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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我所经历的八线小城的中小学教育

(2015-09-15 08:02:21)

小时候,一直觉得当老师过瘾,可以随便训人。说的是小学初中的老师,八线小城的。到高中,学生大了,长得比老师还猛一头,老师就客气了,开始讲道理了。小学可不是那样,有的凶猛彪悍的老师,一耳光能把学生脸扇肿。吴老师就是。


吴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老婆一开始是广播电视局的临时工,后来辞退了,安排到电影院。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小县城的电影院濒临倒闭,一年买电影票的老百姓加起来都填不满一场放映。大喇叭天天吆喝《五鼠闹东京》、《狮王争霸》,就是没一根人毛来看。唯一的例外是《泰坦尼克号》,政府部门,机关单位,一人一张票,大人带着小孩,连着三个晚上涌向电影院。


《泰坦尼克号》上映后第二周,吴老师上课,站在讲台上,咳嗽两嗓子,问:“咱们班有谁的爸是局长、科长、厂长的?”三五个人站起来了。吴老师看了看:“副的也算。”噌,又站起来七八个。胸脯挺得蛮高。有个孩子听错了,他爸本来是副科长,他头一次就站起来了,小脖儿仰着。吴老师说副的也算,他听成副的不算,又坐下了。


吴老师点了人头,拿着一沓电影票说,来,一人20张,回去让你们的爸发给单位职工,一张票两块五,下星期把钱给我。过了两个月,吴老师又发电影票,还问谁的爸是领导谁就站起来,结果加上副的都不到五个。吴老师也没说别的,发了票放学了。一个孩子是我好朋友,父亲在磷肥厂当副厂长。夜里,我正在家写作业,门敲开了。他吭哧瘪肚地站在我面前,后面跟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是他哥。他问我:你知道吴老师住哪儿不?我爸打了我一顿,叫我把票退了。


吴老师很快没在学校干了。但他是我小学里印象最深的老师,不是因为课教得好,是因为打人有风采。他常左手插在裤兜,站讲台上,右手伸出食指,眼神盯住某学生,食指勾动:来,你过来。声音轻柔,带点儿暧昧。学生茫然往前走,刚近讲台,吴老师一脚踹出,学生一屁股坐在地上,滑出两米。吴老师又勾动食指:来。


学生惊惧地看着他,不敢动。“起来。”吴老师声音很温柔。学生站起来,却不挪步。“往前走!”吴老师开始严厉。学生挪着碎步往前迈,刚挪到讲台,吴老师又一脚飞出。踹完,两手插进裤袋:下次还左顾右盼不?学生说,不左顾右盼了。还驴叫不改不?不驴叫不改了。直到上了五年级,我才知道是屡教不改。


吴老师就是我小学初中时遇到的老师的典型,却不是特例。对老师的恐惧,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慢慢好转。那之前,我所经历的学校教育都是以体罚为主。初一教政治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讲些如何保持健康乐观之类的话题。平时和蔼可亲,到了期中考试,发试卷时,带了条戒尺到课堂。念个名字,念个分数,离八十分差多少,就打多少板。


学生把手凌空伸出来,齐胸口高,一板下去,再伸手就只能到小腹高了。第三板,手只能到腰胯高了。老师就用戒尺从下边托住手,说,高点,再高点,越高越不疼。有的学生,一板打下去手就夹到两腿中间出不来了。一只手打肿了,换另一只,板数不能少。碰见纤弱秀气的女生,会手下留情一点,板子落下去没那么疼。有的老师会故意装出要掏大劲的样子,吓得学生缩了手,他就笑眯眯地说,别慌,我还没打呢,真想打你就不用板子了,就用藤条了。真有老师用藤条和鸡毛掸子打的,那就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了。


除了打板子,还有揪耳朵。一道代数题做不出来,拎着耳朵在黑板前绕三圈。有的女生,耳朵一揪眼泪就吧嗒吧嗒往下掉。老师就说,现在知道羞了,上课开小差怎么不知道羞?考试考零蛋怎么不知道羞?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老师训学生时很生气,后来慢慢发现,老师一边揪耳朵一边笑。但他会克制住,表现出愤慨的样子:考这点分数,对得起谁!对得起父母吗?对得起老师吗?对得起一天三顿饭吗?学生就勾着头。有的老师,一定要逼学生回答到底对不对得起,有的学生糊涂了,老师问什么都说是,问对不对得起,就说对得起。


多年以后,慢慢明白,一个学生学得好不好,考多少分,跟他上课有没有认真听讲,有没有努力学习,没多少关系。有关系的,一是智商,一是老师教的水平。但智商自己改变不了,老师教课的水平学生也左右不了。所以,差生的差,根本怨不到自己头上。


谁家父母不想生个会读书的孩子呢。既然孩子笨,火腿肠和牛奶就一箱一箱地往老师家里送。当个局长的,碰见老师还要点头哈腰。在单位训人训惯了,来到学校被老师训。回头打电话让校长转达一下,说这是哪个局的局长,下次老师见面就客气了。


我上学那会儿,乡下的中学,老师有既教数学又教体育的,有既教化学又教政治的。我家在县城,比乡下好些,老师不兼两门课了,但生物老师把“草履虫”读成“草覆虫”好多年,语文老师把《水调歌头》念成“人有悲欢离合,月有旦夕祸福”。不过这至少说明一点,语文老师是有课外阅读量的。


就是那位念成“草覆虫”的生物老师,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常盯着班里最漂亮的几个女生,每次上课故意抽她们背书,还要她们站到讲台前背。台阶高,学生站下面,老师站上面,一对儿眼珠贼溜溜朝女生正在发育的胸脯打量。女生知道,能背出的东西也背不出了,脸涨得通红。


我那时候的同学,十多年后,有的在小卖部当老板娘,有的在超市当收银员,还有的在做美甲、送快递。想起这些,我就觉得自己真是十分侥幸。我的成绩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初二时英语烂到只有四十分,成天上课开小差幻想自己是郭靖,幻想自己和黄蓉在海岛沙滩上,还有密室疗伤。好在初三时碰见一位很好的班主任,教英语,逼着学生背每一篇课文,一点点把我拖后腿的英语补上去了。后来中考考了好成绩,进了一个不错的高中班里。


那个班我们叫火箭班。在每个教育资源极度落后的地区,都有这样的班级存在,是为了落实教育局下达的升学指标的。当时的学校,除了我们班和三个快班之外,剩下十多个班级成绩最好的学生也很难考进年级前两百名。需要交待一句,我们那时候,每个班都是一百多号人。


后来离开家乡,回头看中小学经历过的教育,唯一的感觉是两个字:幸存。


微信公众号:i_wanglu

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王路

版权声明:本文来自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王路,新书《唧唧复唧唧》十一月上市,公众号:i_wanglu,转载请将本段话一并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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