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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革命家孟用潜

(2012-04-16 15: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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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物

孟用潜

悲情革命家

革命人生

杂谈

                           ——我的邻居(一)

                                       作者 王民伟

文化大革命前,在北京外交部一个宿舍大院里住有一对老年夫妇。说他们老(也不过是六十来岁),是因为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在院子里遇到他们打招呼时,还要称呼他们:“爷爷奶奶好!”他们就是时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孟用潜和夫人赵韵霭。由于他们家的孩子都大了,不像其他家里有同龄伙伴那样,可以经常到家里去玩。因此,我从来也没有进过他们家门,也不熟悉孟老的历史经历。

 

                               悲情革命家孟用潜

                                   孟用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孟用潜家就被造反派抄了,并勒令他们搬出我们院。之后,我就不知道他的音讯了。直到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了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不敢说是他的邻居,以免造成麻烦。

当中国历史翻过最沉重的一页后,刘少奇一案得到彻底平反,被颠倒的历史终于有了新的篇章。在中共十一届五次全会上,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还特别指出:孟用潜在刘少奇未定案前就有二十多次否认“证词”的申诉,但是都被专案组无理扣押了。历史总算是给了孟用潜公平的结果,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孟用潜那跌宕起伏的一生吧。

                               命运多舛

孟用潜(1905-1985),直隶深州(今河北深县)人。原名孟坚,又名孟谦,化名曹长清。192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大革命时期投身于革命斗争,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科长,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并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被选为中共六大代表。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党中央派到东北工作。后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1929年6月,为满洲省委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30年8月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10月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1932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1938年后,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重庆总会视察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上海局调查研究部副部长;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华北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供销社总社副主任;外交部党委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孟用潜的一生命运多舛。在长期的地下革命工作中,他曾经二次被捕入狱。虽然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化险为夷,但是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多年后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还有,在解放后他曾经就“统购统销”政策“上书言事”,结果被撤销了中华全国供销社总社副主任的职务。此后,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被作为罪行进行批斗。受的苦遭的罪,有口难言,更不要说允许他申辩了。

 

                                上书言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农业上学苏联,就是把农民刚刚分到手、还没有捂热的土地又重新收了回来,大搞集体化。1956年,是毛主席推行农业合作化、掀起全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顶峰期,同时还要对粮、棉、油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所谓“三定”,把主要农产品掌握在政府手里,也就是此后实行多年、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和长期影响人民生活的“统购统销”。再加上两年后实行的户口制(据说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立此制度)等政策。农民成为不能进城、不能吃商品粮、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二等公民。

对统购统销政策,当时就有许多人持有异议,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孟用潜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工合运动和供销合作事业,对合作化问题有很深研究和很高造诣,对农村经济也有独到见解,因此不同意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他认为,三定很难准确,定产和定购容易偏高,定销可能保证不了。这就会造成农产品物流不畅。因此建议还是用加强供销合作的方法发展农业,比较稳妥,也见效快。于是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的看法。结果被扣上反对统购统销的帽子,于1956年4月免去了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的职务。

对于有人不赞成搞统购统销,毛主席极为恼火。直到1957年1月18日,他还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评说,“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她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因此,“孟用潜上书言事”就成了党史上风传一时的事件。

孟用潜因为写信给中央表述自己的意见,而倒了一辈子霉。

                                     首当其冲
   
孟用潜与外交结缘,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中央组织了一套强有力的班子,准备到联合国接国民党占据的位子。中央任命代表团团长张闻天、副团长李一氓、秘书长刘贯一,军事参谋团代表耿飚、托管理事会代表冀朝鼎、经社理事会代表孟用潜,以及陈忠经、钱三强、王铁崖等一批专员和几十名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联合国席位搁浅,这个代表团就解散了。孟用潜被撤职后,原先中央打算安排他到南开大学当校长,后来他主动申请到了外交部,参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建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孟用潜因为历史问题,成为“牛鬼蛇神”。首当其冲地成为外交部第一个“文革”牺牲品,也是十年“文革”中,在外交部大会上被残酷斗争最凶的一个。

1966年8月,在外交部和研究所、出版社连开了三天的批斗大会。在外交部举行的会上,主席台上的横幅写着:“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用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大会”。开会时,孟用潜被叫到主席台上接受批判。台下布置有人领呼口号。不知是事先安排还是临时自发的,突然间有人喊:“孟用潜跪下!”主持人也就当即责令他跪下。后来,发言者提到谁,谁就得跪到台前陪斗。于是研究所几乎所有领导和业务骨干共19人就跪成一排,每人都给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还手拄两根哭丧棒(白纸糊的木棍)。给孟用潜戴的高帽周围暗藏图钉,戴上去用手一按,就满头流血。大会开完,还要在部内游斗,由站立两边的群众任意踢打和侮辱。游了没多久,孟用潜已晕倒在地爬不起来了。从此以后,他就住进“牛棚”,供随时揪斗和审问。
    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像孟用潜这样犯过一次“错误”,而在历次政治运动来临都脱不了干系呢?回答可以很简单,就是这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都是极左思潮一根主线的使然。

                                 灭顶之灾
  孟用潜于1967年5月22日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他是被公安部正式逮捕的。起因就是他与刘少奇在东北搞地下工作时是同事,而且曾经一块被捕又出狱的那段历史引出的祸。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废掉当初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方法是公开的,毛泽东亲自写大字报炮轰刘少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和手续,就将国家主席、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打入冷宫。刘少奇曾经申诉过:“我还是国家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没有用处;刘少奇向中央提出辞职,解甲归田回家种地——没有人理睬。罪名逐步升级,使用手段也极其恶劣和极端残酷,使刘少奇一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结果更是耸人听闻,无视党纪国法,将刘少奇折磨凌辱,至于死地。

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给刘少奇定罪,是整人者最不踏实的事情。不择手段地寻找到证据,是使陷害合法化的关键。于是,当年孟用潜与刘少奇在沈阳纱厂一同被捕入狱的历史,成为专案组“重点突破”的对象。只要孟用潜承认刘少奇有叛变行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可是残酷的刑讯逼供,并没有使孟用潜轻易承认同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叛变了。由于他拒不承认,导致在狱中受尽摧残和折磨,直弄得变成痴呆,丧失记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有时失禁。
    据当年专案组成员肖孟回忆:“每次审讯” 专案组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就这样,经连续七天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交代。但他事后曾经20多次口头或书面申诉,推翻假供,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至于作为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叛变的那件主要“证明”,到底是怎样搞出来的,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孟用潜在长期残酷刑讯逼供和诱供下被迫按专案组的意思写了供词;其二是专案组先写一个供词,强迫他照抄一遍;其三是他的妻子赵韵霭说,供词是用他在狱中所写交代的字拼凑而成,然后按《白毛女》中对杨白劳的办法强摁画押。到底是哪一种,无法肯定,但后来他翻供了二十多次,却是不争的事实。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国民党监狱的酷刑没有使孟用潜屈服变节,而共产党的逼供却使他违心地做了假证,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一幕啊!

悲情革命家孟用潜                                     江青被押上法庭

                                       劫后余生

孟用潜还算是幸运的,能够活着出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到刑事处分的达到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更是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

1978年孟用潜得到平反,后来还当选为第四届政协委员。但是只给他安排了一间小平房住,放张大床就再没多少空间了。当他的好友们得知他出狱后就立即去看他,看到他躺在床上胡子拉茬的样子和那间破烂小屋的环境,首先反映在脑子的印象就是和坐牢差不多。后来才给他换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

由于在关押期间对孟用潜精神和身体的摧残,出狱后的孟用潜头脑已经不太清楚了,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还和亲人说过一些狱中情况。如说他写的材料不合乎专案组需要时,他们就当面撕得粉碎,再把碎纸塞进他的口中,使他张不开口;在审讯他时,曾经把他的头按到椅子下方的格子中逼供……说得最多的是,专案组拿出来的“证言”不是他的意思。他骂当时的公安部长,说那些搞专案的和看管人员很坏。坏的时候则糊里糊涂,连夫人赵韵霭也不认识了。赵韵霭有点伤感地说过:有一天竟把她当成了保姆,说你不愿意干就走。奇怪的是,别的事记不起来,也不愿意说话,可是棋艺却并未忘,每次与人下棋还总能赢。后来孟用潜完全痴呆了,送进北京医院时,已变成植物人。于1985年8月8日病逝。

就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还有可能作出更大贡献的革命家,竟然被毁在自己的组织手中。

 

当夜深人静,我在掩卷闭目地回顾悲情革命家孟用潜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很想知道孟老会是如何解答自己的人生?他一定会很骄傲地说:我已经把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然而,组织却只是给了他一纸平反空文和一个空闲的位置。那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受到的迫害、造成精神与身体的摧残,尤其是长期人格和人性的压抑侮辱,难道就这样一风吹了?太不公平了吧!!!

如何解决历史上受过伤害、错误处理、甚至造成死亡或伤残的办法,是个重要课题。要像宣传英雄那样大张旗鼓地为他们树碑立传;要追究那些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不能放过那些“遵命行事”的人;要用经济补偿的方式给受害人或家属进行赔偿;要让后代明白,鲜红的党旗和国旗上,还有那些牺牲于自己人手中人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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