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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学院教授苏力:你能想象没有普通话的中国吗?

(2018-01-16 16: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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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长江学者。

祖籍江苏,1955年愚人节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1970年)从军,再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员军人进了北大法学院,获学士学位;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起任教北大法学院至今。先后独立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个人独著、文集和译著20余种。

代表作品:《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送法下乡》《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书同文重要,回头看来,这只是中国文化宪制的一部分,是其中可以以国家正式制度支持和保证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宪制更重要的,在现代之前国家一直几乎无法以正式制度有效处理的另一宪制难题是语言。它与文字的关系紧密,使用者更多,但由于无法附着于物质实体,只能口耳相传,因此也更容易变化且多变。


“起初,天下只有一门语言,人类全说同样的话”,这对早期中国也可能适用。夏商据说都是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架构的“国家”,西周分封,可以推定,这三代王朝的统治阶层大致分享了相同的语言。尤其是西周时中原各国分享的是孔子提及的“雅言”。但随着群体扩大,统治疆域的拓展,会分裂出更多新群体或次生政治实体,散布在虽非隔绝但注定交往不多的各地域,语音会因众多随机因素分歧和变异,各自独立发展,一定会导致原初的语言共同体碎裂。如果没有比较经常的相互交流、影响和校正,各次生的语言共同体就可能相互决裂。


口语还会影响文字,对拼音文字甚至会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即便“书同文”,只要交通通讯不便,就无法保证各地民众语言和语音趋同,更无法保持长期一致。甚至有理由认为,“书同文”会令政府和文人惰性更大,他们趋于更多依赖文字,不大在意语音的变化,不在意口语与文字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语音非但对拼音文字有决定性影响,也会促使表意文字的创造。如汉字“冇”,有理由推断是粤地先有了这个语音(很可能源自“没有”),当地读书人再按对“有”的会意创造出来的。文字若随着各地语音变化独立发展,甚至创造,久而久之,就不可能保证各地书同文,各地间已有的文字和文化联系也会逐步分解。


在现代社会,一个较大区域的人们,即便口语不统一,仅凭中央政府的政治强力和经济力量,借助不同地区间的商业利益和人员交往,还有可能构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这会留下分离主义的温床。但在各地民众交流严重不便的古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辐射力非常有限,口语的差异就容易累积起来,引出大麻烦。单靠书同文,很难想象可以长期维系一个大型政治文化共同体。


最典型的例证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全盛时,随着疆域扩大,本来只是罗马当地方言和文字的拉丁语和拉丁文,被罗马军队带到了帝国的各个行省,在欧洲广大地区普遍使用。但罗马帝国不久就开始衰落,疆域收缩,帝国崩溃。欧洲广大地区的知识人仍使用着拉丁文,但与罗马地方的拉丁语已开始脱节。作为书面语,拉丁文此后持续为欧洲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精英使用,长达千年,至今在不少专业领域仍多有使用。但另一方面,仅仅几百年后,在原属罗马帝国核心地区的地中海北岸各地,虽相距不远,海陆交通也相当便利,商业往来也颇为频繁,只因原来使用拉丁语的政治共同体破碎了,各地方从拉丁语各自演化出了本地方言。更麻烦的是,读音一变,表音文字的字母拼写也随之改变。这一地区首先出现了不同语言的,然后是不同文字的,直至不同文化的共同体,即使用各自语言文字的“民族”(nation)。当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合适时,近现代之后,这地界就出现了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汉字是表意文字,与语音无直接联系,文字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读音。即便各地对同一汉字读音差别巨大,汉字也不因此改变。这一特点有利于汉字长期不依赖读音而独立发展,完全不分享方言读音但分享汉字的人也可以用汉字交流。在一定限度内,汉字的这一特点有助于形成并保持一个有别于“汉语圈”的“汉字圈”,这是一个共同体感更弱的共同体。


只是保守而已。汉字的这一特点无法抵挡更为根本、持久和整体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撕扯。东亚各国历史上曾长期分享汉字和其他相关的制度文化,至今中日韩学人仍可能仅凭借汉字书写进行某些交流。但这只构成了“汉字圈”。日本从未与中国构成一个政治和文化共同体。曾广泛使用汉字,临近中国东部发达地区,汉代就设了四郡,因此历史上与农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一直非常密切的朝鲜半岛,先因近代的日本殖民,再因冷战等外来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力介入,二战后,朝韩都分别建国。这表明“书同文”的保守力很有限。


古代中国的政治家不可能了解后代才发生的这些经验实例;但他们还是能直观感受、把握并理解语音问题对于古代中国的重大政治意味。疆域广袤,地形复杂,无数自给自足的农耕村落社区,交通不便,人员交流很少;自古以来,中国各地自有方言,甚至翻一座山,过一道河,语言就不通了。对于局促于给定时空的农耕社会的个体而言,“不可以语于冰”或“不可语于海”不是问题,但对于农耕大国的构成、整合和治理,长期的和平和统一,各地方言语音分裂就是个难以应对的政治治理的麻烦。

安居乐业是农耕社会的生活常态;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小型村落共同体,却不能创造诸如秦汉王朝这样疆域辽阔的政治文明共同体。相反安居乐业更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利于大国形成和治理的语言文字麻烦。第一,农耕社区更多通过口语交流,无需文字。第二,各地分离独立的安居乐业一定导致各地的方言。以及第三,农耕村落居民的社会认同习惯于也更多以方言为基础,而不是以全国通用文字为基础。这意味着,农耕中国有众多次生语言共同体,普通民众通常只有地方认同,缺乏“国家认同”。方言还会增加全国各地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成本,增加各地经济政治文化整合的难度,会削弱甚至完全抵消“书同文”对“大一统”的塑造力。一旦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合适,某些方言共同体就可能从历史“中国”中分裂出去。


为促使中国的政治文化构成和整合,在“书同文”之外,就必须关注更生动易变且更难规范的日常语言。在古代农耕社会,统一语音注定不可能。即便可能,也未必需要。因为除非天灾人祸,安居乐业的普通农人终其一生也很难遭遇语言不通的问题。商人会,但商人很少。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只有读书人,读了点书,识几个字,知道有个“外面的世界”,有了不同于绝大多数普通农人的关于个人与家、国、天下的想象,有了理想或愿景或中国梦。如果年龄、身体和家庭财力等条件许可,他可能追逐理想,投身政治,在自秦汉之后制度化的“异地为官”体制下,长期任职于一些语音陌生的地区。只有这时,仅仅对于他们,语言不通才成为真实的问题。


读书人可以借助“书同文”进行某些交流。但借助文字交流很不方便,效率低,难有深入、细致和复杂的交流。起码交流双方都必须读书识字,在当时中国大多数地方,对于大多数人,读书识字都是一种奢侈。更微妙的是,同日本或韩国学人借助汉字交流学术的经验令我相信,即便可行,借助文字交流更多唤起的是交流双方的文化差异,实际效果是强化了彼此感知的文化差异,而没有创造文化认同。

最大的问题有关国家政治治理。如果一位广州读书人,读了很多书,也懂很多道理,才能也杰出,但无法同广东以外的人口语交流,甚至在广东境内,也只能同本地人比方说潮州或韶关人交流,那么他的政治前途就会非常有限。即便他才华横溢,远见卓识,皇帝也无法同他交流,也必须有翻译。可怜夜半虚前席,又如何私聊那些最机密紧要的军国大事?进入朝廷,他又如何同来自全国各省各地的朝廷大员交流?如何组织一个日常交流更有效的政府?相互都没法说话,朝廷上又如何商讨议政?


这个思想实验是想指出:

如果没有一种各地读书人分享的口语,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就没法运行,就会止步于制度愿景。中央政府也不可能通过任命政治文化精英全国流动任职来促成各地的相互影响、牵制和融合,农耕大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就只能想想而已。


这不仅是国家的损失,这也是读书人自己的损失。没有可广泛交流的口语意味着,即便读书认字,博古通今,学富五车,你也没比他人有更实在的资质和能力参与全国(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治理。方言会挡住各地政治文化精英进入朝廷,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路;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或朝廷的精英,会逼着这些政治文化精英退回到故乡,蜷缩于故乡。


而在故乡农村中,前面说过,读书识字作为一种专有资产,几乎无用武之地。人们就没有理由投资于读书识字了,还不如融入本地方言文化共同体,其乐融融。即便识字,也会只关心本地事务,而不是有全国意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事务,不会关心全国山川地形,风土人情。当不存在真实或可以想象的利益之际,人们就不会对家乡以外的地方有真实深刻的关切。一个人因此就不会产生家国情怀,没有必要并因此自然不会关心“中国”历史。“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的前提是一个人因深厚的关切而能富有情感地想象并构建这个“国”和“天下”!


大麻烦却是这个国家的。只能“以家为家,以乡为乡”的读书人自然不可能胸怀祖国和天下,不可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便他再聪明能干,他也只是一位本地的或地方的精英,而不是一位广东或山西或上海籍但属于中国的精英。


更大的危险是,一些因方言而理想受阻的读书人,恰恰因为其潜质和能力,会试图以现有文字为基础来创造一种与本地方言一致的文字,或干脆另起炉灶,独立创造与本地语音一致的语言。一旦他依据本地语音创造了新文字时,这就意味着,这些本来可能的中国语言文字承载者已成为实在的中国语言文字分裂者;如果他从政,结果就会是,这些本来可能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整合者反倒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分裂者。这是推理,但中外历史上这类例证并不少。无论古今中外,最早和最坚定的文化和政治分裂者,从来不是文盲,而一定是读书人,往往是现行体制下失落的读书人。政治文化分裂能否成功,最终也得靠读书人。欧洲的一个典型是,同罗马天主教会决裂的是精通拉丁文的牧师马丁·路德,他以当时的德语方言翻译了《圣经》,统一了并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标准的德语和德文,促进了德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并为德国的最终统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上述分析说明了,

在这片地形地理高度复杂,各地经济交流不便的多民族、多族群生活的土地上,要塑造一个“中国”,要在政治文化层面构成这个“中国”,除了“书同文”外,必须有“语同音”,必须借助“语同音”。


但最大量的普通人在农耕村落终其一生,从可行性和效率上考虑,古代中国只需建立一个主要与政治文化精英有关的最低限的语言共同体即可。这个语言共同体支持并能有效兼容“书同文”的文字共同体,只为有效勾连各地政治文化精英,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走出故乡并遭遇语言不通。这是个很小的语言共同体,需要国家的政治统一来支撑,却无法由国家直接维系,必须在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一个令这个很小的语言共同体能持续自我再生产的机制。


这就要求从宪制角度来透视和理解古代中国演化发展起来的“官话”;这实在是又一个无愧于“伟大”的宪制。为促成进而确保有效和统一的政治治理,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各种方式和途径,有意无意地追求了,以汉字为基础,基本为政治文化精英口头交流的有别于任何一地方言的通用语言。尽管汉字的语音一直流变,分歧,但不同历史阶段以各种方式保证的语音标准化努力还是为各地读书人口头交流确定了努力方向。在历史的生存竞争和淘汰中,这个官话居然就活下来了,不可思议地,顽强地。


但即便在元明清时期,据音韵学研究,就有多种广义的官话,且各自为政。若从语音或音韵学的视角看,或以今天更为统一标准的普通话来衡量,这些“蓝青官话”(蓝青,不纯也)之间语音差别很大。仅从语音判断,可以说各地的官话都是方言。但这个视角会错失理解官话最重要的宪制功能和社会意义。对于官话使用者来说,判断官话的标准不是语音层面的统一或相近,而是语用和功能层面上的统一,即使用者能听懂,双方能交流。

甚至无需能交流一切。有关地方饮食、风土人情等高度地方性的现象,对统一治理中国无关紧要,无法以官话交流,并无大碍。官话一定要能交流“官事”或公务,能谈论和交流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意义重大的事件和重要历史文献,那些对于古代中国意义重大的事项。两位从未相逢但政治文化背景相似的读书人相遇,即便乡音浓重,借助官话,只要连蒙带猜能猜出一些重要字音,他们就可能口头交流、讨论甚至争论古代中国读书人理应具备的知识,就有能力应对和处理他们有责任关注的国事和官事了,就有能力同政界同仁交流看法了。


不仅全国不统一,不标准,只是“官”(其实与“吏”也有关,后面讨论)的话,与普通人无关,却可以推断,官话会同“文字”联系更紧密,与各地的俗务俗事联系松弱。它不大可能是对方言的语音规范化和标准化表达,而会与中国文明的经典文献甚至就是与“文言文”关系更密切的语言。这种语言更多有关政治、社会、礼法等问题,因此便于讨论这类问题。它也会与政治文化精英分享的知识传统和知识储备联系紧密,但不只是同儒家,还会同诸子百家联系;如果不是仅同,那也一定更多同,经史子集,诗书礼乐这些“士人必备”相联系。只有那些已固化为文字的经典知识以及相关问题会更适合用官话来讨论或叙述。扩展开来,适合以官话讨论的,与经典相关,会是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精英都会面对的共通问题,诸如修齐治平的问题。官话同经典的这种相互联系和制约,因此很容易塑造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精英的“信而好古”,但这未必是出于抽象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可能因为借助汉字和官话交流的知识从一开始就是古典的和精英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而不是民间或世俗的。


尽管不一定可靠,却可以从这一点来解说中国传统家庭或私塾教育风格:老先生很少解说文义,却始终强调朗读诵读。这个传统甚至保留至今——小学里所谓的早读课其实是朗读课,老师至今仍要求学生高声背诵课文。尽管一直有人说朗读有助于记忆,但并没有什么可靠的经验研究或证据支持朗读和背诵要比理解和默诵更有助于记忆。史上种种“过目不忘”的故事甚至这个说法本身都表明重要的是过目,因此是记忆力本身,而非诵读。特别是即便在当今中国,算术或数学老师也要求学生记住数学公式,却不要求或很少要求学生朗读和背诵。因此更有道理的猜测会是,朗读便利了中文老师监督并及时校正学生的语音;表音文字的教学则不太需要这种监督和校正。


诵读有外在性,因此有可能有助于建立一种规范汉字语音的社会记忆和社会校正机制。在没有其他技术手段有效记录和传承汉字读音的社会中,高声诵读不仅会传递汉字的内容,更使得汉字的官话读音,因为有社区或家庭,便会有些许社会记忆,口耳相传,就会于无形中感染和影响后代或旁人。如果当年我舅舅每天早晨大声朗读“学而时习之,不亦乐(月)乎”,20年后,如我诵读成“不亦乐(勒)乎”,那么我母亲,即便不识字,也可能纠正我!借助了这些无心的行动者,在时空高度分散的条件下,这个汉字的官话发音就得以跨越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这一传承已完全独立于相关个体各自的活动,独立于他们个人的主观追求甚或自我感知!



本文节选自《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主题图书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作者:苏力 著

   出版日期:2018/01

   定价:86.00元



时隔十多年,苏力教授全新力作!   

讲述是什么造就了今日的中国!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宪制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存在的制度经验,有其自己的逻辑和合理之处。但近年来社科领域特别是法学领域,对于中国自己的制度研究较少。作者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历史中国的宪制经验进行了总体把握和深度总结,揭示了历史中国千年传承、具有强大活力的原因,并力图阐释中国在制度文明上独有的贡献。本研究从历史中国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核心政治问题出发,逐一阐释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构成制度,以及军事制度、官僚体系、经济制度等,从而重构了历史中国的制度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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