师沈敏特当年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因为出身不好,他感觉前途一片渺茫,主动申请来到安徽,在合肥师范学院当了一名老师,后来又主动申请来到安徽劳动大学。在文革过后,他在学校里讲述文学课,对知识饥渴的外校年轻人甚至驱车百里也要来听他的课。

在动乱最初的年代,安徽劳动大学也不免汇入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之中,但是很快,在简单与艰苦的生活环境之中,在封闭与狭小的空间里,大家选择抱团取暖。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创建之初,省级领导亲自上阵。这些省级领导都是老干部,曾接受过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教育。抗大在短短的时间内曾为共产党培养了20万名军政干部,对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抗大的教学原则是实用、够用,而一开始就以抗大为榜样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教学上也相应地提出“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抗大实行一个总校数个分校的教学管理模式,这也被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效仿采用。

安徽劳动大学是响应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的号召而创立的,比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晚近7年创建。很难讲安徽劳动大学最是不是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楷模,因为即使安徽与江西相邻,并同为“劳动大学”之名,但两校间并无来往的记录。

从专业设置上,两校也有很大的不同,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设置的系科与专业主要是农学系、植保系、园艺系、林学系、畜牧兽医系、农业工程系、农业经济系等,而安徽劳动大学的系科设置则为政治系、中文系、数理系、农学系等等,由此可见,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偏“农”,而安徽劳动大学则较为综合。

无论是组织分配还是“流亡”到安徽劳动大学的一批知识精英们慢慢地开始以“西南联大”的效仿的对象。安徽劳动大学是安徽省内几所不同的大学的系科合并而成,有不同的体系和文化需要融合,这与“西南联大”三校合并的情况有些相近。而“战时教育就是平时教育”的西南联大方针后来也被安徽劳动大学的师生们所推崇。在外部世界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这些知识分子意识到,学校教育不能因政治风潮而降低标准,学术研究也不能因政治的原因而有丝毫的懈怠。

1983年安徽劳动大学分拆之后,许多曾在学校任教的老师因在动乱年代没有放弃严谨治学从而成为全国各个学术机构的领头人和骨干,比如曾担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金隆德、深圳大学校长蔡德麟、安徽省委党校校长古克武、安徽大学副校长任吉悌、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文秉博、安徽省教育学院院长李良瑜、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陈道源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冒怀辛等等,在各个高校担任教授和学术骨干的更是不胜枚举。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远离了充满纷争的城市的安徽劳动大学竟然成为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师生们用心教书和学习;家家种菜养鸡;吃饭之时大家端着碗筷互相串门聊天;晚上出门时,缺乏路灯照耀的行人不小心会踩中牛类;住着的茅草屋时不时会被烧火做饭的柴火点燃,于是大家就一齐上阵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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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元制”教育模式

 

当年的“劳动大学”现在都早已摘掉了它的牌匾,“劳动大学”的称谓也被人们所遗忘。许多当年毕业于“劳动大学”的学生,回眸当年的青春岁月,不禁怅然若失。现担任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的徐士泰撰文说:“当安徽劳动大学不再存在时,意味着我永远失去了母校!”

许多当年安徽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成为安徽各个行业的业务骨干,许多机构的领导都出自安徽劳动大学,一些当年的毕业生后来有许多当上了市领导和省领导,这也成为安徽省内的一个重要话题:“劳大”现象。人们议论说,在安徽有一个强势的“劳大帮”。

究其原因,在运动频发的年代,青山绿水的校园环境让许多躁动不安分的心沉静下来,投身于学习,他们是一群学业优秀的人。与此同时,由于身处农村的环境之中,许多学生又参与了大量的生产劳动,他们组成了许多政策宣讲小组,真正地走进农民的家中,他们的组织能力、活动及动员能力、动手实践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安徽这样一个农业大省,他们真正地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了解农业,这样的学生怎么可能不在未来中国的各项改革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1964年,刘少奇在提倡“两种教育制度”的时候,同时认识到,这是一个探索,他说:“一个新的教育制度,至少需要五年才能初步总结经验,十年才能总结比较成熟的经验,从而加以推广。”

刘少奇对这样一个教育的探索有规划有目标,可惜的是,很快他就被打倒了。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几乎在同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作为日本产业界代表的“日本经营者团体同盟”日经联)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人士一直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创建为产业界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因为他们感到传统大学培养的人才很难适应现实职业上的需要。

1962年,在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日本各地迅速掀起了创办高等专门学校的浪潮,当年就创办高等专门学校19所,到1975年,日本高等专门学校增至65所。高等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因其专业与产业结构结合紧密,动手能力强,多为实用型和应用型人才,这种教育制度为助推日本经济的快速腾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时的联邦德国也开始出现以“实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高等专科学校,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职业教育探讨出“双元制”的教育模式,即整个培训过程是在工厂企业和国家的职业学校进行的一种教育方式。这种模式后来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成功模式。

战后联邦德国经济也获得了高速腾飞,这种符合实际需要的教育模式也在人们谈论德国的经济腾飞时被津津乐道。

这种公认的成功的“双元制”的教育模式,是不是与刘少奇所提倡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实行“半工半读”的模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在实践中,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专业设置更像日本的高等专科学校,讲究实用性。而安徽劳动大学的专业设置则相对宽泛,这恰恰又与德国的职业教育的思想相通。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对专科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提出了“宽窄并存的原则。后来,在发展中,窄专业被不断地并入到宽专业中,形成了学生较宽的知识面,增加了学生未来从事工作的适应性。

遗憾的是,中国式“双元制”的探索,因多种原因最终都无疾而终了。

“劳动大学”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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