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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三兄弟的婚姻史研究

(2010-09-18 14: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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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周作人的婚姻

    羽太信子,日本人,随周作人来到中国,并最终死在这里,于她来讲也算客死异国了。许多写周作人的文章都会捎带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迹,其中有赞有弹,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即,她对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响非同小可。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两件大事,羽太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与乃兄鲁迅的决裂一是周作人“七七事变”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后落水出任伪职

    有人认为,周作人对信子没有爱,只有怕。周建人说,周作人曾被羽太信子一家(包括她的弟弟父亲等)骂得不敢出声。但我对此说表示怀疑,谁会甘愿承受谩骂呢?除非周作人在信子手里有什么短处,可我对这一点也很难相信。据说,信子有严重的癔症,在日本时经常发作,在八道湾发作得更勤,一发作就人事不省。我想,这大概是周作人不敢轻易惹她,甚至有些“怕”她的原因。

   晚年,周作人对信子又爱又恨。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对信子的憎恨情绪极为强烈,不然不会频频念起日本的“梦中情人”乾荣子,但什么都已经太晚,事情无法推倒重来。
  从1951年到1961年这十年,周作人夫妇开始频繁吵架。这不但给他们自己,更给与他们同住的周丰一带来痛苦。据说,周丰一几次打算搬出去住,远离这些是非。
  1961年4月6日到8日,信子重病住院,周作人却不去医院探望,可见他对她的怨恨达到怎样地步。8日下午,从家人的电话里得知信子死讯,周作人才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这里有一个巧合,周作人当年在4月8日与信子结识,与信子诀别时也是4月8日,这让他感触颇深。信子死亡一年后,想起信子的好处,他又有些后悔。
  综合以上的内容可知,周作人与羽太信子早期的婚姻是幸福的,晚期却以不幸为多。他们的婚姻给子女造成的悲剧或许不大,给家族带来的不幸却很多。

二、周建人的婚姻

周建人第一个妻子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在信子的鼓动下,于1914年2月28日,在绍兴结婚。陆续有了四个儿女:长子周冲(1915年2月生,当年夭亡),长女马理(1917年11月生),次子周丰二(1919年5月生),三子周丰三(1922年2月生)。1925年,周建人在上海和往日的绍兴学生王蕴如同居(俞芳的同学),这之后,王为他生了三个女儿:周晔(1921年生),周瑾(1927年生),周蕖(1932年生)。

   周建人的婚姻。先引用一篇周作人1963年1月20日的日记片段: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
  这里的“兄弟皆多妻”是怎么回事?周作人虽不曾忘记过乾荣子,却也只结过一次婚,自然谈不上多妻,所以她的话是指责鲁迅与周建人的。我们知道,鲁迅结过两次婚,但其中另有可以理解的内情。
  周建人呢?他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信子的妹妹芳子。1912年5月,羽太信子怀周丰一时,因分娩需人照顾,把15岁的妹妹羽太芳子从东京接到绍兴。那一年,周建人24岁。
  可能是朝夕相处的关系,两个年纪相差九岁的年轻人产生感情。周作人夫妇觉得这是亲上加亲的好事,进一步为他们撮合。1914年2月28日,他们在绍兴结婚。婚后,周建人与芳子感情很好,陆续有了四个儿女:长子周冲(1915年2月生,当年夭亡),长女马理(1917年11月生),次子周丰二(1919年5月生),三子周丰三(1922年2月生)。
  据说,到1919年12月,周家人搬到八道湾后,芳子开始跟信子“学坏”,从此看不上周建人,总埋怨他无能,没有两个哥哥的赚钱本事大。俞芳回忆说,有一次,周作人夫妇与芳子准备带着各自的孩子租车游玩,周建人以为他也该参加,芳子却“不齿的”对他说:“你也去吗?”这话给了周建人很大的刺激,认为自己在家里被信子姐妹欺负,便于1921年来到上海。
  有人认为这回忆不实,因为据其他情况来看,周建人与芳子当时的关系没有那么坏。不然,为何周建人来到上海后,一再地劝芳子过去?所以,芳子没去上海的原因,可能是因最后一个孩子刚出生不久,需要她照顾。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芳子都没有离京,只能由鲁迅来接济。有人说,芳子因为贪图在北京的享受才不离开,因为她从鲁迅那里榨取了大量金钱。这似乎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当时鲁迅给她的多只是零用钱,后来芳子也多半归还。何况,周建人还在不断地给她寄钱?至于鲁迅花在芳子孩子身上的钱,不管多少都是鲁迅愿意,更不能因此指责芳子。
  1925年,周建人在上海和往日的绍兴学生王蕴如同居(俞芳的同学),比鲁迅与许广平同居时间还早两年。这之后,王为他生了三个女儿:周晔(1921年生),周瑾(1927年生),周蕖(1932年生)。

三、周树人的婚姻

   1906年,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鲁迅便匆忙从日本赶回绍兴老家看望母亲,但陷入一生中最大的骗局:家里万事具备,专等新郎就范。为了母亲和家庭,鲁迅默默地和朱安(1878~1947)举行婚礼。当晚,鲁迅碰都没有碰一下女人男相的朱安,次日觅屋另住,从此再未与其共室。
  从那年直到鲁迅逝世,在这三十年中间,鲁迅从未向朱安提出离婚,即使在他和许广平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或许,鲁迅从不认为自己和朱安真正结过婚吧。
  朱安一定很痛苦,但谁能说鲁迅的痛苦更轻呢?这从鲁迅的部分作品中自然看得出来。当然,朱安更加不幸,因为鲁迅后来有了许广平,又在1929年有了爱情的结晶,朱安却只能终生做鲁迅的一件“礼物”,没机会得到任何爱情,但她的痛苦未必比鲁迅沉重。
  不管怎么看,鲁迅与朱安的这场“奇异的婚配”都是悲剧,因为两个人都做了旧礼制的牺牲,而鲁迅既不是胡适也不是郭沫若,只能陷入两难境地。幸好,这个悲剧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后代。
  鲁迅的两个兄弟都是“自由恋爱”,但他们的婚姻似乎并不比鲁迅幸福,还曾经引发出一些家庭悲剧。这是为什么?为了解其中原因,需要从周作人谈起。

   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是正当结合,无损于鲁迅人格。周建人与王蕴如的同居,大约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据说,周建人与王蕴如的事情,芳子与三个儿女事先并不知晓。这件事发生后,周建人仍然给芳子寄钱。芳子和信子对此事的反应,几年后可以看到。 
  1937年春节,鲁老太太80大寿,周建人与王蕴如携女去北京拜寿。席间,信子姐妹与周建人大吵,鲁老太太非常痛苦。几天后,周建人夫妇悄悄返回上海。
  那一年,芳子诸子女的年龄如下:马理20岁,周丰二18岁,周丰三15岁,基本都到了明白事理的年纪。在这件事上,他们坚决站在母亲一边。
  其时,鲁迅早已辞世。周作人对此事的态度,在他1937年2月9日写给周建人的信里可以看到:“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做妾看……不论有什么理论做根据。”1962年11月28日,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
  这里的“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37年争吵后不久,周丰二开始给周建人去信,希望他能与母亲和好,不然就不认他作父亲,周建人却在回信中责备周丰二。据说,周作人写信责怪周建人后,周建人不再给芳子寄钱,也不认他原先的子女。
  总之,周建人的再婚,给芳子及其原来的子女造成了永远的创痛。1936年8月至10月间,马理来到上海,只住在鲁迅家里,在鲁迅逝世后仍住了一段时间,似乎从未找过周建人。
  1941年3月24日,周丰三在八道湾用周作人警卫的手枪对着太阳穴开了一枪,那时他才19岁。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在辅仁大学附中的同学为保周作人清白前去行刺,结果反使周作人落水,故引咎自杀,这似乎不大可能。何况,现在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元旦行刺周作人的凶手究竟是谁。周丰三的自杀,或许与周建人有一定关系。
  芳子的生活也很不幸。芳子是日本人,在中国很难再嫁,何况她的身边还有孩子呢。此后,芳子一直单身,直到1964年病故。1976年,马理病故,周建人与芳子的骨肉只剩周丰二。不过,周建人的生活似乎很幸福。1984年7月,周建人以96岁的高龄死亡。
  周作人的后代与鲁迅的后代关系又如何?因为许广平的关系,再加上周作人后来的特殊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未必好。周作人逝世后,其子周丰一曾通知周海婴,可他没有去。
  据说鲁迅有后代在台湾,周作人有后代在日本,周建人的后代可能还在中国。周丰二大约在北京,且早已退休,拒绝别人的访谈。如此看来,他们之间的往来可能不会太多。
  钱锺书曾经把婚姻比做围城。但是,走进去的未必终生幸福,比如周作人。走出来的也未必不会引发悲剧,比如周建人。比较而言,鲁迅走出来的结果更好一些。
  这里再插一句闲话。朱安于1947年6月29日过世前,希望死后葬到鲁迅坟旁,人们却把她葬到四年前逝世的鲁老太太坟旁,可见她生前死后都与鲁迅无缘。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到底有没有?不但在生活中少见,写在纸上的也很少见吧?谁知道,多少表面幸福的家庭,背后却在不断地发生悲剧?也许,家庭的烦恼及其悲剧是随家庭共生的,永远都不能消失,除非你独自走过一生。
  
  【注:上文中的史实主要参考了:南江秀一先生的《鲁迅与羽太芳子》一文(原载《书城》杂志1993年第3期);俞芳的《我所知道的芳子》、《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林志浩的《鲁迅传》;鲁迅兄弟的有关作品等】
  
  1999.8.7肖毛写;1999.8.9录入;11:16 07-9-26 修改

四、兄弟反目成仇

     1906年6月,鲁迅与周作人来到日本。1908年4月8日,周作人在日本结识羽太信子。1909年6月,周作人与信子结婚。“1919年,为了全家人能定居北京”,鲁迅用尽办法,买下八道湾的房子。房子修好后,周作人夫妇“从日本直接到北京”,首先搬进八道湾,“坐享其成”。等到鲁迅与母亲及周建人迁来,信子渐渐和他们产生摩擦。据说,信子喜欢过分挥霍,因此遭到鲁迅反对。于是,她精心炮制了“鲁迅非礼事件”,令周作人与鲁迅在1923年7月决裂,给周家造成莫大悲剧。
  即使如此,周作人对她的感情依然不变。信子前后共为周作人生育四个子女:长子周丰一(1912年生),长女周静子(1914年生),次女周若子(1915年生)。他对几个儿女非常喜欢,尤其是最小的若子。1929年,若子不幸病死,这给了他很大打击,后来特地写作《若子的死》一文以志纪念。


五、综合分析

   周建人与周树人的婚变是在当时封建伦理思想的大环境下与反封建崇尚婚恋自由思潮相对抗下的必然结局,他们是当时的进步青年分子,勇于打破旧思想。而周作人的婚姻悲剧是与他的性格有着必然的关联的。常言道,做事先做人,人做不好,事情的结果必然是不利的。

附:关于周氏二兄弟取日本妻的史料

一对连襟:周作人与周建人


13.jpg

中立者周作人,左一羽太信子,右一其弟羽太重九


周作人跟羽太信子的异国婚姻,被认为是不祥又不幸的结合。

羽太信子原是周作人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寄宿舍的“下女”也就是服务员,属于下层家庭出身。信子又矮又胖,相貌一般(如图)。1909年信子与周作人在日本成婚。那时的周氏兄弟还是贫穷的“支那(清国)留学生”。而羽太家人口多 —— 有祖母、父母、一弟二妹。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在中国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还写信给日本羽太家,并寄十圆银大洋当路费)。

1919年周氏兄弟接来老母全家,在北京市八道弯大宅院三代团聚以后,老母鲁氏不管家了,大媳妇朱安也没有能力管家,于是二媳妇羽太信子一手掌持财务。由此以往,矛盾丛生,1923年鲁迅被迫迁出八道弯大宅院。

鲁迅与弟媳羽太信子的关系,究竟如何?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仍然是个谜!谁也无法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與论倾向是:羽太信子“不是个好女人,好虚荣、花钱大手大脚”。鲁迅与周作人每月600块大洋,交给这个內当家的,挥霍无度,还得让鲁迅不断向好友借钱。最后,因鲁迅不能满足其花销,以至于兄弟失和,闹出了“偷看洗澡事件”、“调戏弟媳事件”、“窗下偷听房事”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家丑。

日本女子素以勤劳忍隐著称。羽太家并不富裕,这样家境长大的女子,一般来说不该是贵族小姐型的。当然周作人碰上日本悍妇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另一方面,鲁迅母亲却说:这个日本媳妇(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相当孝敬,比如,鲁迅母亲患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非常满意。信子对丈夫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

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后期的表现,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周作人)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又,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三个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才让全家人用膳。1961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母语日本话),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鲜为人知,就是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居然又成为周建人之发妻。

周氏作人、建人兄弟,先后娶了羽太家的姐妹信子和芳子,兄弟又成了连襟,这种事情,在中日联姻的历史上,实在少有。

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据鲁迅母亲说,老三周建人之妻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响很大,比如,贪享受、爱虚荣、怕艰苦,对周建人不够体贴,不太近人情,等等。总之没有什么好话。其他记载就阙如了。

后话: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对北京八道湾周氏故居本来很有感情,1949年他曾经与朋友来到八道湾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兴地走去看。当时周作人还在监禁中,家中只有羽太信子。但是,第一次见到周海婴的羽太信子,竟对晚辈破口大骂,使周海婴顿时厌烦,从此再未登门。

鲁迅和周作人虽是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鲁迅的性格比较峻急,热烈而又冷峻。周作人则比较安静、和缓、低调,虽然偶尔也有强硬的时候,但差不多都是被激发出来的自卫性的决绝和反击。
“知子莫若母”。周氏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在周作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右觅食,却也不哭。所以她对丈夫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这大概属于先天气质上的差异。
鲁迅排行老大,是“承重孙”,所以责任心重,父母对他的要求也严格,期望值也高。周作人是老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两个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大量繁重的事情,比如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都是由长兄承担的。
这些事情,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乞食者”,跑当铺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成为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没有多少感觉,甚至还觉得鲁迅有点小题大做,过分敏感。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连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特别是到南京读书,是周作人一生中很关键的一步。所以,当时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长处有公允的评价。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鲁迅去南京读书时,鲁老太太曾借贷凑了8元钱给他,而当周作人去南京读书时,鲁老太太连8元钱也难筹措了。但周作人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高高兴兴上路了。
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短处也有评说。鲁老太太说,周作人因为排行老二,依赖性强,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长兄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鲁迅南下后,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条探望自己的母亲鲁老太太。有时母亲身体不适,就由信子或信子的妹妹,即周建人的夫人芳子去看望。他们仅仅给鲁老太太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服用。幸好鲁老太太身体底子好,平时饮食小心,所以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1932年,也就是周作人和鲁迅关系破裂后近10年,鲁老太太生过一场病。其时鲁迅已经在上海定居,并生下了周海婴。鲁老太太则随周作人等住在北京。病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周作人等人的重视,及至病情日渐严重,才请了两次医生出诊。就是在这个时候,周作人赶忙给身在上海的周建人写信,告知老母生病情况。
好在当时鲁老太太对居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并不寄多大希望,她托人给鲁迅发了电报。等到鲁迅一回北平,周作人马上就放手不管了。
鲁迅回家,即为老母延请医生检查治疗,并亲自服侍,多方安慰。鲁老太太的病情日见好转,精神也好多了。有时老人和鲁迅谈谈家常。谈到八道湾,老人家告诉鲁迅,信子和芳子已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还告诉鲁迅,“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对信子等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七七事变”前后,鲁老太太很忧心地对人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真是知子莫如母啊。
1936年,鲁迅去世后,鲁老太太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
据说周作人是这样回答的:“我苦哉,我苦哉……”
他的责任心的薄弱,也的确与他在家中排行“老二”的身份有关。因为父母往往对长子寄予较大的希望,在情感和物资上也投入较大,最为得宠。即使在家已破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看到,鲁迅得到的家庭重视和培养要比周作人多。相应地,长兄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但这对老二来说,或许会有一种不公平感,他对兄长的恭顺态度中或许会隐藏下一种羡慕、嫉妒的因子,一旦有小事引发,很可能会唤起旧怨,导致裂痕扩大,甚或割席断带、彻底决裂,不可收拾。这在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也终于导致了兄弟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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