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攻击弱者（一）：家庭暴力

以下是对法院证词的重述：

一名保姆给一个1岁的小孩洗澡，孩子的父母不在家。小孩拒绝洗澡，身子不停地扭来扭去，并哭了起来。保姆试图努力控制住小孩；两人角力之时，保姆打开了浴缸的热水龙头，并将小孩的一只手拽到下面。小孩尖叫的声音更大了，而这则让保姆更加坚定地将小孩压在水里。小孩最后被诊断为二级烫伤（来自加州法院文件）。

这是一个恐慌进攻的例子。保姆原本并不想伤害孩子；这是一次在争夺控制权的过程中不断升级的争斗。小孩拒绝洗澡，因此感受到愤怒和疼痛；大人也在努力控制局面。就在保姆通过纯粹的身体暴力强迫小孩留在水中、从而赢得这场冲突的同时，她也因受害者的尖叫、愤怒和绷紧的肌肉而被浸润进了对方的情绪。冲突双方都是失控的：由于其中一方比另一方软弱得多，争斗的紧张感转变为恐慌进攻中常见的特点：情绪的狂热涌动和恶意的过度杀伤。与第三章中提到的那些烧毁越南村庄的士兵一样，虐童者在从暴力情境中清醒过来时也往往像是大梦一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大为震惊。

情境中对情绪的定义

如果说在迫在眉睫的暴力冲突中，紧张／恐惧是最主要的情绪，那么破坏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大部分时候，人们并不会造成破坏；他们会逃避打斗，寻找避免暴力冲突的理由，或是用虚张声势来满足自己。要想让暴力发生，人们必须找到一条路径来绕过冲突性紧张／恐惧。这种路径中最常见的一条就是袭击弱小的受害者。

弱者之所以为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无力反击，因此无法伤害攻击者；之所以会产生冲突性紧张／恐惧，并不是由于人们害怕死亡或受伤，而是由于微观互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冲突和压力。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恐惧的是破坏社会基本的群体仪式，也就是彼此以情绪互相浸润的倾向。暴力冲突在一方获得控制权之前，是一种吸引了双方注意力的互动仪式，但双方尝试的韵律是非常不和谐的。冲突性紧张的微观互动核心就是，双方拼命试图将韵律调整为自己的模式并强加于对方，同时阻止对方建立起这种韵律并强加于己方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恐惧”可能有些用词不当；它无法概括这一情境中的全部情感。受害者的“软弱”是情境性的，是一种互动的姿态；受害者无法自卫，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允许攻击者先发制人，并控制双方互相浸润的过程与方向。成功的攻击使得行动本身不再具有二重目标，而是将双方目标统合起来；攻击者与受害者进入了一种特殊的浸润状态，其中一方带领着另一方。在霸凌和持枪抢劫的互动细节中，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攻击者试图控制局面，让情境变成一面倒的态势，同时尽可能避免产生直接冲突；这时，受害者扭转局面或攻击者自我伤害的可能性都是很低的。在家庭暴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塑造受害者角色的微观情境。家庭暴力通常被形容为一种强调控制权的行为；女权主义理论强调男性对女性施加的控制，但即使从更加宽泛的层面来说，这种理解也没有错。施虐者登上了一辆满载情绪的列车，飞驰向残忍暴行；而这之所以会发生，则是因为克服冲突性紧张时的努力，转化成了暂时互相对抗的二者之间恶意的浸润过程，使得其中一方成为弱小的受害者，而之前曾经有过挣扎的施虐者，此刻已经取得了彻底的支配权。支配意味着控制情境中对情绪的定义。

背景与前景解释

背景条件与暴力多少也会有些关系，例如贫穷和社会歧视会与某些种类的暴力共生，但这种关联通常都很微弱。首先，这是因为许多种类的暴力并不局限于（或特别常见于）下层阶级或被歧视的少数群体之中，比如霸凌、醉酒暴力、娱乐暴力、决斗等表演型公平打斗，军队与警察暴力，社会运动暴力，恐怖主义等。其次，就弱势群体中常见的暴力而言，并不是这些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是暴力的；绝大部分穷人和受歧视者都不是抢劫犯、街头斗殴者或家暴者。暴力与背景条件之间的微弱关系，让人难以确定暴力究竟是否会发生。第三点则更是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即使暴力者也并不总是暴力的。他们究竟会在何时何地变得暴力，取决于情境中的条件，特别是那些能够克服冲突性紧张／恐惧并将其引向支配力的条件。穷人和受歧视者需要绕过这些阻碍，其他人也一样。

曾经有过受虐经历，则是另外一种背景条件；尽管人们常常认为这是暴力的一种成因，但它同样有不能解释的地方。许多证据都表明，童年时受过虐待的人后来可能会成为暴力施加者——并不仅仅是施虐者，也包括其他种类的暴力犯罪（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偏常行为）。但这一模式也是不确定的。大部分受虐者并不会去犯罪。童年时遭受过虐待或忽视（这在背景条件中又添加了一个更加广泛的非暴力种类），后因青少年时期或成年后犯罪而被逮捕的人约占18%，但这仅比条件相似的控制组高一点——后者的数据是14%，二者之比约为1.3∶1[1]。反过来看，在那些实施了各种犯罪的人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较高比例的人（更不用说大多数了）曾遭受虐待。

当然，这并不能解释暴力光谱上的所有种类：没有证据表明（也不太可能有证据表明）士兵是否会成为战斗力较强的15%与他们过去是否遭受过虐待有关；那些逞英雄的警察、扔石头的示威者，以及参与兄弟会欺辱活动、决斗和其他表演型公平打斗、醉酒和娱乐型暴力的人也是如此。也许在家暴这一特殊领域，暴力实施者可能过去曾遭受过类似虐待。但家暴者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受害者的经历[2]。除了遭受虐待之外，还有其他通往成为家暴者的路径[3]。遥远的背景条件仅仅是微弱的相关因素。无论这些长期因素对最后事件的爆发有何作用——也许仅仅是童年时在不愉快的经历中学会的某种技能——如果不是当时当下存在情境性条件来克服紧张／恐惧，这些都派不上用场。要成为施虐者，最后也必须走过所有暴力实施者都会走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