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诬天”，这条比较简单，无非是说天主教把中国传统的“天”等同于“天主”，实在是污人清白，啊不对，污天清白。

中国传统的“天”是什么意思？是“天命谓之性”，是“道之大原出于天”，是理，是道，是心，是性，又岂能与你们那个住在天堂的神一样？

其实自商周革命以来，中国的“天”早已脱离宗教意味，而更象是哲学里说的“客观规律”。这一点，利玛窦其实也意识到了，所以他才把“天主”翻译成更久远的、在后世著作中很少会提及的“上帝”，在他看来，只有三坟五典时代的“上帝”，才最接近他们那个神。只不过，不是所有的神父都这么知变通，大多数人还是习惯称“天主”，结果佛教徒说“天主”只是三千大千世界无数个仞利天王之一，而儒生又说他们在“诬天”。

再看第三“裂性”。《大学》讲“率性谓之道”，人的本性总是好的，所有的坏习惯都是后天习染的，而天主教说“克性谓之道”，人本性就不好，就有原罪，只有靠着上帝才有救，这，这，这简直就是诬蔑人性！

“贬儒”就不说了，天主教虽然尊儒，但更愿意尊古代的儒，对于阳明心学以下的儒还是颇有微辞的。可阳明心学是当时的显学啊，除了东林党在由王返朱修正一下之外，可以说被奉为圭臬，所以这些读书人说天主教是“伪尊儒而实乱其道脉”。

“反伦”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嘛，主张不能纳妾嘛。前者让人无父无君，没有上下尊卑，后者让那些没有生儿子的可怎么办呢？年纪大了没有后代，那可是不孝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读书人还说啦，天主教的书写了那么多，就是没有提一个孝字——其实“十诫”里是有“孝敬父母”条的，这还不够“反伦”么？不过这些人其实忘记了，佛教在印度是因反种姓制度而起，还主张众生平等，连猪狗都和人一个地位呢，只不过佛教是比较出世的宗教，出了家之后，就不管俗世生活，倒对大家的生活没多少影响罢了。

 “废祀”说的是不能祭祖的事，这个也非常非常过份，让祖宗都要蒙羞了。

“窃佛诃佛”这个就是替和尚打抱不平啦，谁叫你们一开始冒充和尚，回过头又斥责和尚呢。

“所谓善之实非善”就是说神父们所谓的“善”都是假的。天主教教人行善，不是出人的本心，不是根据人的“良知”，而是为了避免下地狱，“有意为善，虽善亦私”，这还叫善吗？再说啦，“百善孝为先”，天主教那么多本书，就是没有一个字提到“孝”的，反倒说父子只要信了上帝，就跟哥们差不多，这还叫“善”吗？不讲大善，光讲些小善有什么用呢？更何况，《七克》里提到的那些，除了没有讲孝道外，哪个不是从儒佛道三教里抄来的呢？

“夷技不足尚、夷货不足贪、夷占不足信”这个说的就是西洋的科技啦。在这些人看来，西洋的科学根本就是哗众取宠，比如说大地是个球，这不是笑话么，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个球另一边的人，岂不全会掉到球的外面？至于西洋的器物，也不见得有中国的器物来得精巧，西洋的历法也未必适合中国的环境，毕竟大家的星相分野都不一样，历法能一样么。

“行私历、攘瑞应、谋不轨”，这个就更厉害了。自从隋炀帝禁绝谶纬之学后，搞祥瑞的就很少了，结果这帮洋人倒搞起来了，还假借个什么“天主”，动不动就说是“天主”的意思，还行私历，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大逆”啊，这是要造反哪！他们的目的不是显而易见吗，就是希望中国的皇帝象泰西的国王一样，必须教皇承认才算数，就是希望中国被天主教统治，“不举我中国君师两大权，尽归之耶稣会里，大明一统之天下，尽化为妖狐一窟穴，不止也”。

不管是思想斗争、宗教斗争还是学术斗争，一旦搞到“大逆”这个层面，基本上就是你死我活了。神父们虽然发展了数以万计的教徒，可比起更多的、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读书人来说，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了，结果自然就是一次次的教案。

晚明第一个教案倒没有在浙江福建两省发生，而是发生在南京。只不过，它的确与浙江，准确的说，与东林党的死对头浙党有点关系。你知道，东林党很多都倾向西学，利玛窦留京的奏稿，就是东林党人曹于汴交给皇帝的。万历后期，钦天监预报日食失误，又是东林党人翁正春奏请徐光启、李之藻与传教士们新修历法的。同样的，也是后来上了东林党黑名单的李之藻奏请开译西局，希望以官方的名义，邀请传教士们帮助朝廷大力翻译西学著作。所以，以浙党为首的其他什么党，对这些传教士们早已是恨得牙痒痒，等到浙党方从哲入阁，东林党叶向高致仕，此消彼涨，南京教案就发生了。而且就在南京教案发生的次年，朝廷里就开始尽斥东林党了，这显然也不该是巧合。

南京教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时利玛窦已去世六年，在南京的传教士是王丰肃和曾德昭，他们在南京建了个非常宏伟的大教堂，发展了两百多教徒，影响很大。而沈榷呢，是一个浙江籍官员，在南京当礼部尚书，在政治上与东林党对立，在思想上又倾向佛教，看着东 林党已渐失势，自然不会放过。他前后写了三封信给皇帝，前两封皇帝没有理，但第三封说得更严重，还把南京是太祖陵的事情拿出来说，说天主教搞得大家无父无君，在太祖陵所在的地方，这是要搞大事情啊。最后万历皇帝就下了禁令，传到南京后，官府就开始逮捕、驱逐传教士，拆毁教堂，损毁墓地。

西学和天主教因东林党而失势，也自然会因东林党而再兴。天启初年，东林党再起，而传教士们又卷土重来，并且比以前还要更厉害一些，尤其是崇祯朝之后，艾儒略甚至在浙江福建两省发展了上万信徒。但东林党在崇祯朝实在是太得势了，徐光启一直居于显要位置，所以算下来，只有福建巡海道施邦曜搞的福建教案规模要大一些，但他也不过是下了个《福建巡海道告示》，历数天主教的过错，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将传教士驱逐出境罢了，对其他省并无太大影响。

不过对于天主教和西学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因为大明朝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