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回望历史，自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已经发动了四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和三次未遂政变。如此高的频率无疑证明了土耳其军队有着浓厚的“干政传统”。这种传统，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当年推行的世俗主义国策是分不开的。每当土耳其的文官政府试图依靠中下层民众的宗教情结而实行带有伊斯兰主义的政策时，土军都会站出来维护凯末尔的遗训，使国家维持在世俗主义和西方化的道路上，而这两条也正是土耳其能够走出悲惨的近代史，成为中东地区强国的重要原因。

但是，评论家们往往会忽略掉，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军队就已经是发动政变的“常客”了。当然了，当时的土耳其军队，与今天的土军完全不同。

当时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常备军，俗称“禁卫军”，也叫“苏丹亲兵”、“耶尼切里军团”。是以来自被帝国征服的基督教斯拉夫地区的男童作为兵源的。理论上来讲，这些来自希腊、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男童是苏丹的奴隶，他们实际上是被从家里掳掠过来的。这种残忍的制度叫做“血贡”（许多中国人最早是从1970年的罗马尼亚老电影《勇敢的米哈伊》中得到这一知识的）。而这些打小在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伊斯兰教环境下成长的男孩，也逐渐变成了奥斯曼帝国最令人恐惧的战士。正是这些禁卫军的兵峰，带来了奥斯曼帝国长达数个世纪的辉煌，和基督教世界数个世纪的恐惧。

然而，这些在残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禁卫军也是一把“双刃剑”，禁卫军军的人数一开始只有几千人，后来扩充到二到三万人。随着武备废弛，机构臃肿，禁卫军的战斗力不断下滑，同时又过多的插手政治，增加支出，成为了国家的严重财政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他们自奥斯曼土耳其立国以来，发动了至少七次大规模政变，和不计其数的，向政府讨要、索取利益的小暴乱。举个例子，禁卫军当时也负责伊斯坦布尔城的消防工作，而他们有时为了能够得到赏金和消防拨款，故意纵火，给政府和百姓带来无尽苦难。

终于，在1826年，年轻的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不愿再容忍跋扈的禁卫军了。这位苏丹在当时帝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技术和政策，其中就有很多参照西方的军事改革内容。被触犯利益的禁卫军愤怒了，1826年6月15日夜，禁卫军在伊斯坦布尔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并冲击了苏丹的皇宫。此时，苏丹刚刚组建的土耳其新式军队发挥了作用，他们用先进的火炮轰击了禁卫军的兵营，当即就毙杀了4000多人。禁卫军阵脚大乱，同时也没有得到骑兵“西帕希”的配合。最终军事政变遭到了毁灭性失败。苏丹借机一举肃清了禁卫军的全部势力，13万5千名官兵一朝灰飞烟灭，烧焦的尸体臭味甚至传出了伊斯坦布尔城外，禁卫军的宗教组织“拜克塔什教团”被强行解散，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迟至1826年底，残余的禁卫军成员在塞萨洛尼基的“血塔”被全部处死这一事件史称“吉祥事变”（Auspicious Incident）。这一事件影响深远，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徒民众因此与穆斯林邻居关系对立起来，间接导致了1829年希腊的独立；俄罗斯人也在此时趁火打劫，强迫土耳其接受丧权辱国的《阿克曼条约》，并引发了第八次俄土战争；土耳其新式军队在这次成功平叛之后，再也没有过出色发挥，最终使国家沦为“西亚病夫”。

图片说明：塞萨洛尼基的“血塔

现在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次叛乱其实是由苏丹本人所煽动的，目的就是故意找出事端来歼灭禁卫军，所以“吉祥事变”也叫做“对军队的政变”（coup against the Janissaries）。因为苏丹事先做了很多激怒禁卫军的改革，使禁卫军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叛乱发生时和结束后，苏丹都有雷厉风行的一系列“霹雳手段”。这不得不让人觉得这是“准备好了”的事情。

现在我们把目光切换回现实的视角。这场近200年前的政变，是否与今天正在发生的新闻，有很多相似之处呢？我们当然不能仅凭这几个相同点，就去断定今天的埃尔多安也像曾经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一样，自导自演了这场政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土耳其也面临着和当初的奥斯曼帝国一样的困境。国内频发的恐怖袭击、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邻国叙利亚不息的战火、深处国外的居伦运动、与俄罗斯敌对的糟糕国际形势还有持续的经济衰退，这些都把土耳其推向了一个亟待变革的处境。无论政变由谁发起，是否成功，土耳其现在都需要一场变革，就像当年的马哈茂德二世试图去做的那样。

参考文献：

Jason Goodwin      《The Janissary Tree》  2006

George F. Nafzig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Napoleonic Era    2001

John Murray             Osman's Dream.         2005

Barber, Noel             The Sultans.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