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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见天日的石刻——《总理遗嘱》——北京民国石刻之五

转载 2015-09-14 18:30:16
标签: 杂谈
中法大学旧址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法大学创办于1920年,前身为蔡元培发起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创办的法文预备学校。原中法大学坐东朝西,校门为中式建筑,面阔五间,主楼为民国初年兴建的中西结合式3层楼房,灰砖清水墙面,坡顶灰瓦,屋檐出短椽,礼堂及其它中式建筑保存完整。

总理遗嘱刻石

1990年施工时,在礼堂发现一方镶嵌于墙内的刻石,上刻《总理遗嘱》,长4米,高1.2米,无款。正文楷书二十一行,每行七字,端庄肃穆。正文四周为深红色石龛造型,正上方“青天白日”,两侧流苏低垂,并有两条昂首小龙盘曲左右,形态生动,有汉代遗风。石刻布局紧凑,设计新颖,为全国众多总理遗言石刻之仅见。

地点: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甲20号​

附录:《总理遗嘱》石刻​​

总理遗嘱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最后指示,被国民党奉为圭臬,遵循总理遗嘱之风由是兴起。举国上下恭读、抄录、应用总理遗嘱蔚然成风。石刻作为重要的纪念方式之一,具有保存时间长、不易毁损等优点,一向为国人所重。值此国丧,各省、市、县在所辖首善之地,纷纷勒石树碑,以示景仰。这些石刻遍布大江南北,有的历经近百年风雨,保留至今;有的失而复得;有的恐怕永远消失了。​

由于当时纪念规格较高,所以这些石碑书刻俱佳,代表了民国时期石刻艺术的最佳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现就本人所知罗列如下,欢迎补遗。​

北京碧云寺——《致苏联遗书》​

孙中山纪念堂座落于香山碧云寺内。纪念堂内左右墙壁上镶嵌有汉白玉雕刻的《孙中山致苏联遗书》。

石两通,皆为嵌墙式巨大卧碑,高420厘米、宽546厘米,周缘刻卷草纹饰,下承须弥座。碑石汉白玉石质,字口填金。字径15厘米,书体为《泰山金刚经》体,隶韵浓厚,显得从容不迫、稳健大度。

纪念堂东侧墙
纪念堂西侧墙

《遗书》为中山先生于1925年2月24日于北京行馆(今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病榻上口述,刻石署“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即先生逝世前一天。《致苏联遗书》是孙中山遗嘱三个部分之一。

南京——中山陵祭堂《总理遗嘱》​

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三个拱门,上书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导的三民主义分书“民族”、“民权”、“民生”。堂中有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一座,高4.6米,逼真生动,是世界名雕刻家保罗兰窦斯基的杰作。殿堂四周有反映中山先生革命事迹的浮雕。祭堂东西护壁大理石刻着中山先生手书的遗著《建国大纲》和胡汉民等人书写的《总理遗嘱》。​

 广州——中山纪念堂《总理遗嘱》​

广州中山纪念堂讲台后墙中间镶有孙中山的浮雕头像和《总理遗嘱》刻石。这件石刻字迹的书写者是谁?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广州著名书法家吴子复青年时写的;一是出自民国名人胡汉民之手。

吴子复书丹(一说是胡汉民),梁俊生刻石

据吴子复之子吴瑾说,他特地考察了胡汉民在广州的两处书迹:《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黄花岗公园1932年刻)和《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公墓纪念碑》(十九路军陵园1933年刻),均与南京中山陵《总理遗嘱》风格一致;而与广州中山纪念堂《总理遗嘱》差距较大。“因此可以断定,广州中山纪念堂《总理遗嘱》石刻的书写者不是胡汉民。”这件刻石作为吴子复的书法作品已被载入了《吴子复艺谭》、《广州市志〈人物志〉》、《四会县志》等书。​

广州——中山纪念碑《总理遗嘱》​

李济深书丹

纪念碑建于1929年,由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碑身全部用花岗石砌成,高37米,碑底为方形,向上渐小而尖,碑内有梯级可回旋至顶(目前禁止游客上去),第一、第二层四面都可凭栏俯瞰。更高处,每层有窗可向外远眺。碑基上层四面有26个羊头石雕,象征羊城。石碑的正面是长约7米、宽约4米的巨型花岗石,上面铭刻有李济深用隶书书写的《总理遗嘱》。

宁波——中山广场《总理遗嘱》​

宁波中山广场西侧假山下的亭子里,竖立着一块石碑,全碑正面除刻有孙中山先生遗嘱全文外,别无他字。碑中即没有书写者姓名,也没有刻石者姓名,更没有刻碑的年代等任何信息。碑亭里吹拉弹唱安享晚年的老人们天天与之为伴,或许很少有人都知道此碑无论从历史角度和艺术角度来讲,都是当之无愧的一块宁波名碑。

1927年,宁波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在社会各界的倡导下,将原宁波府治、清宁绍台道衙署旧址一带改建为“中山公园”, 1929年改建工程竣工后,在公园一进门的小广场中心建有一圆形基台,基台上建有八柱圆顶欧式凉亭,凉亭中立有新刻的《总理遗嘱碑》和记述此次改建工程的《中山公园碑记》。凉亭也因所立《总理遗嘱碑》而称之为遗嘱亭。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建的遗嘱亭一直是当时中山公园的主要景观之一。直至“文革”初,遗嘱亭被拆除,石碑也被丢弃。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与一位挚友在杭州闲谈时,已是80多岁的沙老托这位老友协助找寻其年青时在宁波时所书写的碑石,其中就有当年立于宁波中山公园遗嘱亭中的这二块碑石。

沙老孰不知他所提及的《总理遗嘱碑》在1980年中山公园建造盆景廊时,工人师傅们在施工中无意间发现了这块石碑,因见石碑刻的内容是总理遗嘱,刚刚经历过那段历史时期的公园管理人员,当时只能将此碑抬至墙角,碑文朝内暂时保护起来。当沙老的这位老友在中山公园中查找时,便很容易的在中山公园盆景园外墙边找到了这块《总理遗嘱碑》。

《总理遗嘱碑》用宁波所特有的梅园石所刻,碑高202厘米,宽90厘米,厚22厘米。全碑除《孙中山遗嘱》全文外,别无他字。碑额“总理遗嘱”四字纵向排列,正文含落款共八列,满列25字,共计160字,首行平齐,碑额及正文均由楷体书写。全碑保存尚好,除正文未尾一“文”字和碑石中部个别字因碑石风化有损外,其余文字完好,字口清晰,较好地再现了书法原貌。

此碑是沙孟海先生30岁时的一件楷书作品,在沙孟海年轻时期纸质书法作品少如凤毛麟角的现在,沙孟海当年写成的碑石无疑弥补了这一史料。原本中山公园内《总理遗嘱碑》和紧贴其背的《中山公园碑记》均为同一时期所写,都是难得一见的沙孟海年青时期作品。但甚为可惜的是《中山公园碑记》原碑至今也未能找到,《总理遗嘱碑》也是几经周折,能留存至今,已是幸事,因此此碑也就变得更为珍贵。

从书法角度来看此碑,则其书法与其他楷书碑刻常通所具有的隶穆氛围就有所不同,书法总体虽还趋于工整一路,然而我们对具体的每个字书法及结体细看时,则会发现每个字都充满了动感。这件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年轻的沙孟海当时已经突破楷书方方正正的约束,在追求着书法个体的姿态,以及追求书法作品的整体动感。而且这件作品再现了后来成为一代书坛泰斗的沙孟海先生年轻时期的书法风貌,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很多沙孟海晚年作品中所常见的“沙体”书风的最初影子。因此,《总理遗嘱碑》不仅为研究沙孟海书法形成和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沙孟海先生年轻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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