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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小子之苦读

(2020-06-18 17: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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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

青年农民

辛苦读书

县城借书

小屋

            穷小子之苦读

    在乡间劳动的岁月中,我经历着艰苦,也体验着快乐,而我喜好读书的天性,始终未被消磨掉;无论是苦是乐,都不能影响我好读书的习惯。现在想起来,好读书的习性可能首先由于我性格的内向,其次因父亲有一定文化而受到一些薰陶,最后一点是回农村后逐步形成的对社会的认识以及自己的人生志向;这最后一个因素后面还会专门谈到。

       书在农村是极为缺乏的。父亲在1946年暂停教书时曾把一些书捐赠给了贾曲小学。到我在农村劳动时,家中书籍已不足百册。村子里都是农民,根本就没有书,想借也无处可借。那时家中没有收音机,没有有线广播,什么信息也没有。记得在学习焦裕禄的那一年,我去县城,看见墙上有“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大标语,还以为焦裕禄是个小学生或中学生呢。平时也见不到报纸,到大队开群众大会时,便去大队的办公室找张报看看。后来大队的文书嫌人乱拉,把报都藏了起来,更是一眼也瞧不上了。六年半的初期,有一次大队还把这些失学的年轻人召集起来,说是要办个晚间上课的业余学校。在这第一晚集合时宣布:三天以后正式开课。但是,直等到三年以后也再没有过什么音信。无书读没办法,有时只得找有些农村人会有的秦腔戏本来看。一个戏本看完后又无书看,只得从头又看,以至有些戏本可以全部背诵下来。精神的饥饿,与胃肠的饥饿同样残酷地在折磨着人啊。

       我终究得要努力寻找书籍,我不能毫无作为地忍受精神的饥饿。六十年代的农村也决不都是文盲,更何况家乡属关中地区,两千年前即已是文化较发达的地区。除《水浒传》外,我读了《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英烈传》等旧小说,也读了《红日》、《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保卫延安》等新小说。回乡劳动后我到卫修业老师处借过他的一册《鲁迅全集》,也借过他的一厚册《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在村里一位医生的手中,借到过一本新编的小书《唐诗一百首》。在困难时期,贾曲镇曾有个小书店。记得还在上小学时,一次我攒够了四角五分钱,去买一本早已看中的鲁迅的《故事新编》。但我带了钱去时,这本书被调整放在了书架最高处,我够不着往下拿,只得请卖书的人为我取下来。卖书的人见我是孩子,估计不会真买,便不愿动手取,说:“我若取下来你就得买。”我说:“一定买。”然而待取下来一看,才发现我记错了定价,不是四角五而是五角五。卖书人虽未再说什么,我自己却已脸红到耳根。只因缺少一毛钱,当我脸上无光地匆匆走出小书店的门的时候,心中是何等的羞愧啊。我去县城的书店买书,买过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常识》,也买过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一次买《中国文学史》想再多买一册,竟只差二分钱,真是气死人。直到走出县城,我还不断盯着泥土路面,希望在地上捡到二分钱再回过头去把那本书买回来。后来,总归把文学史如愿买全了。记不清是从贾曲的小书店还是县城的大书店,我买过一本《初中语文》,还有一本《文章选讲》。《初中语文》是专供业余学习的,选了初中课本的许多好课文,有注释有简要讲解。《文章选讲》(也许叫做《大学语文》)是精装的,记得是东北某个大学编的,对文章讲得更细;记得其中有杜甫的《石壕吏》等诗篇。

       家中也还有些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牛虻》这两本小说,都是父亲解放后买的。家中有线装的《史记》三函二十四册;《昭明文选》两函若干册。只是这两部书当时我看得不多,没有注释的古书我还很难看懂。翻《昭明文选》至司马相如的大赋,许多字都不认识,根本念不下去;只有两句好懂:“千人唱,万人和,山谷为之震动,川泽为之荡波”。又有解放前铅印的《经史百家杂钞》一套好象是四册,没注释,同样不好读,只略记下陶潜《自祭文》开头数句。家中还有更古的书,不仅是一般的线装,记得父亲说其属较早的什么朝代的版本,大约是宋版吧。我的印象那木雕板(不是活字)印得轻重不匀,字迹也不甚清,字体属宽扁状的宋体。其中只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好懂。因大都是四字句,我抄了下来,所作断句后来与新版本对照基本都正确。在那些苦于无书可读的日子,见到印刷的纸页便视为珍宝。一次我在路上捡得线装书一页,似是陕南某县的县志。只记得其中引了古人的两句诗,“商山秦岭愁杀人,山石榴花红夹路”。又一次在家门外拾到手大一块旧报纸,大约是前巷人家(其家有在外工作的人)包东西用后又扔掉的。我拾来一看,恰巧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诗,完整的八句,还有几条注释。接下来的事自然是抄在本子上,背诵至今。

       1964年秋,我开始在县文化馆的图书室借书。在文化馆借书,是我哥哥给我引的路。我哥小学毕业未上初中,劳动一年后又在贾曲小学附设的农中班上了约一年;最后也是半途而废,这种班大约也垮了。哥哥与妹妹小时上学都甚聪明,未能多读书均属遗憾。哥哥在村中劳动也常找点书读;他不知如何得知文化馆可借书,于是办了个借书证。我知道后自然不甘落后,也给我办了个借书证。那时手续较简单,先去领张申请表,填好后让大队盖个章,第二次去就可领到借书证并当场就可开始借书。办证及借书都不收一分钱。哥哥借了一段时间再未借,后来我用我与哥哥两个借书证,一次可借两本书。当时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借阅过《李白诗选》、《陆游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等许多书籍。

       县城在贾曲东北方向,当时一路都是旱田,故所行的几乎全是斜路,直线通到县城。单程号称十五里,用家乡人的话说,十五里还要“硬”点儿,也就是说家际上多于十五里。这条路有的路段是可行农家大车的大路,有些地方则是只能过人的小路。沿路两旁尽是庄稼,并有七八个绿树簇拥的村庄相伴于路侧。若偶尔走一趟,或可有不少赏心悦目的趣味;可惜我匆匆忙忙,老是走得太急。我每次必须在中午这一晌时间里用大约三个小时往返一次,这样家中人就会以为我是在生产队的田里挣工分去了,不会知道我少干了一晌活。到得后来,父亲大约也知道我去借书,但未加干涉。父亲还有颇开明的一面。除了耽误一晌干活时间去借书以外,还有许多次是利用雨天不能干活的时间去借书。我头戴一顶草帽,肩披一条旧口袋(粗线织成、厚厚的、装粮用),顶风冒雨奔行三十余里,难免衣裤俱湿。即就是天晴的日子,路长心急,只得疾走。村上人偶有碰见我之行路的,熟知我急走之状。我尽量跨大步子,提高速度;每一个转弯都在抄着小弯一边走,以便少走那两三步。若是炎热的夏日,晒倒不怕,咱练就不怕晒;但口渴实在难熬。路边田里碰到有水井时,若正在抽水浇地,我就会在水井边趴下去将凉水灌饱一肚子。但有时天不旱不浇地,没有抽水,便无水可喝。这时便在井台边出水口的浅小水池中看是否有存水,有即可饮。存水甚浅,也不清洁,有一次我口渴难忍,眼看着浅浅的水底即有一截一截的麻雀屎,也只得趴下去喝上一些。只是喝时尽量注意嘴唇入水浅些,不触着雀屎就是了。

       有一次曾写过下面一首略带些词的味道的诗:

              日高蝉鸣皂荚树,风动荫浓地潮湿。

              横躺一停行人步,惜哉时势不许!

              安得蹬车轻驰,当车只得以步。

              步行难安命独苦,道旁偷桃渴难止。

诗中的皂荚树是指东张家村东头那株大皂荚树。借书回来,又渴又疲乏的行人,从皂荚树下路过时,是多么渴望能躺在树下歇阵凉、解解乏啊。然而我得及时赶回家,走入树荫随即又走出树荫,不敢停一步,又进入酷热的阳光下。当时我家没有自行车,想象骑自行车赶路当是何等的惬意轻松!然而仍只能以步代车。道旁偷桃只是极偶然的事,那是归来经过我们大队的果园时,若太渴可于路边摘两个桃来吃,守果园的人都认识,发现了也不要紧。我清楚地记着,有一次归来在半道上又热又渴,路边有片香瓜地,但那是外村的。正午时分地里路上均无人,但我几经踌躇,总是怕瓜田的小庵中有人在张望,未敢摘一个瓜来解渴。      

       县文化馆的图书室藏有四五万册书籍,但检索不便。管图书的长期是一位文雅的中年男子,与我这乡巴佬感情上总有些距离。有时雨天我进了图书室忘记将草帽取下,他会带着揶揄的口味说:“这儿可没有下雨呀。”有时又挑剔说我还的书上沾了土,我则生气地顶了一句:“地球上就有土么。”说来此人还不算心胸太狭窄的人,后来仍借书给我,未曾刁难过。文化大革命之初,他们发一张征求读者意见的表,要填大半页读书的感受。我写好后第二次去交与他,他见到其中有“开卷有益”一语,即说,象这样的话都是应该受批判的。当然他并未把我提供给批判会作对象,只是说说罢了。后来一首回顾借书之事的诗有两句道:

           四年来,谁记驰驱多少里;

           四年来,看尽人多少眉高眼低!

总之,其人使我不悦。

       借书归来之阅读,也决非轻松之事。最关键的是没有时间。生产队除春节几天时间外,只要天未下雨,便总有活可干。一日三晌,日出至日落,仅回家吃两次饭时稍停一段时间。但全家人都出工劳动,吃饭的时间还包括做饭,一般人都得在这段时间抓紧干些家务活。天黑收工后,一般还算有段时间可利用。我之苦读,当然得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六年半的后期几年,我便很少去看戏耽误时间了。记得在炎热的夏日,天黑后房间里热得人难于忍受,家中人都在院中乘凉。我为赶时间看书并进行抄录,于屋内灯下挥汗忙碌。本来少穿些衣服可以凉快点儿,但屋内却有蚊虫叮咬,为防蚊子咬,我只得整齐地穿上长衫长裤,去忍受加倍的酷热煎熬。冬日,室内寒冷,钢笔尖的墨水凝为冰屑,为抄写,我只得用手捂着笔使冰屑融化。许多古典诗文,我都抄下来。象李白、陆游等人的诗集,每人所抄即订成一专门的本子,似一册小书。记得抄出的陆游诗选的本子皮搞得很厚,实实是一本小书的式样。还曾借过多册《中华活叶文选》,其中诗文也大量抄录。及至1968年被捕后,公安人员从我家抄没这类抄录的本子共二十余册。抄古诗文时正面抄原文,在前边一页的背面用更细小的字抄注释。阅读时一边读原文,随时移过目光去就可以看注释。六年半的后期,春节期间为抓紧时间读书,村道里闹社火的锣鼓震天响我也不出门,包括外家在内各处亲戚一家也不去,只怕误了时间。

       多年来我与哥哥住一室。1965年哥哥结婚,我为了读书方便,自己动手盖了一座小书屋。书屋虽小,竟还是两间。外间深五尺五、宽六尺五,供睡觉与看书。里间深仍五尺五,宽仅四尺,为放置书籍文稿之处。此房极简陋,土坯垒墙,屋顶以几根胳膊粗的木头隔一尺多远横着摆放一个,然后用夏日苇子园畔的麦田里被割掉的那些未成熟的短芦苇压在上面,用泥抹一层,这种青芦苇不够时竟用玉米杆来凑合。上面再摆一层薄瓦,两瓦只敢参合一寸多,怕瓦多了压坏了房子。小窗只是几根木条子。门是用镰把粗的树枝做成框架,然后用果树剪下的细枝条编成。实实在在是古代式的柴门了。桌是用土坯垒成两个土墩,中间架上些不到二尺长的薄木板为桌面,桌面两头部分就是泥台子本身。凳子就是矮泥墩了。冬日笔尖凝冰,就是在此屋中的情景。冬日有时睡到天亮起床,冻僵的双脚还未暖热。及至夏日,那薄薄的屋顶怎抵得了漫天降下的酷热,此屋比普通屋子更热许多。后来许多极重要的工作,恰是在这所极简陋的小屋中完成的。

       我要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必然会少做些家务活,时间久了,在家中难免受到批评。母亲在世时对我读书似无什么批评。父亲的情形便复杂了。父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本来是支持我读书的,但后来父亲处境及心情很不好,便讨厌我读书。此后父亲心情极不好,见我看书就厌烦。大约在我还未停学的时候,一次做饭时我一边拉风箱烧火,一边又在看书,父亲一气之下将我的书夺去放入了灶中。后来大约是六年半的初期,一次父亲将我的书扔在了房顶上。我生气顶牛也不去取,过几天下起雨来,我才把书取了下来。后来在县城借书时,父亲的心情该也好了一点,未加干涉。但我老钻在书中,连村上人都认为我有些古怪。本家的长辈也劝导过我;村中人的议论传到父亲耳中,父亲也骂过我。然而我终究不能改变我的选择,这选择不仅是读书的习惯而且也包括我的人生志向。父亲并不专制,仍听任我自行其是,自由发展。于此似乎可以说,父亲对我实行了一种“自由化”性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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