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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学人周有光谈学校教育

(2010-11-18 2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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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学人周有光谈学校教育

百岁学人周有光谈学校教育

 

    记者:您“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请问您所受的学校教育和教过您的老师,对您形成这种不断思考的习惯是否有影响?

     

    周先生:应该说和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有关系的。我那时的老师非常提倡兴趣,强调没有兴趣,什么东西都学不好。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大一时,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他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记者:现在不少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不喜欢上学。当初您对学习浓厚的兴趣、旺盛的求知欲是如何培养的?

     

    周先生:那时老师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兴趣。但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勉强的。现在的教育负担太重,孩子们没有一点自已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生长的土壤。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9点钟才上课,上午只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我们学得很轻松,也很快乐。兴趣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压力,有很多空闲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

     

    我们那时有些管理制度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习,接受教师的教育。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我们那时的大学是很有贵族味道的。当时我很穷,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姐姐在上海教书,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圣约翰读书,但圣约翰的学费很贵。姐姐的同事知道后就把她家里当作财产储存的皮衣当掉,接济我读书。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做翻译。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学校通过考试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样就应付了学校的费用。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现在清华、北大都在慢慢地改,走出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记者: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现在许多人认为,知识爆炸时代学得越多越好。

     

    周先生: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会去思考。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给我们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他是一个语文老师,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看。

     

    那时中学小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我的老师让我们平时觉得很轻松。我想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就不会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兴趣的。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语文改革也是如此。

     

    语文改革是语文自身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简单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为目前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在文革期间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会被批为洋奴。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小学生文字水平普遍下降。现在中小学又非常提倡古汉语、古诗词的教学,社会上有人还搞古诗词诵读工程。这种现象同语言现代化建设是否有矛盾?

     

    周先生:我不认为读了文言文就能写好文章。《光明日报》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有人提倡文言这件事?我说21世纪提倡文言是时代的错误,要先把白话学好,再学文言。白话文言二者语法是不一样的。你一会儿文言,一会儿白话,文言学不好,白话也学不好,反而把小孩子搞乱了。克林顿当年拿出15亿美元投资教育,让孩子8岁过阅读关,实际上美国的孩子6岁就能看很高水平的杂志,如果用古代语言就做不到。我认为,你可以学古代的语言,但要选修。古汉语不是基础教育的内容,是大学生学习的一种专业,非专业的人不用学很多的古汉语,接触一点就可以了,但白话文一定要学好。从教育的角度看,是先了解现代,再了解古代,而不是先了解古代,再了解现代。你白话学好了,古代的东西就可以自动学了。举个例子,我受邀请去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小学生就用铅笔,不用毛笔、钢笔,因为写字方便。书法是一种艺术,是少数人的事,不喜欢就不用学。写字是每一个人必须掌握的本领。日本教育注重实用书法,中学生也不用毛笔写,只有搞艺术、搞书法的人才用毛笔。

     

    记者:日本的教育跟中国相似,但现代日本的教育支撑了比中国发达的科技,发明创造也多,问题出在哪里?

     

    周先生:在科学方面,美国重视基础科学、发明创作多,日本重赚钱快,发明很少。在教育上,我们要很好地学日本,日文跟中文相近,日本语文教育和我们相近,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语文教育上耽误了许多时间。我们的语文跟美国差别大。当然,美国、日本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

     

    我还想谈谈宽松的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我的曾外孙6岁从美国回来,在看英文的福尔摩斯。他们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并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我在中学时,每学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教育。这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相近。比较前苏联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前苏联是培养专家,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但大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对于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是清楚的。

     

    记者:是实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教育界曾有长期争论,现在倾向培养通才基础上的专才。现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学校倡导英才教育,提倡培养精英人才、领袖人物。

     

    周先生: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沈从文早年很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记者:您认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是什么?

     

    周先生: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其中国文是基础,最重要;英文也是基础,要拿起来就能写。中文学好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很多人喜欢看小说,通过大量阅读就学好了。

     

    记者:您从小上新学堂,大学上了教会学校,后又留学海外,30年代到了日本,40年代再去美国,1949年回国。这种复杂的经历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造就了一代学者在学识上融通古今中外,品格上突显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志。您认为我们现在教育应该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和面向未来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学习西方文化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

     

    周先生:我为什么要写文化的文章呢,有许多人笼统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是不对的。你要谈文化,首先要知道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我认为,现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实际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叫国际现代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部分是现代整个世界文化的共同部分。古代没有现代文化,它是19世纪慢慢形成的。今天是全球化时代,必须是全球化文化,以国际现代文化为主,国际现代文化是大家共同的,这是文化的主要方面。二是传统文化,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包括本国的文史哲,包括本国的宗教、艺术,具有本国特色的。笼统讲东方、西方文化为什么不对?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放在一起才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含西亚、南亚和东亚文化。我写了篇《漫谈西化》,专门谈这个问题。中国所讲的西方,最早是指西域,后来是西天(印度),最后才指西欧,这是三个西方。糊里糊涂说西方文化是不对的。中国是三个“东方”之一,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我比较了三所大学课程,中国今天有名大学的课程主要来自欧美,3/4是外国的,物理、数学、化学是外国的,是国际现代文化,1/4是国内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缩小,国际现代文化在扩大。我们现在处于双文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一个人也一样,可以容纳两种文化,并不矛盾。我既能听昆曲,又能听现代音乐,因为人本身就是矛盾的。西方宗教是信上帝的,科学是反宗教的,两者矛盾,但我知道很多生物学家都去作礼拜,信上帝。

     

    记者:最后,大家都想知道,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是如何做到保持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和乐观向上精神的?现在的老师很辛苦,压力很大,很多教师身心处于亚健康状态,你能否给教师传授一些“秘方”,以拥有健康的体魄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周先生:一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后人超过前人的。二要多动脑,多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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