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心理学重量级人物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黄光国近日发表多篇报刊文章，批评台湾“跟屁型”研究。
教授衝論文量 黃光國：跟屁型沒用

中國時報 林志成／台北報導 2013年09月16日 04:10 

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昨說，台灣學術界流行發表「輕、薄、短、小」論文，大家拉幫結派組成團隊，爭取國家經費、購買貴重儀器，再用輪流掛名的辦法，衝高個人論文發表量。但其實很多研究結果都是「跟屁型」成果，對國家社會沒幫助。

教改總體檢論壇昨天舉行成立10周年紀念活動，由黃光國演講「破除形式主義的歪風」。他說，民國83年啟動的教育改革喊出「廣設高中大學 」，之後整個教育界充斥「形式主義」歪風，最近推出的12年國教，達到頂峰。

黃光國表示，在「廣設高中大學」口號下，許多一流專科學校紛紛「升格改制」，成為三流「科技大學」，現在大專院校暴增為170餘所，大學教育不致力培育專業技術人才，而是要求教師教導學生如何發表學術論文。

黃光國感慨說，國內學者為了求職、升等，提高發表論文量，但少有人深入探討論文內容，造成輕薄短小論文當道。一旦有論文登上高衝擊指數的期刊，便開記者會吹噓。他指出，有些教授專門「養小鬼」，自己找經費、買儀器，然後收學生找題目寫論文，再掛名在學生做的研究成果上，但老師根本不清楚研究在做什麼。這樣的論文通常是「跟屁型」，沒有原創性，對國家社會也無幫助。

黃光國透露，一位學術界老大曾發表論文登上《自然》期刊，但之後20年沒人做出相同成果，此人的老師及學生都發表論文質疑。事後證實這是一篇「誤導他人的研究成果」，成為笑話。



 
聯合報  2013年10月08日 民意論壇
http://blog.udn.com/geshela/8925202 

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追形式指標 卻不懂實質評鑑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投書聯合報，析論台灣高等教育在論文發表方面的迷思；國內外許多位重量級學者發表了類似觀點。教育部次長陳德華表示，以論文數量評鑑教師確實不理想，教育部已不要求大學以此作為指標。

話雖然是這麼說，可是，教育部要以什麼標準來評鑑教師呢？教育部的回答是閃避式的：鼓勵各大學自主「建立多元化的標準」。國科會的態度倒是比較明確，主委朱敬一、副主委賀陳弘、牟中原、和孫以瀚曾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該如何看待「科研指標」？》的政策說明書，宣示：「自即日起，國科會各類案件的申請者可以主動提供其文章發表刊物的各種指標，但本會將不會做任何僵硬的加權處理。」

這項宣示顯示：經過一段時間的盲目崇拜「SCI和SSCI」之後，國科會已經喪失掉「實質評鑑」的能力。在這套「學術指標」弊病叢生的情形下，國科會要研究者「主動」提供其文章發表刊物的「各種指標」，而不是規劃一套制度，來評估學者的「實質貢獻」。這種「指標思維」其實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舉個例子說吧，我們有位心理學界的「大老」，三十幾年前在國外時，作了一項實驗，在《自然》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說明西方拼音文字學習的模式也可以套用在漢字的學習之上。他到處宣稱《自然》的「衝擊指數」有多高多高，後來也順利當選中研院院士。可是，他在國外指導過的一位學生，回國後從各種不同角度，做了十個以上的實驗，都無法得到同樣結果，她因此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質疑老師的研究結果到底是「神話」，還是「實話」？但這位「大老」卻不作任何公開回應。

此後，同行學者耗用了大量的資源、時間和精力，從事後續研究，其結果也不斷挑戰這位「老大」的「重大發現」，但他同樣不作公開回應。以前教過他的一位教授因此發表論文，指責類似這樣的論文「誤導後繼者的研究方向，超過廿年」。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論文的爭議性愈大，「引用率」的「指標」愈是衝高，這位「老大」也因此在台灣官學兩界呼風喚雨，縱橫數十年。

如果國科會和教育部停留在「指標思維」層次，不懂得如何做學術研究的「實質評鑑」，我們的學術研究必然無法擺脫形式主義的泥淖。我要特別指出：從事學術的實質評鑑並非沒有前例可循。目前學術實質評鑑制度發展最健全的國家，是荷蘭和英國。如果國科會和教育部不面對問題，不致力於建立切合國情的實質評鑑制度，我們如何可能破除當前形式主義盛行的虛矯學風？ 




中國時報  2013年10月17日  時論

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學術跟屁 經濟當然只能代工

今年國慶日，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先生在《聯合報》「名人堂」專欄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台灣往何處去〉，該文很愷切地指出：「如果我們的經濟還是這樣悶下去、還是走卅年來的簡單代工老路線、還是不加強創新研發的能量、還是以『減稅嘉惠人民』去糊弄社會」，「那麼我們的經濟實力必將逐年流失，而後代子孫的政治選項也必然受到限縮」。

接著，朱主委又說：「在全球化時代，拚經濟幾乎必然是世界性的，現在韓越中印都相繼甦醒、大步向前」，「故台灣不只要做對、還得要做得比競爭國要好、要快，才可成功」。

朱主委說得一點都不錯。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台灣要想參與這場世界性的競爭，朱主委主管的國科會是不是也該採取一些更積極的行動？舉個例子說罷，今年10月8日，我在《聯合報》「民意論壇」上發表的1篇文章指出：我們有位心理學界的「大老」，30幾年前在國外時，作了一項實驗，在《自然》上發表了1篇4頁的論文，說明西方拼音文字學習的模式也可以套用在漢字的學習之上。論文發表後，他便到處吹噓，宣稱《自然》的「衝擊指數」有多高多高，後來他也順利當選中研院院士。可是，他在國外指導過的1位學生，回到國內後，從各種不同角度，做了10個以上的實驗，都無法得到同樣結果，她因此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質疑老師研究結果到底是「神話」，還是「實話」？但這位「大老」對學生的嚴肅質疑，卻不作任何公開回應。

這位學界「大老」從事研究時，走的正是套用西方研究典範的「代工路線」。長久以來，諸如此類的「代工型」研究，國內真是多得不勝枚舉。然而，因為這位「大老」位高權重，一言九鼎，所以有許多同行學者跟著耗用大量資源、時間和精力，從事後續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也不斷挑戰這位「大老」的「重大發現」。可是，對於學術界同儕的質疑，他同樣不作公開回應。以前教過他「實驗設計」的一位資深教授因此發表論文，指責類似這樣的論文「誤導研究方向，對後續研究者造成的傷害，就算用兩倍以上的精力，都無法彌補」。

朱主委在文章中問道：每一個人的時間精力都有限；「當我們花了大比例的能量」在爭執內部議題時，「我們又何嘗有餘力跟上世界競爭的邏輯？」

這個質問鏗鏘有力。我想請教朱主委的是：當我們的學術界耗用「大比例的能量」，在套用西方研究典範，製造一堆「垃圾論文」時，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內耗」？如果我們的研究生訓練都採取這種模式，我們的經濟發展又如何可能跳脫「代工路線」？這位「大老」的學生、同事和老師都先後對他的「研究發現」提出質疑，這位「大老」卻置之不理，這算不算是研究倫理的問題？對於研究倫理的問題，國科會可以裝聾作啞嗎？

朱主委在其大作中，非常正確地指出：「個別人物的主觀期待或分析，頂多只是遊說人民的劇本」。台灣的政治領袖太在意「自己的政治劇本擴散給多少現在的選民」，而忽略了「未來世代的人民是否還有比現在更寬廣的政治選擇的實力」。

朱先生身為國科會主委，當然也是台灣主要的「政治領袖」之一。在我看來，在建立「實質評鑑」制度，端正研究倫理，以提高台灣研發能量方面，國科會還有許多尚待著墨之處。朱主委不在這方面多用心，不思考如何鏟除「跟屁型」的「爛研究」，反倒在「簡單代工路線」的「悶經濟」上作文章，這是不是一種「捨本逐末」的「政治劇本」呢？這種「吃碗內，看碗外」的作法，能帶給台灣什麼樣的未來？台灣人民會因此而有「更寬廣的政治選擇實力」嗎？（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中國時報 2013年10月18日   時論

鄧育仁／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 

貴報10月17日黃光國教授一文，本會有必要表達以下的看法。 國科會職司學術研發環境的改善，近來更大刀闊斧建立更開放、更有彈性的學研制度，學術界都公開表示「有感」。任何審查制度都很難做到絕對客觀，更遑論皆大歡喜，學術補助款分毫來自人民，國科會願傾聽各方意見，建立更公平有效的審查機制。

任何研究者對研究方向的取捨，是研究者個人的選擇。國科會尊重學術研究的自由，斷不可能去禁止、限制某些研究的方向。國科會今年新設立的「百人拓荒計畫」，就是要讓研究者能發揮創意，勇敢探索未知，並非如黃文所述國科會「不思考如何鏟除跟屁型的爛研究」。

外界評及國科會對學術環境無所作為，邏輯上有兩種可能，一是國科會確實什麼都沒有做（產學大聯盟、產學小聯盟、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廢除學研指標RPI、自由型卓越學研計畫、百人拓荒計畫…皆無所助益）；二是為文者不了解事實就批評。對於質疑學術評審不公，邏輯上也有兩種可能，一是國科會所有外聘的評審委員都只知跟隨大老，沒有自己的判斷；另一種可能是只根據個人的經驗，而對本會學術評審做了錯誤的推測。對於這些可能性，留給大家判斷。






中國時報 2013年10月22日    時論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我有話說－正直─學術倫理的判準？-20131022000461-260109

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我有話說－正直─學術倫理的判準？   

10月17日我在《中國時報》發表〈學術跟屁，經濟當然只能代工〉，翌日國科會人文處處長鄧育仁先生隨即投書表示：國科會「尊重學術研究自由」，「斷不可能去禁止、限制某些研究的方向」。

〈學術跟屁〉一文其實只有1個訴求：建立實質評鑑制度，以端正學術倫理。拙作中提到的心理學「大老」，對學生的嚴肅質疑，是不是該作公開回應？

由於這位「大老」位居要津，又不斷吹噓這篇論文的「重大貢獻」，所以有許多同行學者用各種不同實驗方法，試圖澄清師生間的爭議。他們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不斷挑戰「大老」的「研究發現」。他在研究所時代教過他「實驗設計」的一位資深教授也發表論文，指責類似這樣的論文「誤導研究方向」，對後繼者造成「無法彌補」傷害，但他一概不作公開回應。請問鄧處長：這種態度有沒有違反研究倫理？

這位官學兩棲「大老」，最拿手的本事是促成各頂尖大學購買貴重儀器，再由他在各大學吸收「樁腳」教授，負責訓練研究生，教他們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尋找熱門議題，套用西方流行的研究典範，大量發表「輕、薄、短、小」論文。只要論文能夠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刊登，他們就可以拿論文換獎金，研究生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也有了「競爭力」。在「學術自由」的盾牌遮掩下，只要美國學術社群中有人做什麼，他們就跟著做什麼。幾年下來，他們的「研究團隊」發表了無數「跟屁型」的「垃圾論文」。

他和其「夫人」一起掛名論文發表愈多，「論文引用率」衝得愈高，他們的權勢也愈鞏固。學術界有人發表論文，指責他們指導的2位研究生同一年發表兩篇論文內容互相矛盾，他們同樣不作公開回應。針對這種「養小鬼」現象，請問鄧處長，國科會是不是該效法英國和荷蘭，建立實質評鑑制度，致力剷除這種「跟屁型」的「爛研究」？

這位「大老」不僅經常公開自吹「非常正直」，還出書義正嚴詞指責韓國的黃禹錫教授不「正直」，偽造研究資料，嚴重違反學術倫理。國科會如果沒有能力判斷這位「大老」的作為是否違反學術倫理，不妨正式行文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大家一起研讀這位「大老」的「大作」，再告訴我們的學術界：什麼叫做「正直」？什麼叫做「違反學術研究倫理」？違反學術研究倫理又該如何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