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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与魔鬼同体共生——对王刚小说《火车站》的一种误读

(2019-07-19 23:52:47)
分类: 杂说

天使与魔鬼同体共生

——对王刚小说《火车站》的一种误读

/刘从富

 

王刚的小说《火车站》,以火车站作为中心舞台,以一场大雪作为背景,叙述者隐藏在王小元这一人物身后,犹如在王小元身后安装了一个高清摄像头,自始自终将镜头的焦点聚集在王小元身上,为我们拍摄了一场小小的“人间悲剧”,不露声色地运用客观冷峻的白描手法,塑造了王小元这个集天使与魔鬼两种性格于一身的小人物。王小元作为小说的主角,与配角杨光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他不像杨光那样性格单一,扁平,像一个标准的好人,但也不是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浓的坏种。他的身上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狰狞的一面,同时他的性格中还具有一定的幽默感。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天使与魔鬼的混血儿,塑造得较为丰满。

为了塑造王小元这一人物,王刚花了较大的力气,不惜动用文字的千军万马,利用多重环境的铺设,将他与小说中的配角杨光一步一步逼向了生活的深渊,让他们在生活的深渊里不断地挣扎。

小说以一场大雪开篇,便让人物陷入恶劣的环境之中,在恶劣的环境之中展开生命中的一小段历程。这一场虚构的雪,使架子工停下来,造成了一种没工可做,坐吃山空的局面,引起了工人们初步的焦虑,矛盾便在这一场封门的大雪之中展开。对于那些条件稍微宽余一些的工人,尚可以用牌九来消磨这突然多出来的闲暇与焦虑。而对于王小元与杨光这样家境窘迫的工人,他们却没有资本用赌博来消磨这些闲暇时光,所以,这场大雪让他们的焦虑显得比别的工友更深刻一些。

在大雪初下的开头几天,王小元与杨光因为各自家境的原因,没有参与工友们的牌九赌博行为。在这百无聊赖的时空之中,王小元显示了他的幽默感,他做了一种假设,把大雪天还敢爬上架子的架子工想象成一只只赤裸裸的冻鸡,自我打发空虚寂寥无工可开的时间。这看似一处闲笔,但这一意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作者有意为之,这一意象不断在王小元的脑海之中闪现,形成了一种人生命运的象征对应物,象征着王小元以及像他一样的下层打工仔的命运。

关于人性,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的两位先贤已有论述,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荀子·性恶》)。当然,关于人性的善恶,孟荀两子各执一端,各有定论。但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可能一千年之后依然无法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姑且相信,在人的内心之中其实包含了善与恶两种因子,环境的变化,既会诱发善,也会诱惑恶。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光“担心拿不到工钱,没办法回学校读书。”而他却抱有纯朴的善望,“相信陈学书,认为狗日的不会坑这帮兄弟。”如果天气就此放晴,工程得以顺利推进,工友们顺利拿到工钱,欢欢喜喜回家过年,那他的善愿就会变成现实,善良的员工,善良的老板,员工与老板皆大欢喜,社会和谐而完满。不过,小说的创作肯定不允许小说中的人物那样顺风顺水,没有愿望与现实(或心理)的矛盾冲突,小说就像没有波澜的河流,充其量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小说当然需要波澜,所以王刚不会让他的善愿得以顺利实现。因此,王刚让环境进一步恶化,让那场封门的大雪继续飘落,让能够提供温暖与光明的电,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停下来,让黑心的老板逃之夭夭,让工友们陷入寒冷与黑暗的深渊,陷入拿不到工钱,甚至没有足够的路费回家的窘境。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些工友通过电话、微信、QQ等现代方式的便捷联系,或者靠亲,或者靠友,都有了归属。如鸟兽散,纷纷离开冰冷黑暗的工棚,回归温暖幸福的家,与亲人团聚去了。而王小元因为“家里只有一个瞎眼老娘,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妹妹”,家,自然靠不着。杨光“父母虽然健在,但家里穷得叮当响”也失去了依靠的可能,再加上读书人的面子作祟,使他与王小元这对难兄难弟陷入更为绝望的境地。

此时,王刚将舞台从黑暗冰冷的工棚转移到人潮熙熙攘攘的火车站,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再度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们先是在买票的人流之中仔细分辨,希望找到能拯救自己的熟人。在失望之后,又在地上寻找,希望有人掉钱,而大地上除了掉垃圾,根本就不会掉钱包。王小元想到了乞讨,但被高傲的杨光一票否决了。

绝望中的王小元想到了同是来云城打工的打工妹——刘三姐餐馆的服务员小敏。他希望从小敏的那里得到支助,让他没想到的是天下的乌鸦都是同样的黑,小敏的老板也不是一只什么好鸟。小敏想回家,不但没有要到一分工钱,而且被一心只想着赚钱的老板训斥了一顿。他花了十元钱,看到的却是小敏的一场悲剧。他只好向小敏说了一句善良的谎言——只是想去看看小敏,而不把自己已经走投无路的境况如实告诉刚刚受了委屈朋友,不愿将自己的苦难扩展到他人身上,足见他有善良的品性。

自己虽然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但他还是对自己的难兄难弟杨光照顾有加,在举步维艰的时刻,他依然舍得花钱为他买烤红薯,买白面馒头,足以显现他天使的面孔。

自然环境的冷酷,社会环境的恶劣,家庭环境的贫穷,注定王小元的一再失败,难以达成顺利回家的愿望。一再的失败,唤醒了他潜意识里沉睡的魔鬼,他狰狞的一面开始无意识地展露在我们的眼前。他从小敏那里返回火车站的途中,“经过一家包子店的时候,买了两个馒头。经过一家五金店的时候,鬼使神差走了进去,选了一把水果刀。”这短短的两句话充满诗一样的张力,这两个不经的小动作,便让我们看到了王小元这个人物的复杂性,看到了天使与魔鬼在同一个躯体内的和谐共生。而在午夜,他拿着这把水果刀走出车站,走进火车站侧边那条小巷“准备碰碰运气”的时候,他已成为一个午夜的幽灵。当然,此时的他也没有完全泯灭人性,面对邻居大嫂式的胖妇人与妹妹一样的瘦姑娘,他依然下不去手,两次“松开了握刀的手”。而面对第三个像黑心老板陈学书一样的目标时,他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热血上涌,紧走几步,一下拔出了匕首(应该是水果刀)”。如果不是杨光的及时出现,我们几乎就看到了他从天使变为恶魔的那个瞬间。最后,王小元还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偷老板陈学书的电脑换钱,获得了回家的路费,但他却没有回家,而是买了去四川古蔺的火车票,要去陈学书家陈老板家过年,至此,王小元这个天使与魔鬼同体共生的混血儿已跃然纸上。至于最后他是变成了天使,还是变成了恶魔,王刚没有交待,我们便不得而知了。这也许正是王刚的高明之处,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留下了一片空白,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让我们在读完小说之后继续去猜想小说的结局与人物的命运,去品味那种悠长的余味回香。

在水城,我曾认为远刚与王刚这两个进过鲁迅文学作家班的刚是并驾齐驱的小说家。远刚善于吸收各种流派的营养,把小说写得具有先锋气质。王刚善于讲故事,常常把故事讲得摇曳生姿,吸人眼球。可惜远刚近几年改写诗歌去了,水城诗坛多了一个优秀的诗人,水城文坛却少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如今,只剩下王刚一人,继续把他的故事讲得摇曳生姿,异军突起,把精彩的故事讲出了水城,讲出了凉都,讲出了贵州,讲上了《民族文学》《朔方》《厦门文学》《短篇小说》《北方作家》《牡丹》《长城》等省内外的一些知名刊物,把故事讲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认为王刚的这个短篇《火车站》秉承了他一贯的优势。在本篇故事的叙述中,王刚使用了反复的手法,让冻鸡这一意象多次在文中出现,使之成为一种像朗诵体诗歌一样不断往复的回环,不仅增强了小说叙述的节奏,而且使冻鸡这一意象成为小说人物命运的一个象征物,暗示着人物命运的起伏,把整个故事讲得摇曳生姿,吸人眼球,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不是说他的这一短篇已经达到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地步。有些细微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商榷商榷的。

首先是小说的语言,以前,由于阅读视野狭窄,主要阅读诗歌理论著作,很少涉猎小说、散文,多见诗人谈论语言的准确性,而很少看见小说、散文家谈论语言的准确性。因而,一直认为语言的准确性主要是针对被称作语言的炼金术的诗歌而言的,后来读到了汪曾祺先生的《小说笔谈》,对先生的“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一个写小说的人得训练自己的‘语感’。 要辨别得出,什么语言是无味的。”我深以为然。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王刚的《火车站》,我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再修饰一下的。比如,“经过一家包子店的时候,买了两个馒头。经过一家五金店的时候,鬼使神差走了进去,选了一把水果刀。”我觉得两个“的时候”去掉以后,感觉会更好一些,有诗一样的干净利落。再如他多次写到的火车奔跑时车轮撞击铁轨的那种声音,王刚写成“咔嚓咔嚓声”,我认为有两种写法可能读上去感觉会好一些,一种是去掉“声”,写成“咔嚓咔嚓”,一种是去掉一个“咔嚓”,写成“咔嚓声”。

其次是小说的叙述,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崛起之后,“怎么写”第一次超过了“写什么”,经过九十年代的沉潜之后,似乎小说又从先锋向传统回归了,讲故事似乎又成为小说最主要的形式,没有故事的小说不再受到读者的喜爱。但是这种回归又不是简单的回到从前的传统,而是将“怎么写”与“写什么”进行了调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既重视内容,也不轻视形式,将小说的形式与内容进行了有机的结合。王刚的小说,大多是按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叙来进行叙述的,《火车站》这篇小说也不例外,小说的开篇,便将人物置于打工工地上的工棚,以一种顺叙的叙述方式推进。在我与朝在的交流中,我们认为开篇可以将人物直接放在火车站这一舞台,让人物直接进入矛盾痛苦的焦勺之中,形成一种中间开花的叙述模式,可以让人物以镜头闪回的方式,插叙陷入火车站这一困境因由,让人物带着回忆在时空中穿越,走向那个不知所终的结局。当然,每一种叙述的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点,并不存在哪一种叙述的方式更高一筹的说法,但是适当的改变叙述方式,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小说具有更多的面目,如果某一天将其结集,收入个人的小说集,亦可避免整本集子叙述方式千篇一律的尴尬。

另一个方面,也许是时间比较仓促,王刚没来得及仔细打磨,我觉得《火车站》的一些细节尚有打磨的空间。比如“近一年来,陈学书只支付了伙食费,还有一点零花钱,也就是说,他们的命根子还攥在陈学书手里”。这个描写是不是有些夸张了呢?打工的人,如果一年不往家里转账汇款,有些人的家庭生活可能就难以为继,困难可能就难以克服,他们可能早就一拍两散,另投他处,不再跟着这样一个拖欠工资的老板混了。再如,“王小元摸了摸裤兜,那里装着他的全部家产,二百八十元钱。而要买一张去老家的票,哪怕是硬座,也得八百多元。”文中对王小元的故乡虽无明确的书写,但却有所交待,王小元好像是贵州的,而我用“飞猪”搜索了一下,硬坐到贵州要八百多元的地方却没有找到,即便是从中国最北端的城市漠河到贵州最西端的城市威宁,如果坐最便宜的硬座,就车费一项而言,也就是五六百元而已,远未达到王小元所说的八百多元。又如,陈学书的身份证编码开头的520应该是贵州的编码,而不是四川的编码,四川的身份证编码应该是以510开头,既然身份证地址都搞成四川,为什么不把身份证编码也搞成四川呢?当然,身份证的编码是以第一次办身份证时的户籍所在地为准,也许陈学书第一次办身份证时户籍所在地是贵州,但我觉得搞个四川的身份证编码应该会更合情合理一些。

我觉得小说的虚构,也应该尊重生活的基本常识,从生活常识出发的虚构也许更经得起推敲,更令人信服。以上这些细枝末节未必能够决定《火车站》这一短篇小说的成败,但是如果将这些细节处理得更符合情理一些,肯定会让这篇小说增色不少,让我这种有考证癖的读者无证可考,无剔可挑。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了,像是在故意找王刚的碴儿。像把“水果刀”写成“匕首”那样的小失误,与一些错字别字就不再在此纠缠了。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以上也只是我作为一个读者,从我个人的认识与角度对王刚的小说《火车站》的一种误读,不当之处,肯定很多,希望王刚兄弟海涵,并恳请他与兄弟姐妹一起对我的不当之处进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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