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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志刚:范仲淹的家国情怀

转载 2016-06-15 17:53:23
范仲淹画像

       三 十年前在正定文化馆那间小屋里,怀揣着对文学的梦想,我一遍遍地背诵《岳阳楼记》,却怎么也想不到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绝唱的北宋 大文豪范仲淹,就出生在正定。在人们心中,范仲淹是那么遥远,就像天空中一颗耀眼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却原来,他又离我们这么近。

       自此,“范仲淹”三个字在我心里又有了另一层意义,那是一种源于故土的血脉联系,敬仰中更增添了几分亲近。而我对正定这片充满灵性的故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由衷的敬意……

                                                                                ——康志刚

       一、关于范仲淹的出生地一直说法不一,而随着研究逐渐深入,范仲淹生于河北正定高平村,如今已经逐渐被史学界认可。

       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字希文,祖籍江苏吴县,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其 实,范仲淹虽生于正定高平村,却只在这里住了短短一百天。据说,当时高平村有一个富庶人家,主人叫谢东霖,被人尊称为谢员外。谢员外是刘家的上门女婿,他 和夫人刘氏生了几个儿女,却先后不幸夭折,只留下了一个女儿谢氏。谢氏生得娇美可人,聪明伶俐,眼瞅着一天天长大,登门说亲的自然络绎不绝,却都被谢员外 谢绝了。他也要为女儿招个上门女婿,将来为他和妻子养老送终。但愿意上门入赘的他都看不上眼,就这样一拖再拖,女儿都二十六岁了还待字闺中。当时,范墉 (范仲淹之父)正担任成德军节度掌书记,那年他的夫人陈氏在生产后不幸大出血身亡,于是托人四处说亲续弦。经谢员外在城里的朋友牵线,范墉结识了远在高平 村的谢氏。千里姻缘一线牵,两人一见钟情。人生如戏,冥冥之中,两人的命运早已连在了一起。

       如果推算一下,范墉的年龄要比谢氏大许多,但这 并不影响两人婚姻的甜蜜和恩爱。几乎每天,范墉都骑马回到高平村和爱妻相会,卿卿我我,如胶似漆。当时还没有灵正(灵寿-正定)公路,从县城去高平恐怕也 得走小道,出城沿周汉河朝西北方向走,过了柏棠和南岗村就是曲阳桥。再绕过我的老家上曲阳村西,向北一直走,大约4公里左右就到了高平村。这就是古时正定 城到灵寿的“官道”。今天,我仿佛能看到当年的节度掌书记范墉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行走于周汉河边,往返于高平和正定城之间的情景。周汉河流水潺潺, 鱼虾游弋,水草葳蕤,河两边是广袤的水田,阳光下波光潋滟,犹如江南水乡泽国的风光,一定让范墉无比陶醉吧。那嘚嘚的马蹄声响,惊动了水中觅食的小鱼,河 边的青蛙,还有垂钓的渔翁,劳作的农人。他的身影映在河水里,同时他的血脉也和这块充满灵性的土地融到了一起。

       不久,谢氏怀孕。宋端拱二年 (989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九(一说八月初二),范仲淹降生于正定高平村。从此,这位名留青史的大文学家便与正定结下一世情缘。他在高平村平静地度过了一 百天。这一年的腊月初八,范墉调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路途遥远,又时值隆冬季节,因此还没到任范墉就病倒了。强撑着到达徐州十多天后,病情突然恶化,还没 上任就与世长辞。

       范墉去世的第二年,谢氏为了生存不得不带着只有两岁的范仲淹,嫁给山东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姓朱。范仲淹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继父的升迁和调离之中度过的,但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让他荒废学业。范仲淹是幸运的,不但有一位坚韧伟大的母亲,更有一位善良慈爱的继父。

       从小过惯了节俭生活的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的奢侈浪费,忍不住多次规劝,朱家兄弟不但不听,还冷冷地回敬他:“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这时范仲 淹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甘心再居人篱下,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存。母亲让他学经商,他看不惯商人的虚伪和唯利是图,学了一个月后便跑回家来。他要继续求 学。这一想法得到了朱文翰的支持,把他送到醴泉寺(位于今山东邹平境内)读书,拜高僧宝志为师。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天只煮一碗粥,冷却后划为四块,然 后撒一点盐和菜末,每天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文坛上流传甚广的“划粥断齑”的故事。一位要好的同学把范仲淹的情况告诉了他在当地为官的父亲,这位老先生看 范仲淹是读书的好苗子,有心关照他,把官府为自己准备的饭菜送给范仲淹一份,却被范仲淹谢绝,理由是:我吃粥吃惯了,一旦吃好的,就要以吃粥为苦了。有这 般毅力和志气的人,不成大器才怪。

范仲淹纪念馆
醴泉寺的范文正公祠

       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中了进士,这年他二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程。

       二、如果把范仲淹的仕途生涯绘制一张曲线图,则其轨迹是一条清晰的抛物线。性格决定命运。他在宦海的沉浮升降,都和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秉性有关。

       范仲淹及第后,被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来,又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到庆历三年(1043年),终于达到了他事业的高峰,出任参 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庆历五年因新政受挫被贬出京,又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任颍州知州,他带病上任行至徐州 便与世长辞。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他和父亲范墉都是离世于上任前,享年也都是64岁。

       燕赵自古多义士。范仲淹仕途的起伏升迁,冥冥中都与其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性格不无关系。范仲淹身上的这种性格基因无疑来自正定这块土地。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那天,仁宗准备率百官为太后祝寿。范仲淹上疏反对,仁宗哪听得进去,范仲淹不甘心,又上疏 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可奏疏入宫后石沉大海。好友晏殊来信劝说范仲淹,说他这样做不仅对自己的仕途不利,还会连累举荐人。范仲淹在回复好友的信中说:“侍 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有一年,朝廷打算建造太一宫和 洪福院,范仲淹得知后,以劳民伤财为由建议停工。此外,他还建议削减郡县,精简政府机构,又多次上疏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这“不是太平治世的 政策”。还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他的这些上疏虽然大部分没有被皇上采纳,但其赤子情怀和一片忠心打动了仁 宗。后来,太后驾崩,仁宗亲政,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不久,仁宗欲立养母杨太妃为皇太后,参与国家大事,范仲淹却认为这样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 之嫌,这次被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这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一带灾情尤为严重,为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 却不重视。范仲淹大胆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听后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前去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困。不仅如此,他 还将灾民用以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作为一名文学家,不但要把优美的诗文落在纸上,还应该进行另一种创作,就是要身体力行来抒 写另一种意义上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可以说范仲淹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典范。当年,他出任泰州知州时,征调四万民众重修捍海堰,不仅保障了民众的生活、耕种以及盐业生产,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当 地人将之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连降大雨,江湖泛滥,大量农田被淹,农民歉收,食不果腹。范仲淹主政苏州后,决定 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引入太湖和大海。这一举措终于将水患治理,人们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他的这项“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 方略,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依然被采用。用现在的话说,他做的不是形象工程,而是泽被后世的利民工程。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他针对政府 机构人员庞大,办事效率低下的情况,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加强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丰 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领域。在新政实施后的短短几个月,朝野上下焕然一新,不但庞大的行政机构开始精简,通过科举,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也得 到重用。然而,改革触动了一些权贵的利益,在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开始对范仲淹进行报复,诬陷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为“朋 党”。仁宗皇帝听信谗言,把范仲淹及其拥护者富弼等大臣外放,这次改革也遂以失败告终。新政虽然失败了,然而其影响深远,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为王安石的 “煦宁变法”拉开了序幕。

       说范仲淹是一位军事家,这是人们所不大熟知的。康定元年(1040年),他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当时的党 项族人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银川)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关系破裂,威逼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同时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范仲淹临危受 命,他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大胆地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训练边塞军队,以守为攻。在军队制度上,他果断地 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此外,还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各堡寨相 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而对少数民族,他则以诚相待,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使其安心归宋,出现民族大团结的可喜局面。正是范仲淹正确的军事思想,使西北军事防 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的大好局面。

       范仲淹出色的军事才能,让 我想到了高平的地道,以及由地道而引发的一场可歌可泣的正义之战。这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高平村乡亲在民兵队长刘傻子的带领下,一次次击败了日寇的进 攻,谱写了一曲英勇的壮歌。据说,电影《地道战》就是以该村的真人真事为原型拍摄的。我想,高平村曾走出范仲淹这样优秀的军事家,后来又上演了抗日传奇, 就不足为怪了!

       作为一名文学家,范仲淹存世诗歌300多首,现有《范文正公集》等文集存世。其诗文内容或咏物言志,抒发自己宏大的政治抱 负,或关注民生,抒写忧国忧民的情怀,比如“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上渔者》)他一改宋初文坛的柔靡之风,注重诗文的 思想内涵,关注现实,陈述时政,从而对宋初文风的革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 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行文磅礡大气,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经典,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而他的边塞词《渔 家傲》更是一改宋词的柔靡之风,写得苍凉悲壮。

       三、虽然范仲淹只在正定生活了很短时间,但是,正定情结却深深地融入他的情感,他一生都在用心灵亲吻和抚摸这块土地。

       范仲淹在徐州为官时,曾给居住在苏州的哥哥写信说:“我本北人,北人淳厚。”又在他的那篇《移苏州谢两府启》中说:“某生于唐虞(唐虞泛指河北)。”那位曾 和他共同镇守边关的大将韩琦,后来调任正定为官,到任不久便接到了范仲淹的来信:“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字里行间 流露出对正定的思念之情。他的诗文作品中,其落款经常有“高平”二字,而其同僚也常称他为“高平”“高平公”,他的学生也都自称“高平门下”“高平讲友” “高平学案”,范仲淹的后代也称“高平堂”“高平世泽”“高平家风”等。

       范仲淹不可能对正定留下记忆,他对正定的印象应该全部来源于他的母 亲谢氏。是母亲平时对故乡的回忆和充满怀恋的讲述,构成他对正定的印象。也就是说,他对正定的记忆,对大佛寺、广惠寺、开元寺、临济寺,以及那座北方名园 ——潭园的记忆,是伴随着母亲对正定娘家丝丝缕缕的回忆形成的。那饱含深情的言语,感染了年幼的范仲淹,从而让他获得了正定古城的遗传图码。那是一种独特 的生命体验,因为饱含着向往和憧憬,甚至比亲历过还要触动人的灵魂。母亲,是多么伟大的字眼,她对一个人的影响超越一切。几乎每一个伟人或者成功人士的成 长,都受益于自己的母亲。一个伟大的母亲,一定会培育出一个不平凡的儿子。而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因为生在大户人家,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聪慧善良,多才 多艺,能培育出如此优秀的儿子是再正常不过了。

       儿女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那是一种无法分割的血肉情感,因此人们在感情上往往和母亲更亲近。也因此,范仲淹把正定,把高平,幻化成了自己的母亲,把对母亲的一往情深,化作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深思恋。

       是的,正定是一个充满希望,又不断给人以惊喜的福地。也许是因为她深厚丰盈的文化积淀,抑或是独具人文情怀的风土人情,须弥塔上那穿越时空般的风铃声,还有 那千百年来袅袅不绝的梵音,让游子漂泊的心得以安宁和栖息,并得到人生的智慧和顿悟。让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对她那么热爱和迷恋。让那些和她结缘的人,时 时想起,念念不忘!

范仲淹雕像
正定高平村范仲淹故里纪念碑

                                                                                  (图片由康志刚提供)

稿件来源:2016年5月6日《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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