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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4 15: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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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汉译本的比较分析（中）
二、体贴格里高尔的话是谁说的
《变形记》刻画了负面的父亲形象，描写了父亲的恶，而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从小说开头的敲门声便可以判断出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的不同：母亲轻轻地敲，“多温柔的声音”，而父亲用的却是拳头。在小说第一部分第十六段中，李文俊与张荣昌的译本将一段体贴格里高尔的话误译成父亲说的，这显然有悖于卡夫卡的叙述逻辑：
“格里高尔，”这时候，父亲在左边房间里说话了，“秘书主任来了，他要知道为什么你没能赶上早晨的火车。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另外，他还要亲自和你谈话。所以，请你开门吧。他度量大，对你房间里的凌乱不会见怪的。”“早上好，萨姆沙先生，”与此同时，秘书主任和蔼地招呼道。“他不舒服呢，”母亲对客人说。这时他父亲继续隔着门在说话：“他不舒服，先生，相信我吧。他还能为了什么原因误车呢！这孩子只知道操心公事。他晚上从来不出去，连我瞧着都要生气了；这几天来他没有出差，可他天天晚上都守在家里。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子旁边，看看报，或是把火车时刻表翻来覆去地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做木工活儿。比如说，他花了两三个晚上刻了一个小镜框；您看到它那么漂亮一定会感到惊奇；这镜框挂在他房间里；再过一分钟等格里高尔打开门您就会看到了。您的光临真叫我高兴，先生；我们怎么也没法使他开门；他真是固执；我敢说他一定是病了，虽然他早晨硬说没病。”……“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太太，”秘书主任说，“我希望不是什么大病。虽然另一方面我不得不说，不知该算福气还是晦气，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往往就得不把这些小毛病当作一回事，因为买卖嘛总是要做的。”“喂，秘书主任现在能进来了吗？”格里高尔的父亲不耐烦地问，又敲起门来了。（李文俊译）
“他身体不舒服。”母亲对秘书主任说，而父亲则还在门旁说：“他身体不舒服……”（张荣昌译）
从小说的叙述逻辑来看，体贴的话应该是母亲说的。在母亲说话的前后，父亲显得都不耐烦，甚至当外人的面揭儿子的短处，他怎么可能说出一段体贴格里高尔的话？秘书后面说的话显然也是对母亲的一种回应。我们可以参照另外几种译本对这段话的翻译：
父亲还在门边说话，母亲对经理说：“他人不舒服……”（姬健梅译）
父亲还在门边说着，母亲插进来对协理说：“他不舒服……”（赵登荣译）
“他不舒服，”父亲还在贴着门说着，母亲插进来对协理说：“他不舒服……”（叶廷芳译）
“他不舒服，”当父亲还在门旁说话时，母亲对全权代理说，“他不舒服……”（谢莹莹译）
“那孩子身体有点不舒适。”父亲在门边对他说话时，母亲对经理这样说着：“真的，经理先生，是身体不舒服……”（金溟若译）
对比几种译文，姬健梅与赵登荣的处理显然准确一些。卡夫卡小说原文的句子结构可能有点复杂，叶廷芳与谢莹莹的译文试图完整保留小说原文的句式，力图以切近原作形式来移植原作风格，但让人无法分清前面的“他不舒服”是谁说的。但这五种译文都表明，后面体贴格里高尔的一段直接引语是母亲说的，符合母亲的身份和个性特征。
三、老板是坐在桌子后面吗
目前在当当网上最畅销的《变形记》汉译本是译林出版社的《变形记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子后面对职员发号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听，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李文俊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变形记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子上面对职员发号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听，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李文俊原译，《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
这是写格里高尔的一段内心独白。译林版本将老板“居高临下坐在桌子上面”中的“上面”改成了“后面”，如果老板是坐在桌子后面，他的工作方式就谈不上“真奇怪”了。这样的修改显然是错误的，与这段话的叙述逻辑不符。同样的修改错误还出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审判——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和2000年版《城堡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强加克制的话，我老早就辞职不干了，我会到老板那儿去把心底话一吐为快，他听了定会从桌子上摔下来！那也真是一种怪异做法，自己高高地坐在桌子上对底下的职员说话，而他又耳背，人家不得不靠到他跟前去。（谢莹莹译）
假如我不考虑我父母的态度中，我早就辞职了，那样我就会走到我的头头面前，把我的所有想法都一股脑儿倒出来，他不从高高的桌子上掉下来才怪！这也算得上是他的奇特方式，坐在桌子上居高临下地跟职员们说话，而由于他的耳朵又背，大家必须走近才行。（叶廷芳译）
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早就辞职不干了，我就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古脑儿全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上掉下来不可！他坐到那张斜面桌上，居高临下地同职员说话，而由于他重听人家就不得不走到他跟前来，这也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工作方式了。（张荣昌译）
姬健梅、赵登荣的译文与以上三种译文一样，均译为“桌子上”。与五种德译本译文进行仔细比对，可以发现李文俊原译中的“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应该修改为“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上蹦下来”。在这句话的翻译中，五种德语直译本更忠实于原文的意义。当然，在这段话中，叶廷芳将“老板”译成了“头头”，可能也是误译。
四、“它”还是“他”
小说倒数第九段，老妈子发现格里高尔死后，马上就去拉开老萨姆沙夫妇卧室的门，用足气力向黑暗中嚷道：“你们快去瞧，它死了；它躺在那踹腿了。一点气儿也没有了！”李文俊、张荣昌、叶廷芳、谢莹莹、姬健梅、赵登荣的译文用的都是“它”。但是在小说倒数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二段中，写妹妹对哥哥的称呼，出现了明显差异。李文俊译作的旧版本全部用“他”，个别版本与张荣昌译本一样，在倒数第十四段用“他”，倒数第十九、第二十二段中用“它”。叶廷芳、谢莹莹、姬健梅、赵登荣几乎全部用“它”。王宏、王翠的译作在这三段中全部用“他”。从妹妹对格里高尔的“判决”内容和语气看，叶廷芳、谢莹莹、姬健梅和赵登荣的译文可能较为贴切。倒数第十四段的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是叶廷芳的三段译文：
“亲爱的父母亲”，妹妹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说道，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件事你们也许没有看清，我可看透了。在这只怪物面前我都不愿说出我哥哥的名字，因此我只想说；我们一定得设法摆脱它。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一切能力，想尽办法照料它，容忍它，我想，谁也不能对我们有丝毫的责难。”
……
“我们必须想办法摆脱它”，妹妹现在只对父亲一个人说……
“一定得把它弄走”，妹妹喊道，“这是惟一的办法，父亲。你只需设法摆脱这是格里高尔的念头就行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格里高尔，这实在是我们真正的不幸。可是它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假如它是格里高尔，那它早就该明白，人和这样的动物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早就自动跑掉了。那样我们固然没有了哥哥，但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我们怀念他，敬重他。可你看这头怪物，它紧随我们不放，它在害我们……”
从小说内容看，因为妹妹强调“它”是“怪物”和“动物”，不是格里高尔，用“它”可能较为准确。比较几种译作，叶廷芳、谢莹莹、姬健梅、赵登荣对“他”与“它”的微妙处理基本类似，比其它译文似乎更为恰当，更加传神。妹妹对格里高尔的称谓，反映了她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变化，显示了卡夫卡将冷酷推至极致的能力。格里高尔的变形，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越来越多地进入非人状态，完全变成了甲虫：“音乐如此打动他，难道他是一个动物吗？”妹妹用“它”来称呼格里高尔，这是对格里高尔变成动物的最后确认和“判决”：“人和这样的动物无法生活在一起”。这是小说中最刻骨铭心的情节，与格里高尔感情最深的妹妹“把它弄走”的态度最为坚决，她将人形的格里高尔纳入回忆的想象性存在，坚决否认变成甲虫的“它”与格里高尔的任何联系。卡夫卡给了我们一个深刻体会人与残酷现实关系的字：它。翻译中用“它”还是“他”，应忠实于小说原文。卡夫卡在写作《变形记》时显然进行过精心设计，他的意图是在动物的形象与人的境况之间建立起更加准确的投影关系。这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和一个平庸作家之间的差别。
五、“墙角”为什么变成了“椅子角”
小说第三部分，妹妹准备拉小提琴时，父母因为从未出租过房间，所以对房客们过分客气。在对这一场景的翻译中，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变形记》（李文俊译）有一处明显误译：“有一位房客端了一把椅子请母亲坐，她也没敢挪动椅子，就在椅子角上坐了下来。”这段误译还出现在李文俊译本的其他版本中（《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审判——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和2000年版《城堡
李文俊译本的另外一些版本中却出现了正确的译法：“有一位房客端了一把椅子请母亲坐，他正好把椅子放在墙角边，她也没敢挪动椅子，就在墙角边坐了下来。”（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卡夫卡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变形记》、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变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卡夫卡小说选》等）。这种翻译其实比较准确了，这表明李文俊对最初的译作进行过修改。但更多的李文俊版本却莫明其妙地将“墙角”变回了“椅子角”，还删除了“他正好把椅子放在墙角边”。这肯定与《变形记》原文相违，叶廷芳、谢莹莹、张荣昌、赵登荣、姬健梅的五种直译本都提供了佐证，下面列出其中三种译文：
母亲坐在一位房客端来请她坐的椅子上，那位先生正好把椅子放在一旁角落里，母亲也就不加挪动而坐在那儿了。（谢莹莹译）
母亲却得到了一把由一位房客递给她的椅子，坐在边上一个角落里，因为那位房客偶然把椅子放到那里，所以她也就坐在那里了。（张荣昌译）
母亲接受了一个房客递过来的一把椅子，她没有移动椅子，就在它所在的那个角落里坐下了。（叶廷芳译）
译事无止境。《变形记》极其丰富的内容，别具风格的叙事方式，给翻译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李文俊先生多次对译本进行过修改，对他不同的版本也需要加以对比分析，在传达原文的内容上，多有不一致之处。
六、神秘数字“三”可以意译吗
小说倒数第五段中，描写格里高尔的父母与妹妹从卧室走出来的情景，李文俊的的译文用了“他们”，孙荣昌、叶廷芳和谢莹莹用了“三个人”：
三个人都有点哭肿了眼睛；葛蕾特时不时将脸贴在父亲的胳臂上。（孙荣昌译）
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哭过似的，葛蕾特时时把她的脸偎在父亲的怀里。（李文俊译）
三个人全都有点哭红了眼睛；格蕾特不时地把脸贴在父亲的胳膊上。（叶廷芳译）
他们三人眼眼都有点哭过的样子；葛蕾特时而把脸靠在父亲手臂上。（谢莹莹译）
小说倒数第三段中，描写格里高尔的父母与妹妹写三封请假信，他们正写到一半，老妈子走进来了。李文俊的译文用了“他们”，孙荣昌、叶廷芳和谢莹莹的译文用了“三个写信人”：
起先他们只是点点头，并没有抬起眼睛，可是她老在旁边转来转去，于是他们不耐烦地瞅起她来了。（李文俊译）
三个写信人起先只是点了点头，没有抬头看她，可是老妈子却迟迟不想走，这才使他们生气地抬起头来。（叶廷芳译）
三个写信人起先只点点头，没有抬眼看她，只是当老妈子总是还不肯离去时，人们才生气地抬起头来。（孙荣昌译）
三位正在写信的人起初只是点点头，并没有看她。当她总也不走时，他们不悦地抬头看着她。（谢莹莹译）
小说的最后一段，叶廷芳的译文比李文俊的译文多出了两个“三”字，比孙荣昌和谢莹莹的多了一个：
然后他们三个人全体离开住宅……车厢里就他们三个乘客，洒满暖融融的阳光……因为他们三人都有一份较好的、尤其对今后颇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叶廷芳译）
随后三个人便一起离开寓所……这辆电车里只有他们这几个乘客，温暖的阳光照进了车厢。……原来这三分差使全都蛮不错，而且特别有发展前途。（孙荣昌译）
于是他们三个一起离开公寓……车厢里充满温暖的阳光，只有他们这几个乘客。……现在一看，工作都满不错，而且还很有发展前途。（李文俊译）
随后，他们三人一起离开住所，……因为三个人的工作都相当不错……（谢莹莹译）
参阅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汉译本，张艳华对《变形记》最后一段的翻译中，“三”这个数字出现了五次：“然后三个人离开了公寓”、“他们三人是车里仅有的乘客”、“三人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三个人所找的工作都不错”、“三个人就这么谈着”。 纳博科夫认为，“三”这个数字在故事里起相当大的作用。纳博科夫的观点，请参见本书第四章。因为纳博科夫强调了“三”的重要意义，张艳华没有将“三人”意译为“他们”，可能更接近原文，保留了原文的这一特色。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文学翻译不仅仅是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前提。“三”作为一个神秘数字，构成了《变形记》的整体结构，这是卡夫卡有意地、精心安排的结果。如果不了解这个结构，就很难理解小说的意义。
七、格里高尔的家到底有几个厅
在文学课上，纳博科夫要求学生弄清楚《变形记》房间的具体布置，门在哪里，家具如何摆放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对于翻译家而言，要精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在李文俊《变形记》译本中，“起居室”（最早的版本为“起坐室”）出现了16次，“客厅”出现了4次，“前厅”出现了6次，“门厅”出现了3次。李文俊译本中的“起居室”，谢莹莹、张荣昌、金溟若也译为“起居室”，叶廷芳、赵登荣、姬健梅则译为“客厅”。谢莹莹译本中，“起居室”出现16次，“前厅”出现8次，“门厅”出现4次。李文俊译本中的“客厅”被姬健梅全部翻译成“前厅”，被赵登荣、张荣昌全部译成“门厅”，被谢莹莹分别译为“前厅”和“门厅”，被叶廷芳分别译为“前厅”、“门厅”和“客厅”。比如：
“安娜！安娜！”父亲从客厅（谢莹莹、姬健梅译为“前厅”，赵登荣、叶廷芳、张荣昌译为“门厅”）向厨房里喊道，一面还拍着手，“马上去找个锁匠来！”于是两个女人奔跑得裙子飕飕响地穿过了客厅（姬健梅、叶廷芳译为“前厅”，谢莹莹、赵登荣、张荣昌译为“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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