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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之友:汪勇

(2010-07-24 1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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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客

二姐

驼峰

梅子

汪勇

大理

杂谈

分类: 驼峰之友

他经常在这家小馆吃到免费而美味的佳肴。

汪勇说,与他合影的游客都很爱他。

收摊后,他经常在古城里闲逛。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一个盲人走在路上,一手端着一碗饭,一手执着蜡烛,烛光照亮了他眼前看不见的路。很多人不明白他眼睛看不见,而且又是那样漆黑的夜晚,他为什么要手执蜡烛。其实也不难理解,他要让烛光照亮夜晚走路的人们,他担心别人在这样的夜晚看不见他手上的饭碗,撞上来把它砸了,他唯一的饭碗,如果砸了,那么他今天再也不可能有饭吃了,他就得饿着肚子。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盲人,我常常行走在路上……”

古城里有人怀疑汪勇的真诚,甚至有人认为汪勇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汪勇从来不用钢笔记录自己的经历,就连诗歌也是记录在自己并不是很智慧的大脑里;也有人坚信汪勇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包括他的现在和过去。

有人甚至怀疑我们这次记录的必要性,但他讲述的故事总能找到时代的细节作为佐证。 顾不了那么多了,还要继续说下去,因为他总能告诉你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总是与时代的脉搏紧紧联系在一起,里面有失落、有沮丧、有疯狂、有欢乐、有孤独、当然还有爱情……

 

人物档案

汪勇

1970年出生在陕西城固县陕西飞机制造公司(当时叫彤辉机械厂),父母是东北人。

他不是普世价值观里所认同的成功人士,但他一样有美妙的爱情,有生活带来的惊喜或者沮丧,但他说他看够了世间的繁华,他用自己的经历充分体验了整个中国,而且将继续体验下去。

 

寻找心灵地图 记录别样人生

生计

傍晚,从东边吹来的风不只是掠过湖面,它卷起浪涛扑向岸边,然后带着来自洱海的水分轻抚着西岸的大理古城,汪勇对着浪涛喊叫的机会并不多,只要微风还继续吹向古城,只要他的肌肤还可以感受到那种湿润就可以让他满足。

傍晚已经到来,在这个旅游淡季的傍晚汪勇的劳作几乎是徒劳,最后一束阳光从苍山上消失后,汪勇收拾了摊子,他会到人民路下段的九月酒吧,他想让老板欢庆帮他录制一些配乐的诗歌朗诵。但每次都被漫无边际的聊天耽误。

他显得有些虚弱,这不仅仅来自他丢失的下牙和左顾右盼的眼神,在很多人看来他的滑稽已经超过了范伟——范大师。但汪勇的生存能力是公认的强大。

汪勇身无分文地到大理,他先在唐朝酒吧打工,每天站在酒吧门前揽客。他依靠热情和真诚换来的是游客的笑声和老板的喜悦。他当然不会只尝试一种工作,他还到专门做学生饭菜的餐馆里打工,逐渐熟悉大理之后还做过黑导游。

“有证导游只会带游客去景点,但是我可以带他们到他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汪勇对自己的黑导游生涯感到有几分得意。

“我是个导游,野导游。我比他们那些导游便宜很多,但是我能带你们到很多他们不去的地方,我是相当有经验的”。在那段时间,汪勇总是这样推荐自己。一位游客这样记述了与汪勇的初次见面:“而当我们明确地拒绝他表示更愿意自己到处走走时,他也没有失望,只是更加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周边他曾经去过的什么什么地方比较好。”

后来一个犹太女孩告诉他,他适合做生意,而且适合卖单一,但又多样化的东西,最好与自己写诗的爱好有关系。“这是很偶然的机会,朋友走了给我一批打口、黑胶碟,先卖后付钱,总价值1500元。结果第二天,仅黑胶碟一项就卖了1600。”从此,汪勇成为了大理古城唯一摆地摊卖打口CD的人。

当然,就算没有这些营生,汪勇也肯定不会饿着自己。

因为总有人愿意接济他,这种接济很多时候只是一顿免费的午餐。“他在我这里吃饭我从来不收他的钱。”汪勇不仅仅可以在大理驼峰免费就餐,最近一次到昆明进货他还向驼峰老板借了1000块。

生活在大理古城,甚至是丽江的“云”居者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汪勇,这些在都市人看来很奇怪的人也会觉得汪勇是个奇怪的家伙。他总是穿着一双开口的公牛皮鞋和几乎不换的T恤漫无目的地忙碌着,好像大理一旦没有他就会失去秩序;四处游说,似乎只是为了蹭一顿饱饭吃。

“蹭饭!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不是蹭饭,我对他来说是有用的。”汪勇一边吃着来自“驼峰”的免费的午餐,一边反驳对他蹭饭的看法。“我从小就有一个志向,就是做一个门客,我是大家的门客。”汪勇有些愤愤不平。

 

门客

 为什么是“门客”而不是别的?汪勇为什么为自己拟定一个这样的理想?

汪勇在距离家乡100公里外的姐姐家呆了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在上海看过花花世界的他不可能老老实实呆在一个地方,而父母也已经对他彻底失望,就算他重启了自己的流浪生涯也难以让父母动容。

第一站是西安。对于已经写过第一首诗歌的男孩来说,偷盗是件让人不齿的事情。他仍然喜欢游荡在从来没有走过的街上,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凑。“运气很好,我遇到了一个大学生。当时我16岁,他19岁,他并没有因为我年纪小而轻视,他认为我思维敏捷,特别喜欢我。”汪勇说。

在汪勇的口述中,1986年西北大学的大学生把他领到了他们学校,并且住在他们的宿舍里。“他的同学也很喜欢我。白天他们去上学,我就去逛街,观察社会,然后看到一些好玩的事情回去讲给他们听,他们很愿意听我讲。”汪勇说,他用故事换来稳定的生活。

有一天他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书,是关于春秋时期门客的研究。书里面说,门客分为三种,一种是智囊,一种是有一定技能的,还有一种什么都不是,就是给人家充面子的。汪勇从书中知道了孟尝君的门客是怎样将他从秦王手里救出来,又怎样逃亡齐国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门客,我很愿意成为一个门客,新时代的门客。而且不是一个人的门客,是很多人的。”汪勇似乎很坚定这一点。

在朦胧诗盛行的80年代,初中都没有毕业的汪勇依靠讲故事的本领成为了各个大学的门客。“那时候一个大学生一周的生活费也就5块钱,但他们会给我2块钱,有了吃的,我就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了。”汪勇说他去过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几乎所有名牌大学,白天闲逛,晚上除了聊天外就是去听来自各地的教授讲课。

在1980年代的浪漫中,汪勇游走着度过了4年,直到他被劳教。“这是我很不愿意提及的一段,但是既然接受你的采访了我就不应该说谎,20岁到22岁我是在劳教所里度过的。”汪勇说,他的人生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到1992年我出来后发现,大学生已经不是过去的大学生了,他再也不可能在大学里混到吃的,这意味着他的门客生涯完全结束。

这个时候,二姐已经离开老家,在深圳工作,借着刚刚出现的股市,二姐成为了中国第一代股民,而汪勇唯一的选择就是到深圳,二姐有经济实力养活并不算省钱的汪勇。“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帮二姐跑腿办事,到乡下收购身份证开股票户头就是我的工作,其实我又成了二姐的门客。”汪勇说他在那一段时间里很颓废,但他最喜欢去的就是证券交易所,因为那里可以看到所有的狂热、欣喜、绝望、颓废、沮丧,所有人类的表情都在这个小小的证券交易交易所里全部集中了。

他无法摆脱金钱的诱惑,所以他离不开二姐,KTV、发廊、赌场都是他经常出没的地方。二姐希望汪勇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或者开一家小商店,能够自食其力是二姐的愿望。但这些在汪勇看来是强迫,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的强迫。“二姐就像我妈,总是强迫我;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再相处下去了。”汪勇说,二姐给了他3万元,并告诉他从此以后不用再找二姐,汪勇完全按照二姐说的做了。

 

癫狂

它因为有一只眼睛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小肉瘤,汪勇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红眼。从此它在大理古城被人这样叫开了,它从前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很多人都以为红眼是汪勇的狗,但汪勇只承认他是它的朋友,从来不认为是它的主人。他觉得做朋友很好,保持各自的自由。他是个独立的流浪汉,它是一条独立的流浪狗。”

红眼常常出现在人民路的酒吧街上,跟在汪勇的身后,它腿不长,个头比一般的小狮子狗要大一些,有点像查理王小猎犬,只是没它那样的大耳朵,黄白相间的长毛从脊背两边披散下来,神情温和忧郁。汪勇只要弄来吃的,残汤剩水总是要留给红眼。有时候遇到朋友吃饭,哪怕他自己不吃,也要把人家的剩饭打包,然后满条街找红眼。有时在晚上,它会跟汪勇回家,到他家里睡觉。在遇到汪勇之前,它可从来没有一个像样的住处,大概夜深人静的时候随便在哪个地方一躺,饿了就光顾垃圾桶,或是人们吃剩的骨头。

汪勇说,红眼是一条值得尊敬的流浪狗。汪勇是流浪汉,他知道流浪的感觉,也知道做一个合格的流浪汉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他不会白吃白喝,更不会混吃等死,他是个有工作有尊严的流浪汉,他看不起那些成天无所事事在大理古城闲荡的人。“人要活得有尊严,就不能像仆役一样接受别人的施舍,人们是不会尊重一个仆人的。”汪勇说。

“周云蓬从束河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去隔壁的‘大马餐厅’买饭认识了汪勇,次日,汪勇找来问可不可以帮他做博客,我答应了,他偏要给100块钱作为酬劳,这钱不能要,他说那我请你喝酒,我接受了条件,刚说完他就跑出去买酒了,拦都拦不住,过了一会儿搬了一箱子大麦酒回来,弄得我尴尬得不成,第一次遇到这样请酒的,汪勇人很热心,热心到大理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只不过他的光头让别人看上去感觉像个坏人,他喜欢诗歌,我个人觉得他已经到癫狂的状态。”就在前不久,有人把他与汪勇的见面的过程写在了自己的博客里,癫狂是对汪勇的定义。

是的,可以对着任何一个刚刚认识的朋友,仰着头,半闭着眼睛,全情投入地朗诵他的诗歌。“10年前我就认识他了,当时他到成都小酒馆看摇滚乐演出,他拉着谁都会给人家朗诵诗歌,不管对方愿不愿意。”10年前,汪勇给九月酒吧老板欢庆的印象是执着,如今,欢庆有些佩服汪勇。

在欢庆的酒吧里。一个来自葡萄牙的长笛手在欢庆的酒吧里演出,当天这位乐手演奏的是大提琴。汪勇听后非常喜欢,花了半个小时从酒吧跑回住处把他的大包背到酒吧,花了很长时间找到一张CD,一定要送给这个葡萄牙乐手。“当时一位国内著名的音乐人也在,骂他没骨气,他解释说,这不是没有骨气,我只是喜欢他的音乐想送他一张CD。”欢庆对此记忆犹新。

“对,就是他,我买过他的CD,他特别能说,不买你会觉得不好意思。”跟王勇买过唱片的薛玲在丽江再次与汪勇相遇。在她看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生意人,因为他要是见别人特别喜欢又没有钱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把CD送给别人。汪勇算过,他卖一年打口的收入是5万块,这让他感到欣喜,这是他在馆子里打工挣到的十倍。

“人是不一样的,有人需要在城里拥有几套房子才会有安全感,有人要在洱海边建造一栋房子才会有成就感;但汪勇只要活在这里就已经满足了。”汪勇的朋友这样说,要是谁同情汪勇的话,那他肯定是最值得汪勇同情的人。

 

关于爱情

两周前,在五一街末端一家叫“我在丽江等你”的酒吧里,汪勇还是穿着来自缅甸的筒裙,背着一个蓝布缝制的挎包,里面放着几张CD,不知道他是来碰运气,还是来歇脚。昏暗的烛光里,汪勇的头和他眼睛上那副老式的棕色树胶眼镜尤其耀眼,过了一会儿,瞳孔逐渐适应了酒吧昏暗的灯光后他认出了我。

汪勇不会掩饰他心中的喜悦,他正憋着一肚子的话想倾述。“我遇到那个人了,太巧了,就在丽江的街上。”汪勇遇到了那个他爱的女人,叫梅子。他很肯定,梅子一定也是爱他的。说着,汪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满了梅子的电话。他说,有的人的电话号码需要刻在心里,有的人却根本不用,忘了最好。

过了一夜,汪勇在五一路另外一家酒吧门前摆摊,因为这里有一场关于抗击旱灾的演出,汪勇的诗歌朗诵被安排在了最后,估计很多人都等不到那个时候就得休息了。跟汪勇打招呼的人很多,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她们总是争先恐后地与汪勇合影。“我带你认识一位姑娘,刚从台北过来,她很爱我的。”汪勇说起话来带着几分醉意。

 

汪勇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他的爱情故事,其中最无法考证的就是他在西安各大学里做门客时,与一个比他大很多的大一女生相爱了,他为之付出的仅仅是珍贵的第一次。“晚上我喜欢去听一些讲座,遇到讲得好的我就鼓掌,遇到讲得不好的我就在下面嘟嘟囔囔,这个行为引起了那个女生的注意。”汪勇自述的初恋很浪漫,他说那个女生很疼爱他。

还有,他说自己在做黑导时也经常会有意外收获,他也说不清楚这些算不算是爱情。“他绝对是遭女孩子喜欢的,以前他和一个美国女孩好过,当时古城的人都说他不应该跟这个外国姑娘发生什么!”欢庆说,就连避孕套都是人家姑娘提供。

汪勇热衷于给姑娘看手相,用他躲在棕色树胶眼镜片背后的小眼睛仔细阅读姑娘的手掌,然后猛地一击:“你这是第二次受伤了!在此之前……”不管对不,汪勇的表情肯定是认真的。最后一次见到汪勇是上周五,他刚从昆明回来,他把在丽江挣到的钱买了精油、毛绒玩具等等送给了梅子,以至于他进货的钱也是找别人借的,他说梅子是个不错的编辑,他会让梅子来写他的一生。

“这种表白看上去是如此拙劣和老套,但汪勇喜欢姑娘却是大理城尽人皆知的。而这种喜爱到了他那里,往往会演变成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吹嘘他的新恋情——大理城又有哪个姑娘想要嫁给他了,他今天又爱上哪个女孩儿了。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天天都有,他还总爱摆出一副不爱搭理的柳下惠模样,或者一脸遗憾地说:嗯,这个姑娘太好了,像我这种浪子,可不能耽误人家。”有人在网上这样总结汪勇。

 

隐居地理

居无定所

确切地说汪勇没有固定的住址,他可能是在人民路末端不起眼的小院里租一间房子,也可能在某个朋友的院子随遇而安。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的住所是在丽江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他和几个流浪歌手合租了一间废弃的酒吧二楼,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策划/谭智良 王雷   统筹/马伟智 纳英

文图/云南信息报记者 李元涛  党建为

原题:大理不拒绝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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