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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印度女性地位 图片介绍我认识的二十位同龄印度女孩//印度女性地位

(2013-05-07 02: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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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女性社会地位

印度女性地位

印度妇女社会地位

印度妇女地位

印度女人地位

分类: 中国人看印度
探讨印度女性地位 <wbr>图片介绍我认识的二十位同龄印度女孩//印度女性地位
丹薇 26岁 毕业于印度一流法学院National Law University Jodhpur,现在在德里从事律师职业
仍与高中时的男友在一起,男友当年考取的是印度理工学院,来自不同种姓,尚未完婚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为第三层,商人家庭

一提到印度的女孩,许多国人只能联想到连连曝光的强奸案,就连我也有这样的条件反射,因为最近电视里、网络上有关印度的热门新闻除了强奸案,还是强奸案。这是官方大力营造“民主反例”的印度形象的舆论结果,也反应了长期生活在闭塞的新闻环境下,对它国情况缺乏基本常识的国民素质--八卦天性。但殊不知女性被侵犯是任何一个人类群居社会皆有的诟病,就算在中国警力十足的街道上走,屁股也还是经常被摸;一人独自旅游,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日本也好,都需要时刻警惕,堤防成为盘中餐。而就在我写这篇博客的今天,美国Ohio州有三位于十年前被拘禁在一家民宅里当性奴隶的女孩成功出逃。

这篇旧的博文里,我提到了印度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男女不平等的封建传统依然浓厚,其原因在于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拔根式”的,并没有使传统的社会制度分崩离析,于是改变来得慢,对旧的生活方式去糟取精的过程需要时间。今天想再深究一下这个论点,这就需要将中国与印度进行对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是太过相似的两个国度。两国都经历了几千年鼎盛的封建帝制,搭建了极其复杂精密的社会构架,比如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时也在封建伦理道德或宗教的依托下构建了严格拘谨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比如中国的夫为“一家之主”,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以“妇人贞洁,从一而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为美德,在当时的全球环境下,这些是最精密也是最先进的社会秩序。

人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阶段,以中印两个区域的帝国统治最为强大,国民总产值轮番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当时唐朝汇聚了来自各国的留学者和朝拜者,欧洲的海上探险家也在茫茫大海里寻找着那个叫“印度”的传说之邦。直到封建社会的后期,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出现思想启蒙运动,人类开始了对人权与平等的思考,平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不能成为统治者,为什么皇亲国戚们生来就坐享高位,剧作家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因为阶级的限制使得她和他不能追求真爱。这个时候的中国印度,由于辉煌的帝国历史和依然坚固的封建统治,错过了这轮思想启蒙。在抛弃封建统治成为人类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时候,中国和印度最终因长期的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被逐渐开明起来的欧洲国家甩在后头,并成为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侵略蚕食的对象。

也许有人会说,英国的资本主义崛起和工业革命是因为西方国家走运了,踩到狗屎。我不这么认为,历史有偶然性,但更有必然性,像工业革命这样的自下而上的生产方式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萌芽,比如小作坊主曾一度壮大,但最终都因为国家统治机器过于强大而被压制下去(因为封建统治的天性与过于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天生的宿敌),加上民间从未被允许有太多的思想启蒙,所以自下而上的变革永远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有点扯远了,以上的论述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和印度曾有过非常相似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在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中国和印度的女人都是男人的附属品,都没有独立人格,都有各种“三从四德”需要遵守。比如中国的女人从宋朝开始裹了上千年的小脚,直到上个世纪20-30年代才消停,比如中国的寡妇也曾一度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的中国人能如此挺直了腰杆嘲笑隔壁的印度人“都是强奸犯”呢?在过去动荡的近一百年间,中国和印度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几千年的不相上下忽然显得被“拉开了距离”,中国人的人种忽然就“比印度人种高”起来了?

其实如果正常一点发展,应该是要像印度这个样子的:被殖民了三百年后,终于在被榨干了的土地上建立了独立的政体,但不稳定的边境时常有战争和骚乱;政体虽然可以算作是民主的,封建残余思想却依然在官场盛行,各地贪官不少、腐败常见,即便有选举也常常被某些势力集团利用,国家领导人经常出自一个家庭。女性地位?几亿人口还没有喂饱,种姓制度依然在残害着国民,从历史到今天,有哪个时间段是清闲的,可以奢华得到谈论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再比如日本和韩国虽然已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国家的性别差距排名却依然靠后,与印度左右,因为其社会依然传统。

那么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以致于今天的中国女性没有几人会再害怕被贴上“不传统”的骂名,没有多少年轻的女子熟悉“三从四德”、“夫唱妇随”的说教,甚至没有多少人了解传统的婚嫁习俗?唯一的解释就是,在中国,发生了“拔根式”的社会变革,我们已经基本脱离了几千年的传统,那些好的与坏的传统一并,被我们踩在了脚下。当年内忧外患之时,共产主义以人人平等的理想招兵买马,誓要把女人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女人和男人一样被鼓励参加阶级斗争、参加革命,一样穿灰色的工作服,一样可以得到盛任和提拔,一样被发配到边远的山区,那时候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女人都是一头短发,因为这是对封建残余说再见的有力表现;当年国人在红卫兵的带领下开展了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了“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当年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计划生育,“生男生女一样好”,很多家庭里唯一的女孩享受到了所有的爱和教育投资,也必须像过去的男人一样承担起抚养父母的家庭责任。于是今天的我们充满了自信,可以坦然地嘲笑印度女人没有社会地位。

这一百年中国和印度如此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偶然吗?我想不是。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是法家治国,实行了大一统,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文化和统一的思想。而印度半岛大多数时候处于概念上叫“大印度”,小范围里各自称王的局面。印度半岛肥沃的耕地平均散开,能促成人类文明起源的河流南北皆有,南北方都有过强盛的印度教统治王朝,虽然这些王朝之间的关系因宗教因素紧密到可以称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各自之间在社会发展上有着诸多差异,因为都很强大,所以学会了相互尊重,包容异己。印度教历史悠久,不时繁衍出新的教派,比如佛教、Jain、锡克教等,也正是因为印度半岛人包容的天性,老的新的教派能“百花齐放”。在印度封建统治的最后阶段,由北部来的穆斯林王朝侵占了印度首都德里附近地区,使得整个印度半岛在七百到八百年的时间里处于穆斯林帝王统治之下,其中阿克巴帝王因为尊重各家宗教而声名远播。因此很多人将印度比作一盘色拉,将中国比作一锅糊粥,色拉盘里可以看得出所有水果的原型,糊粥已经被煮糊了,大家都一样。在中国很容易快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种主义,一次革命,容易将几千年的文化说丢就丢,对某些西方的价值观说接受就接受。而在印度官方使用的有文字的语言就有二十二种,每个区域从人种、宗教、民俗各方面都不尽相同,所以各自都很顽固于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因为这是他们区别于他人的ID。

既然印度是色拉,想知道色拉的味道,得去品尝盘子里所有的水果。要是别人问我色拉味道怎样?这还不好说,因为每种水果都不一样,各有其独特的味道,各自的营养成分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讲,了解印度得越多了,反而越觉得复杂,感觉是在雾里看花。

每当我看到微博上又爆了印度哪里的强奸案的时候,也会跟着气愤一番,议论一下“印度妇女地位太低了”。但当我回到现实里,在facebook上看到的却是身边印度女孩美丽的笑脸与她们阳光一般的生活,令人生羡。德里确实有不少性骚扰案、强奸案,印度各地街头确实有不少男人撒尿,许多穷人家确实是只供得起男孩上学,很多女孩家里确实要支付昂贵的嫁妆,但依靠这些就能给印度的女性地位下一个定义吗?凭着这些我就能如此坦荡地随口评论“啧啧,印度的女性真没地位”,居高临下吗?

女性安全问题终于全方位地暴露在印度人眼前,印度政府进行了快速回应,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项法案修改成功或正在起草,比如修改之后更加严格慎密得多的新的“女性安全法”已通过审议,正式生效,在新的“女性安全法”下,强奸案是重罪,法院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性骚扰的概念被重新定义,范畴扩大到甚至将尾随跟踪囊括等等,比如印度试图修改印度教的婚姻法,规定妻子不仅对婚后共产拥有所有权,甚至对丈夫从祖上继承下来的遗产拥有所有权,目前该项法案只是一个提议,需要国会投票通过。许多印度女性也通过网络联合起来,相互之间分享励志的信息和言语,示威游行抗议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在中国网络上不易接触到的点点滴滴的正面新闻,我们又该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呢?

与其沉浸在遥远的负面新闻里,让阿Q精神擅自蔓延,不如让我们回到现实,在这篇博客里我把自己认识的几乎所有的同龄印度女孩全部罗列出来介绍给大家,让看见的人自己来判断,自己来评价。这些女孩都是土生土长的印度籍女孩子,加起来二十位,基本都是通过Raj认识的,一些是他初高中的好友,一些是印度理工学院的好友或者好友的女友。

Raj是87届的,所以他的同学大多出生于1987年或1986年,现在在26岁到27岁之间。我细细一数,在所有这些女性朋友里,竟然没有一位已经做了妈妈的,所有人都有大学学历;除了一人以外,所有人都在职;有的刚刚完婚,有的还没有男朋友,完婚的或有男朋友的,除了一人以外,全部都是自由恋爱,丈夫或男友多是不同种姓或宗教。

也许有中国朋友会说:她们一定都是高种姓的!那么我把她们的宗教和种姓也写出来。如果不是印度教的,就没有种姓这么一说,这二十位女孩里有四位不是印度教。印度教种姓最早是按照职业划分出来的,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祭司,第二层是武士、统治者和帝王,第三层是各种传统职业,包括牧人、手工艺者、工匠和商人,第四层处于印度社会最底层,一般是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业劳动者。说印度社会种姓森严,对低种姓进行剥削,指的是前三层种姓对第四层种姓的剥削,第四层种姓的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25%。Raj有两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最要好的哥们,他们三个一起读的初高中,一起考取了同一所印度理工学院,另外那两位哥们里,有一位就是第四层种姓出身。还有几位高中时玩在一个圈子里的哥们,其中有一位现在是医生的帅气男孩也是第四层种姓出身。

在女性朋友里,Raj初高中时的朋友有一位是第四层种姓出身,印度理工的朋友有两位是第四层种姓出身。如果按照第四层种姓占25%的人口来算,Raj的朋友圈子可以说是囊括了印度大部分宗教和所有的种姓,而不是像中国朋友所想象的“都是高种姓”。

需要注意的是,这篇博文里介绍的全部都是我所认识的同龄的印度女孩,大多出生于1985年之后。印度的社会没有过中国那样将传统拦腰截断的大变革,所以对传统“去糟粕留精华”的净化过程需要时间。加上印度于1948年独立之后一直处于相对于动荡的时期,在外有过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数次战争,边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内一直要对付缘因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民主政体从幼稚走向成熟也需要大量时间的积累(在这篇博文里我做了更加详尽的解释)。从封建王朝到被帝国主义殖民到建立独立的民主政体,这个新的政体尚处于婴幼儿时期,幼稚而不成熟,要使民主投票过程透明公平,选举产生的领导层代表国民的利益,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有更多有抱负的从政者,需要他们变得更加成熟负责,也需要有更多接受了良好教育的普通国民,特别是如何帮助几千年过来因为种姓制度而处于底层的国民提升上来,是自独立以后最艰巨的社会任务。可以说直到我们这一辈人,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一直未有过明显提升,印度第一次因女性安全问题而诱发的全国性大抗议,发生于2012年的12月,过几百年之后再来看印度历史,这个时间点肯定是一个转折点。

根据我所了解的,Raj母亲、小姑妈那一辈的印度女性,极少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大多依附于丈夫生存,婚后与公婆同住,婆家人因为生养孙子的问题而百般刁难,我的小姑妈就有这样的经历。甚至Raj姐姐那一辈人,75至85年出生的印度女性,有工作有收入的女性比例不高,自由恋爱的比例也非常低。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了我们这一辈人身上,我想原因有很多,综合起来两个最大的原因:一是自1991年解除了经济管制后,自由的经济于近几年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新兴的经济范畴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新兴的就业机会与传统行业相比,不择男女,只有接受了教育才能胜任,比如IT服务业;二是互联网改变了整个人类的交流模式,如果因为身边缺乏良好的榜样,因为特立独行而被孤立,可以到网上去寻找灵感、寻找群体,比如Raj两个热爱自由的妹妹就在facebook上看到了很多国外女孩的执着,从而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再比如我发现稍微年长一些的印度女性用facebook,很多人不敢将自己真实的照片公布在网上,有照片的也难得看清楚五官,可能觉得“不太传统”吧,我们这辈的女孩子只要朋友里有一两个上传了漂亮照片,或者公开了自己的恋情,其她女孩会跟着来的,相互效仿、法不责众;同时互联网也成了活动组织者最有力的交流工具,去年12月因印度女性安全问题而起的抗议游行,组织过程很多是在facebook上完成的,当然还有手机短信、电邮等其它通信方式的帮助。

变化虽然慢,却一刻都没有停过,潜移默化,也许量变有一天会带来质变,我对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充满了期待。

另注:此篇博文的目的自然不是试图告诉大家:“看,这些才是印度的女性,印度的女性全都是这样子!”如果有看我以前博文的朋友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抛弃客观的人。写这篇博文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分享给大家我自己的思考,我脑子里产生的疑问与追寻答案的过程,我的认知与理解曲线。每个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经历与感受,也可以有高低不等的期许,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心存善良,特别是在理解和讨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的问题的时候。对于我而言,我比谁都希望能看到更多印度的女性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掌握自己的生活。

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写印度差的一面的时候,会得到很多“变得客观了”的赞扬,我写印度好的一面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他们不能代表印度,只是高种姓、精英阶层云云”的回复,如果按照后者的逻辑,死咬着印度的脏乱差的一面不放,这不是也完全“不能代表印度”嘛?分析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国家,不应该有双重标准吧?我想自己只是一个试图保持冷静的旁观者,努力让自己去感受,去理解,前提是保持客观的见解和尊重的态度。

那么大家就来一边欣赏她们的照片一边看介绍吧,照片都来自于她们的facebook页面。前面这几位Raj的初高中同学,今年12月我们举行印度婚礼的时候她们基本都会回来参加~探讨印度女性地位 <wbr>图片介绍我认识的二十位同龄印度女孩//印度女性地位

本文为印度之窗专稿,转载请注明

培雅儿 26岁 大学毕业 设计专业 现在在浦内的Harbinger Knowledge Products Pvt. Ltd公司任设计师
在爱情长跑了近十年后,与高中时的恋人于去年12月完婚,因为两人来自不同种姓,一直未敢向家里公开,我在这篇旧博文里参与的第一次印度婚礼就是他们的婚礼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为第一层 祭司阶层 丈夫家庭是第二层 武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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娣薇亚 26岁 全国最好的设计院校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毕业,目前在德里的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任设计师
去年刚刚与从高中时就相恋的男友分手,目前还是单身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是第二层 武士阶层
娣薇亚是当时高中女孩里相貌最出众的,很多男孩暗恋她,下面两张照片都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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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娣 26岁 与娣薇亚一样都毕业于印度最好的设计院校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已婚 丈夫是初高中时同一个圈子里的朋友,从初中就开始喜欢阿娣,追求了很多年阿娣才答应,因为两人来自不同宗教,于前年才通过家长同意顺利完婚。目前阿娣随丈夫搬到了香港居住,在一家公益组织里从事设计工作,梦想开自己的首饰设计公司。
阿娣是Jain教徒 丈夫是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是第三层 两人家里虽是不同宗教,但都是商人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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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 26岁 毕业于印度一流大学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现在在孟买的印度信贷评定与投资服务公司任经济分析师
刚刚与来自印度南部的丈夫完婚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第一层 祭司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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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姿亚 27岁 毕业于University of Pune,毕业后自己创业,在孟买创办了IT公司 iSource Services
未婚 也许今年年底能见到她的新男友
穆斯林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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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娣 26岁 毕业于Symbiosi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电脑工程专业,现在在班加罗尔的IT公司ITC Infotech任职
未婚 单身
Raj不能确定尼娣的种姓,也许是印度教第三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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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思婷 26岁 大学毕业 现在在德勤海德巴市任资深分析师
未婚 单身
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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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琶玛 26岁 大学毕业 现在在汇丰银行的班加罗尔分行任职
未婚 单身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第四层 她是这二十位女孩里唯一一位出身于第四层种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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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 26岁 毕业于印度一流的医学院 但她婚后就做了家庭主妇,是二十位女孩里唯一一位目前不在职的,也没有把医学专业的学习继续下去。
因为她的选择,在朋友圈子里引起了许多不解,认为她浪费了大好的高等教育
虽然已婚 也还未育 她也是这二十位朋友里唯一的一位没有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女孩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是第二层 武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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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位女孩是Raj初高中时的同学,以下六位女孩是Raj印度理工学院的同学或学长,有几位是在美国认识的

阿路 26岁 印度理工学院生化系毕业 现在美国North Carolina读博士
未婚 与同是印度理工学院生化系毕业的同学相恋中,两人来自不同种姓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第一层 祭司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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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 26岁 印度理工学院生化系毕业 比Raj高一届 现在在波士顿大学读博士
去年年底完婚 丈夫是网上认识,同一种姓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第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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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 28岁 印度理工学院电脑工程系毕业 比Raj高两届 读完博士后 现准备去Linkedin任电脑工程师
未婚 男友也是印度理工学院电脑工程系毕业 现也准备去Linkedin任电脑工程师 两人不同宗教
阿斯塔是Jain 教徒 男友是印度教徒 第一阶层 祭司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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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娣 29岁 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物理系 在孟买工作了数年后与新婚的丈夫暂时分离 独自来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
印度教徒 Raj不是很清楚她的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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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塔 26岁 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生化系  现在在伦敦皇家学院攻读博士
于去年年底刚刚完婚 
印度教徒 Raj也不清楚她的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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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 26岁 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生化系 现在在印度最好的管理学院攻读MBA
未婚 单身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第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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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贾 26岁 大学毕业 现在在印度工业信贷银行班加罗尔分行任职
于去年年底刚刚完婚 丈夫是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的 两人因不同种姓
印度教徒 所属种姓第三层 家庭是商人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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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 26岁 大学毕业 擅长写作 现在在MediaNana任专栏作家
未婚 男友是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生 两人来自南部两个不同的州 因家庭完全不同,两人尚未向家里透露恋情
印度教徒 Raj也不清楚她的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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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雅 31岁 因为家境好高中毕业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的本科 现在在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做物流管理
丈夫是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生 两人尚未生育
印度教徒 Raj猜测她所属的种姓是第一层 祭司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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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佳 24岁 加尔各答医学院本科学生
她是大妹妹同校的学妹,我在加尔各答见到,应该是有一个男朋友
印度教徒 Raj也不清楚她的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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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二十位美丽的印度女孩子,在她们自信的笑容里,我能看到美好的未来 探讨印度女性地位 <wbr>图片介绍我认识的二十位同龄印度女孩//印度女性地位

附文:当西天与中土相遇:关于中印两国妇女参政问题的比较(闵冬潮) 
2013-09-08 12:02:44 

原文刊登于《热风学术》第六辑,王晓明 蔡翔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缘起

2010年3月9日,印度联邦院通过了为妇女保留1/3席位的议案(WRB),印度及世界各大媒体都对此做了报道,并称这标志着印度民主制的转折点。为此,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在6月专门举行了关于妇女参政配额的国际会议,以印度妇女参政的这一转折为主,邀请日本、中国、南非、等国代表,就政治参与与性别问题进行比较。我作为唯一一名中国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我对中国这60年来妇女参政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介绍和初步的分析,也开始了解到印度妇女参政的历史和发展。当然,相互的比较就在我们互相理解的过程中展开了。

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妇女参政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辉煌的一页,中国也不例外。然而,随着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的落幕,我们对这过去的一页几乎不再有兴趣翻看了。那么,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妇女参政的状况如何,我们对此是知之甚少。这30年来,除了追赶“先进国家”,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和事似乎兴趣不大,对印度这样的“穷邻居”总有一种不屑一顾的劲头。

然而,如果我们放下赶超“先进国家”的心态,与“走的慢的人走一走”,就会发现,周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印度妇女参政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例。

既然是讨论性别配额,拿数据说事,那就先把数字搞清楚。

在简单地对比了中印妇女参政的数字之后,我发现中国妇女参政的比例比印度高了不少,单就妇女在国家议会的数量来看,至2010年,印度才刚过10%的比例,而中国妇女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比例是21%,比印度高出10个百分点。在数字上超过了同样是处于发展中的邻国,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为此而欣喜骄傲了。然而,这次为妇女在国家议会保留1/3席位的议案的胜利,印度却走在了中国妇女参政的前头,令人刮目相看。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所揭示出的意义远不止是配额数字上的多少,而是需要对数字背后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讲述当代中国和印度妇女与配额制有关的参政运动开始,比较两种道路的同与不同,以及背后的原因。进而引发出有关的问题和思考:在配额制问题上如何既关注数字又超越数字?在妇女参政问题上如何激活我们的历史传统?妇女为什么要参与政治?参与进去了到底要干什么? 

一、印度的故事 

拒绝为妇女保留席位。

印度妇女参政与配额制有关的故事始于英殖民主义统治时期。20世纪初期,在印度出现了名为“新女性”的群体,这是当时社会改革运动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新女性”群体既反对西化,又要与传统和低级种姓妇女相区别,她们要建立的是一种代表印度教和高级种姓的新规范,这种规范代表着未来民族国家的文化。尽管妇女组织在20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间非常活跃,但其所介入的领域主要是“社会”,她们认为政治问题应该留给印度国大党解决(参见本集中Mary John的文章)。至三十年代,在印度社会讨论为不同宗教、表列种姓和部族(Scheduled Castes and Scheduled Tribes)6以及不可接触者单独进行选举时,这些“新女性”拒绝了为妇女预留席位和单独选举的建议,认为印度男性腐败已经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她们要在文化上弥合以至超越男人的政治。但这一构想也不可避免的为印度教的、高级种姓的男性设想的新国家给力。通过接受还是反对预留席位的回合,政治领域中的性别与种姓、宗教的关系就开始了不解之缘。

1947年印度独立,在1950年公布的新宪法中给与了女性与男性一样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拒绝为妇女预留席位的倾向一直没有太大的改观,妇女参政也没有大的起色,例如,50-60年代,女议员在议会所占比例一直在4-5%左右徘徊(Raman,2002)。更没有出现妇女参政在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妇女运动中,为妇女保留席位的议案也一直受阻。直到1974年,印度妇女运动活动家们为联合国起草的关于印度妇女地位的报告时还在对此议案进行批评,认为这是与为表列种姓和部族预留席位一样的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遗产,这种做法是将国民中的一部分人法定为落后的部分,与妇女所要获得的平等权利背道而驰。

然而,也正是这份关于印度妇女地位的报告,向世人揭示了印度妇女在独立之后被剥夺了的平等地位,包括妇女在政治权力机构微小的代表数字。同时,这也使她们认识到,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里追求平等的原则只能加深不平等。同时,她们还看到了近年来男性代表在阶级成分构成上的变化,许多低种姓的男性进入了议会。她们感叹道:“在代表数量小的案例中,妇女的故事相当不同,女性代表的背景相当狭小,主要是出自我们社会中统治阶层的代表”(转引自John,2010)。
在这种震惊中,印度妇女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自那时起,印度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报告几乎被冷落了20年,为妇女保留席位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进展。

接受为妇女保留席位

1993年,转机发生了,印度宪法第73修正案通过,规定在各邦设立县、区(乡)、村三级潘查亚特(地方自治政府),其主要目的是要振兴地方村委会自治,这在印度政治生活中是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它将使印度更加民主化,也将给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众更多的机会来参与政治。这一修正案提出要给那些一直被排斥在立法机构的表列种姓、部族和妇女在地方村委会中以1/3的席位。这在印度妇女的政治生活中可说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众多的研究数据表明,仅在1994至1995年的选举中,就有百万印度妇女进入了基层的潘查亚特。而且,其中有大量的妇女来自落后种姓和部落,如喀拉拉邦68%的妇女代表来自落后种姓,中央邦的这个比例则占了四分之三(见冯立冰,2010:106)。通过这些变化,使印度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保留席位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机构化的不平等需要上面的机构化的对策来确保某种形式的真正民主”(Raman,2002:4)。

这些基层的妇女第一次进入了政治机构,她们如何改变了这些机构,而参与政治又如何改变了她们自身?这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要想了解这一问题,首先要知道印度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种姓制的基础上,这是一种为社会承认的等级制,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是性别歧视。尽管印度是奉行民主制的国家,在种姓、阶级和性别方面都支持平等的原则,但基于种姓制上的社会系统仍在左右着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但是,人们也看到,妇女对选举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热情,她们全力以赴积极投入,于是彻底打破了妇女对政治不敢兴趣的神话。通过选举,各阶层、年龄的妇女参与,其中,超过40%的妇女来自社会边缘的族群。同时,通过政治参与使妇女的自信心大大增强,当妇女进入了公共领域,社会和家庭中的性别关系也得到改变,比如,家里的女人外出开会,男人就得改变角色,承担过去所从未做过的家务(Raman,2002:4)。

经过这些反复。1996年,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几乎是同一拨妇女运动的代表,在1974年拒绝了在议会为妇女保留席位,而这次则提出在国家议会保留席位的要求。20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和发展促使她们发生了这一转变?对此又该做如何解释?我认为,著名的印度女性主义政治学家耐维迪塔·梅农(Menon)的分析具有说服力,她认为,在这20年中,印度政治有两个明显的发展,一个与挑战民族国家整合合法性的争论有关。在70年代末,印度后独立精英的合法性频临衰败,由于发展计划的失败,经济和政治危机四伏。印度社会提出了诸如“民族国家的完整性保护了谁的利益?”这种具有批判性的问题。至80年代中期,各地区的运动挑战着遗留下来的印度民族性问题,落后种姓的要求已经改变了政治舞台的性质和人民院的构成。以社会正义为导引的种姓平等和种姓、社区的政治代表出现是这一时期取得的显著成果。另一发展是妇女已经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出现于政治舞台,她们站在了反贪腐和反抬高物价的前沿阵地。80年代,独立的妇女组织大量涌现,她们将嫁妆、强奸、对妇女的暴力等女性主义的问题坚定地置于公共领域。同时,大家也清楚地看到妇女在政治领域未被合理地代表的现状(Menon,2008)。梅农的分析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妇女的政治参与和重新思考民族国家的关系;妇女与其他处于边缘地位群体的关系;独立的妇女问题如何在公共领域来表现等等。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年反对为妇女保留席位的“印度独立的女儿们”一代,开始反思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此时,她们清楚地意识到,抽象的公民权只能是特权的遮羞布,必须要让大家了解和看到社会的差异和不平等的真相。

1996年,为妇女在国家议会保留1/3席位的问题再度提出。然而,由于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地变化,落后种姓政党已经明显地改变了议会的构成和选举政治,对此,印度的女性主义又该作何回应与表达?

配额中的配额?

自1996年之后,印度议会中的妇女代表的比例从1997年的7%上升到2010年的10%,距离人们期待的30%还有很大的差距,想象中的快速上升并没有如期发生。

目前,妇女保留席位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所谓落后阶级(OBCs)和穆斯林群体提出的妇女附属配额(sub-quotas),或者说配额中的配额问题,以及为贱民(Dalit)妇女增加配额的问题。这些落后阶级的领导者们认为,这种惠及妇女的总体保留席位的政策将会使具有特权的上层妇女进入议会,于是就会影响到OBC的席位,因此就需要在配额中再设立配额。表面看起来,这是一场女性主义与父权制的对立与较量。然而,细分析就会发现,反对附属配额的是那些显赫的个人,其中男女都有,他们大多来自媒体与商界,代表精英阶层的利益。而且,媒体隐藏这些暗中的父权制在政治背后运作的企图是不能忽视的,不然如何解释自1996年以来妇女在邦和国家议会的低比例呢?“对赞同的无声颠覆,而不是大声击垮,是此议案提出之后又放逐了14年的原因”——印度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玛丽·约翰(Mary John)如是说(John,2010)。这句话道出了其中的玄机,但深层的原因也许不是这一两句话可以说的清楚,而有待于我们更多的了解与分析。

印度的故事曲折、复杂,但与中国比起来,似乎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没有出现妇女参政数字上的大起大落,尽管进展缓慢,但一直未中断在理论上的争论,特别是在七十年代之后的妇女运动中,运动与理论的互动为妇女参政的实践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存在的“断裂”的现象。

二、中国的故事

中国关于妇女参政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但妇女真正大规模地进行政治参与的实践则开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50-70年代的性别保护政策

1949年,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胜利,中国妇女的生活发生了空前巨大的社会转变,其中包括在法律和政治领域中正式确立的男女平等的原则。1954年颁布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7迄今为止,它在法律和政治层面为中国妇女提供了基本保障。而毛泽东的名言,“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一样能做到”则概括地表现了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有关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大量地消除了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妇女在政治领域的参与是与新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建设同步进行的。50年代初期,新政权的建立经过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过程,1952年的民主建设和1953年的普选运动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妇女的民主意识得以启发,同时也为她们在基层政权的参与提供了机遇。在此条件下,中国妇女参政大踏步前进。例如,在1953年的普选运动中,占84.01%的女选民参加了选举;全国共选出人民代表560多万人,其中女代表98万余人,占全国代表总数的17.3%(韩贺南,1998:49)。另外,由于妇女大规模地进入工农业生产,因此在基层也有大量妇女担任了领导职务。例如,1956年在70%-8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都有女社长(或副社长),全国达50余万人。而且,在这些女社长中许多都是劳动模范 (见韩贺南,1998:49;Wang, 1999:19)。由此可见,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首先是建立在基层妇女的政治参与基础之上的。

在此发展过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妇女代表的人数不断上升。第一届(195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有147名女性代表,占全体代表总数的12%。第三届(196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性代表上升至542名,占全体代表总数的17.9%。第一届(195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妇女代表有12人,占6.06%。第三届(196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妇女代表上升至87人,占8.12%(马冬玲、贾云竹, 2008)。

妇女的政治参与在七十年代达到顶峰。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5)时,妇女代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22.6%,人大常委会里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妇女(Zheng, Gou and Zhao, 2009)。当然,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整个的政治状况都处于非常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妇女参政比例处于高位,但是以放弃了妇女民主参与为其代价的,这与妇女政治参与的初衷也是背道而驰的。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初期(甚至在根据地时期),参政中的“性别比例”问题就已经提上了历史日程,不过当时不叫“性别比例政策”,而是叫“性别保护政策”或“性别倾斜政策”。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当时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政治氛围中,在邓颖超、蔡畅等妇联领导的极力推动下,形成了一套建立在“委任制”基础上的行之有效的保护妇女参政的政策。8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由上而下的保护妇女参政的政策如果没有由下而上的基层妇女的支持,没有这些妇女的民主的参与,没有具备一种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系统,妇女参政的变形就会成为文革时期专制体制的附庸和牺牲品。

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妇女政治参与的矛盾在于,妇女依靠国家结构性的推动,被纳入地方性的政治发展,进入了基层的领导层面。当这些结构发生改变,妇女的政治代表性将受到严重影响 (Wang, 1999)。

竞争机制的引入

文革结束之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经济领域的开放与搞活,在转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已成定局的趋势下,男女平等的理论话语逐渐转向了以提高妇女自身素质为目标的“自我发展”的口号。在1983年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的口号是“四自”——自尊,自重,自爱,自强。在198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四自”改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四自”的提出标志着妇联妇女理论的转变,它一改过去国家女性主义的保护姿态,并告诫妇女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与其依赖社会和政府的保护,不如变得更加独立和依靠自己。

同时,文革之后在政治领域也开始了机构改革,其显著地变化便是竞争机制的引入,从80年代开始,在选举和选举方式的改革中开始实行差额选举。原有的给妇女留“比例”和“优先”的“性别倾斜政策”淡出,这使中国妇女参政遇到了空前的挑战。1987年,在基层的县乡换届中引入了差额选举,许多女干部被“差”下来,显然,失去保护措施的妇女干部陷于了弱势地位。 

与此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女性代表比例严重下降,在1983年时到达最低点,人大常委会的女代表人数只占总人数的9%。与1975年的25.1%相比,下降了16个百分点。同样,妇女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参与也有所下降。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女委员占12.9%,但到了1982年,已经下降至4.1%(丁娟,2006)。党的十三大政治局中没有女委员。

这种变化引起了妇女界和全社会的关注,自80年代后期,《中国妇女》和《中国妇女报》等报刊对妇女参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妇女参政一时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在讨论中对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参政的评价不高,认为中国妇女权利获得在立法形式上是“超前”实现的,从而造成妇女的“依赖性”;把照顾妇女作为立法原则,形成妇女的“依赖性”;按“比例”照顾妇女参政,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妇女参政问题上的“失误”,在于照顾政策的“随意性”(见崔玉香,1993)。尽管对上述的“四性”有反驳的意见,但在强调女性自身的能力与素质为参政的优先条件下,对妇女参政的“倾斜”政策,即“比例”和“优先”问题却遭到了一些知识妇女的反对,她们认为,倾斜是一种变形和隐蔽的性别歧视,低标准的人上去了,有损妇女形象,不利于为妇女参政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女性群体的自强自立,应以提高妇女素质为基础,逐步提高参政水平(见崔玉香,1993)。现在看来,这种对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参政的否定倾向代表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它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断裂开始了。

配额制的引进

尽管妇女参政问题自80年代以来引起了妇女界和社会的关注,但直至90年代中期,中国妇女参政并未出现大的转机。与此同时,中国加速进入全球化过程,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使进入低谷的妇女参政问题得以走出困境。

在这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了《行动纲领》,其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采取措施确保妇女平等进入并充分参加权力结构和决策,因此明确提出妇女在立法机构中至少要占30%的席位这一目标。这一目标得到了妇女组织、政府、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认可。作为这次大会的主办国,中国政府通过并承诺执行《行动纲领》。 

为此,国家制定并实施了《1995-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确保在所有政策和方案中体现性别平等的观点。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 年)》目标基本实现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中国政府又于2001年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这一纲要包括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六大领域的34项主要目标和 100项策略措施。为了具体落实这些纲要中提出的目标,又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如2001年发布了《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对培养、选拔女干部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上述举措都为中国妇女参政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我们看到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女代表人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政党领导职位中在稳定的增长。具体的数字如下:
1998年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1.81%(丁娟,2006)。
1991年,全国的女性政府官员所占的比例是33.3%。到2000年时上升至36.2%,2002年是37.4% (丁娟, 2006)。1994年时,国务院有1名女副总理与1名女国务委员,16名女部长和女副部长;全国有300多名女市长和副市长(Zheng, Guo and Zhao, 2009)。2000年,在中国的667个城市中,女市长和副市长的人数已经上升到463名(丁娟, 2006)。

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规定,在2008年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女代表必须要占到全体代表总数的22%以上。这是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份有关妇女参政比例的明确规定,配额制度被正式引进到中国。

然而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新一轮妇女参政的过程中,多是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推动,而50年代基层妇女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却几乎销声匿迹了。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中印这两个农业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农业大国中,目前农村基层妇女的政治参与如何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其实,中国实行村民选举制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前沿阵地。国家的许多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都在积极推进农村妇女的参政工作。然而,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21.7%。截至2009年初,全国女村委会主任的比例仅为2.7%左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研究会,2009)。9这些数字与50-60年代在70-80%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都有女社(副)长的状况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但就农村基层妇女的政治参与的数字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在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将1998年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委员会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修改为:“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并新增一条:“妇女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新华社,2010)。在经过了长期的等待之后,中国基层农村妇女参政中终于有了“配额制”。

从上述中国妇女参政中关于“配额制”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妇女解放的道路曲折,它基本上是走了个“之”字型的路线,在妇女参政的数字上经历了明显的上下波动大起大落。近年来,虽然在数字上有回升,然而,妇女的政治参与在数量的变化与质量上的提高是否同步仍然是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有一条规律可寻的是,基层妇女的政治参与是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坚实,上层妇女参政的事才有希望。

三、反思

思考之一:关注数字,超越数字

从上述中印两国妇女参政配额制来看,关注的首先是配额、数字的问题。
让我们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女代表的比例和印度人民院的女议员的比例为例,先来看看数字。

表一: 历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和常务委员会中所占的百分比10

年份 1954 1959 1964 1975 1978 1983 1988 1993 1998 2003 2008
女代表% 12 12.3 17.8 22.6 21.2 21.1 21.3 21.0 21.8 20.2 21.3
女常委% 5 6.3 17.4 25.1 21 9 11.9 12.3 12.7 13.2 16.6

我们可以看到1954 至1975 的20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女性比例快速上升,增长了10个百分点。自1978年经济改革之后,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所占的比例处于下降与停滞的状态。从1978年到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妇女一直都占21%左右。虽然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实行推动妇女参政的政策,但是2003年女性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下滑至20%。

表二,历年来印度人民院女议员所占比例
年份 1952 1957 1962 1971 1977 1980 1984 1991 1998 2003 2010
女议员% 4.4 5.4 6.8 4.2 3.3 5.2 8.1 7.2 7.9 8.8 10.8
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20多年,由于没有采取保护妇女参政的措施,印度女议员在议会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在80年代之后,在国内外妇女运动和其他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女议员所占的比例在逐步上升。

对比中印两国妇女参政的路程,其中有两点具有共同的规律。

一点是,妇女参政必须要建立在基层妇女参与政治的基础上。中国在50-60年代、印度在70年代之后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妇女参政发展顺利的50-60年代,可以看到它是个由上至下、由下至上的互动过程。尤其是基层妇女的政治参与成为整个参与过程的基础。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之后,妇女政治参与的式微与全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同时发生,在新一轮的推动妇女参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也是空前的,因为,如果性别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在东亚尤其是日本有同样多的证据证明性别不平等事实上还可能会刺激经济“增长”),12而GDP的增长继续作为考核中国各级政府工作政绩的重要指标,那么就很难想象政策的制定者会主动提高妇女参政配额制的比例。尽管自90年代中期以来,妇女参政的推力是由外而内(如95世界妇女大会等)、由上至下(党和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纲要和政策),使妇女在高层政治参与中的数字有所上升,但基层妇女的政治参与却一直进展缓慢,在参政数字的比例上甚至呈倒金字塔型。

从历史上看,印度妇女参政一直是精英妇女的参与。但在70年代之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1993年在印度宪法第73修正案通过之后,为广大农村妇女在地方潘查亚特中预留1/3的席位。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为改变农村妇女、特别是落后种姓妇女参与政治开了绿灯。正是有了90年代这样一种百万基层妇女参与政治的局面之后,才出现了2010年在人民院为妇女预留1/3席位的重要改变。

由此可见,有没有基层妇女的政治参与,是否有很好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关系,这是决定妇女政治参与数量与质量的关键因素。

然而,对妇女参政数量和比例的上升与否只是个初步的考察,这些妇女为什么进入政坛?进入之后做什么?这些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思考之二:历史遗产的继承——僵化传统还是激活传统?

中国和印度都是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大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都面对如何激活历史传统、创造历史的可能性的问题。从妇女参政的问题来看,在中国与印度如何激活与继承传统都是绕不过去的槛。

例如,在印度,关于为妇女在议会预留席位的争论有两类,一种是女性主义的(关注妇女群体的利益),一种是种姓的(关注落后种姓的利益)。其实,在印度长期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中就一直存在如何看待这两个边缘群体的问题。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中,著名的印度作家阿希斯·南迪提出的甘地的政治思想中的一些问题可能对我们理解当代印度妇女参政有所助益。他指出:

“在甘地政治哲学中,有两个方面尤其对印度传统权威制度产生威胁。首先,甘地一直试图改变印度社会对于中心和边缘的界定。其次,他对印度传统和殖民环境中暗含的对男性阳刚气质和女性阴柔气质的界定的否认”。(阿希斯·南迪,2010:47)

南迪还进一步指出,甘地对这两个基本建构(印度边缘文化的中心化,以及对女性气质的接受)的宣扬并非通过写作或者讲演这两种婆罗门文化中正统的意见表达方式。他运用了大规模动员、组织运动以及不断呼吁国人向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公共伦理看齐(见阿希斯·南迪,2010:52)。甘地对动员妇女参与政治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其领导的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中,妇女组织积极地参与了斗争,如全印度妇女联合会(CPI)。可以说,甘地在激活印度传统上是一种典范,在思想上、策略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一遗产又在当代印度妇女参政运动中体现出来,正是借助着落后种姓政治力量的强大,为农村妇女预留席位的宪法73修正案得以通过,正是从落后种姓和贱民运动的斗争中借的力量。

而在中国妇女参政的问题上,我们面对的重要课题是如何重新激活与继承社会主义的遗产的问题。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上提供支持时,妇女的经济、社会参与是全方位的,这样才有了妇女在政治参与中比例的迅速增长。然而,由于文革之后对前十七年的过渡否定,因此,出现了历史的断裂。仅从妇女参政的方面来看,我们对那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十分缺乏。例如,50-60年代基层妇女参政后,农村70%以上的合作社中都有女社(副)长,那么,这些妇女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入领导层的?她们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对她们的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有哪些?她们又如何改变了当时的农村生活?又例如,当时的委任制是如何推行的,有哪些利弊得失?等等。这些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参政的遗产都有待于后人进行挖掘整理。因此,重新挖掘和思考这个社会主义的遗产是我们在“去革命”时代的重要任务之一。


思考之三:何为妇女?如何参政?

不能否认,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与50-60年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如何界定“妇女”这一范畴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也就是说,在讨论妇女参政问题时,要处理性别平等和妇女分层的新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断升级的贫富差距。此外,这种新的阶级不平等与性别分层联系在一起。尽管性别差异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层面,不同阶级的女性在获得教育、工作、社会地位、社会保障及其他有关方面大有区别。也就是说,不但男女之间的分化在加大,妇女内部的差异也在加大。中国社会不同阶级和区域的妇女的各种利益不同,有些甚至互相冲突。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初期,我们对“中国妇女”不加区别地来谈论男女平等还有可能的话,那么今天,仍然将中国的“妇女”作为整体来分析就会遭遇理论和实践的新问题。例如,如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取的配额制有22%的女代表名额,而在选举这些女代表时不考虑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合理比例,那么她们如何代表这些不同群体的利益呢?

从印度的案例来看,在为妇女预留席位的斗争中,一直存在着是否将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参选的争论。近来,这一争论主要反映在是否接受落后种姓提出的配额中的配额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将妇女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就应该代表全体妇女参选,而不要考虑妇女中的阶级、种姓、民族等其他的分类范畴。但这样一来,妇女就成了一个前政治性的、“自然地”范畴,然而,妇女不是什么自然地分类。“不存在什么‘妇女’,她或许是右翼或左翼、白人或黑人——只存在支持不同的政治动员的人们,诸如:‘白人’、‘左翼’,或者‘妇女’”(Menon, 转引自John, 2010: 6-7)。在印度,只有高级种姓才可能是无种姓的,而低级种姓和贱民则要背负着他们的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性别、种姓、种族不是自身内部构成的范畴,而是根本上通过相互确认的对称形式运作的。因此,印度学者指出,女性主义政治就是要揭示这些不平等和相互交叉结构的社会机制。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这些社会机制和政治化之间并没有什么自然的联系,或者说,在世界上妇女的多样性和她们政治的可能性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John, 2010)。显然,随着妇女研究多年的理论积累和民主制的实践,印度妇女政治参与讨论的问题也更为深入。尽管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不同,但从印度的经验中仍可以得到不少启迪。

既然妇女不再是铁板一块,单独从性别的方面来看问题也就失效了。那么,我们如何及时地让性别作为更加有意义的方法?将性别与阶级、宗教、民族等范畴作为一个交叉分类来思考。 迄今为止,这些理论上的问题都还没有在妇女/性别研究的领域范围内得到广泛深入地探讨。

妇女进入政治领域做什么?这是在配额制施行之后,进入各级权力机构的妇女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要自问的问题。从近来关于农村妇女参政的情况来看,各方寄希望于妇女被选进村委会班子,“会有利于村级事务管理”(民政部),抑或“调动占人口半数农村妇女的积极性”(妇联)(王冬梅,2010)。各方都把管理和“当官”放在了首位,从总体上看,妇女参政并没有脱离主流政治文化的窠臼。当然,这里的潜台词也可读作:妇女进入权力机构之后,可以为日趋腐化的政坛带来“清洁工”?抑或可以更好地代表妇女的利益?然而,在这些年的实践中,也有大量的事实说明,农村基层妇女所依赖的社会、政治资源有限,在家族势力抬头的情况下,许多人靠家族势力上台(不分男女),这一现象在印度农村妇女参与潘查亚特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因此,如果对传统的政治不加批判地接受,妇女进入了权力机构可能只是增添了一个撒切尔夫人式的人物。如何走出这一困境,使农村妇女参政议政成为乡村民主发展、村民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是中印两国妇女参政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印度妇女参政运动借用了落后种姓政党领导人提出的权力共享(power sharing)的口号,明确提出要在所有选举过程中争取权力共享和参与的目标(John, 2010)。这点可能值得我们借鉴。因为民主的本意就是要把权力关系变成权力共享,越多的权力共享,民主就需要越多的参与性。这种参与性的民主可能是妇女参政更需要关注与创造的,它也是代议制民主所不能达到的。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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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这篇博文感兴趣,猜你对我的另外三篇博文也有兴趣,
这些都是文对印度的粗浅认识,几篇旧文:

中印恋人如何应对执着反对的两方父母?



“我在印度,我爱印度”印度游博文系列:
2009年1月

2011-2012跨年

2012年12月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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