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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简介

(2016-07-29 16: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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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夏勇简介都是秘密往往保不了密 保密局调整"保密"方向 

中国网 时间:2005 年9 月20 日 文章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网 

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是人权与宪政专家 

9月12日上午,在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沈永社宣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人数以及相关情况不再保密。 

这是国家保密局第一次作为新闻发布者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秘密的范围较广,很多人并不清楚怎样就算泄漏国家机密。此次国家保密局尽管只迈了一小步,却符合阳光政治的大趋势。“一个国家不能拥有太多秘密”,有专家评论说。 

国家保密局第一次举行新闻发布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邹铭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这次新闻发布会,国家保密局作为主体单位牵头,“我们只是起到辅助和执行作用。” 

在外界看来,国家保密局一直罩一层神秘面纱。打114查号台查不到该局电话,上网无法登陆它的官方网站,因为没有。而一些地方的保密局已经陆续有了自己的网站。这在国务院部委中极为罕见。 

此次新闻发布会尽管只到了十几个记者。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沈永社身着深蓝色正装庄重得体地出现在镜头前。他是国家保密局多年来第一个出现在媒体面前的官员,这也是沈永社第一次履行新闻发言人的职责,他的另一个职务是国家保密局副局长。 

“一开始他显得有些拘谨,但很快便轻松自如了,在宣布完决定之后,他笑着回答记者的提问。”一位与会记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看上去40多岁的沈永社显得精干,其得体表现让颇具神秘威严色彩的国家保密局的形象变得亲和起来。 

在这次发布会上,沈永社称,这是国家保密局第一次进行新闻发布,在这方面保密局起步比较晚,但也要开始做,以后会逐渐规范化。 

国家保密局宣传处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据各方反馈情况看,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反响很好,至于下一步解密发布的措施现在很难讲,“但这个趋势肯定有。” 

据悉,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是针对《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修订工作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的。 

据介绍,原《规定》中有相关规定:对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进行保密”。修订后的《规定》废止了这条保密规定。 

沈永社表示,过去,中国把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作为国家秘密事项,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的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减灾事业的发展,继续把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作为国家秘密,既难以适应中国救灾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此前,解密方面的一些微调已经出现。沈永社透露,去年开始的外交部档案公开其实即是一项先行措施。 

人权专家夏勇出任保密局长 

在这些改变的背后,是备受关注的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 

6月7日,在国务院公布的人事任免中,著名法律专家夏勇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此前,夏是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有报道披露,夏勇在其著作中提出“新民本说”理论,指出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此外,夏勇还是中国人权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 

与夏勇有同窗之谊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对人权保障问题有比较深的思考,他如果把这种观念贯穿在他的工作中,实施政府的决策,当然是一件好事。 

“他现在成为保密局局长后逐步把法律理想付诸实践,他也知道怎样寻求突破口,对现有的体制是有推动作用的,对于保密局的工作,人们应该能够感觉到这一变化。”夏勇曾经的同事、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突破口 

“国家保密局这次开的新闻发布会意义很大。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重新核定我们到底什么该保密、什么不该保密。” 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中国国家秘密分为三个级别:秘密、机密、绝密。按照以前的《规定》,自然灾害损失属于国家秘密最低一级别。 

事实上,中国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对于“三年自然灾害”等灾难事件的死亡人数长期以来存在争论。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邹铭透露,中国政府在灾情信息发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年来,根据救灾工作的需要,重大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年度因灾死亡人数已逐步公开。 

“现在基本能保证重大灾情在两个小时内到达民政部及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不再作为国家秘密事项,是将这一做法制度化、规范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看到这个新闻后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是由于国家在进步、开放。不高兴是因为连这样天灾人祸如台风等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以前都是秘密。”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评论说,如果因灾死亡的人数及时公布,公众就能判断,在那样的灾情下这些死亡数是否正常;或者就可得出推论,政府和有关领导是否用了心,尽了力;防灾救灾的措施是否及时,是否得当;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都是秘密往往保不了密” 

国家保密局一位参与起草《保密法》的重要专家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保密法》正在修改,我们解密的工作也一直在做,今后保密范围会逐渐缩小。” 

他说,“该保密的要保密,不该保密的一定要开放要交流。保密是要有成本的,保密并不是越多越好,公开会促进社会进步。” 

周志忍表示,国家保密局这次做了一个表率,但不只是自然灾害,其他方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该有个标准,现在最应该关注保密的范围。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全书》,共收集保密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250余件,约60万字,共分为综合、经济、科技、国家安全与司法、文化教育卫生、涉外和涉港澳台以及政策性法规文件等七类。 

“现在保密的太多,有些不该保密的也保密了,都是秘密实际上往往保不了密的。” 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 

也有学者担心,国家秘密定义的模糊性,给了官员们任意解释的空间。 

有专家建议,“《保密法》与未来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如同硬币的两面,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两个法律的修改和制定应该同步进行,互相通气,应该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此次自然灾害人数的解密不是保密法内容的修改,是保密法中保密制度的改变,以后在这方面可能还会有很多改变。例如财产公开,外交方面的,把不该保密的公开。” 

在专家看来,大量的经验证明,大量的腐败问题都与政治不透明、暗箱操作有关,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近年来,中国各地在逐步推行政务公开,而也有人对政务公开中的一些做法表示疑虑。 

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高存山说,行政部门执掌着政务公开的主动权。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公开到什么程度,什么时间公开等等,完全由政府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决定。公众只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行政部门愿意公开的部分或全部信息。 

周志忍建言,现在需要根据国情另立标准,需要一个系统的规定。在过去,各种资源都被政府垄断,社会本身无法成熟,现在不仅应该打破政府对物质资源和各种权益的垄断,也要打破信息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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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


2005年5月,44岁的夏勇出任国家保密局局长这一十分重要的职位。杜鹃转任国家民委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夏勇?国家保密局局长?”与夏勇相识的一位学者听到记者的电话后作出这样的反应。 

这确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命。 

6月7日,在国务院公布的人事任免中,著名法律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 

国家保密局虽然挂在国务院部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之列,但是该局与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本报一直严密关注的“法学家从政”现象,至此再添重要个案。 

在最近一次纪念香港基本法颁行15周年的座谈会上,夏勇面对记者的层层围堵,微笑地说了一句话:“我从来不接受采访。”其谨慎低调的行事风格可见一斑。 

夏勇不仅是曾登上中南海讲堂,为国家领导人授课的中央智囊专家之一,他还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部门任负责人。 

现年44岁的夏勇出生于湖北荆州,1978年10月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律,而后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蜚声学界内外,到如今步入政坛,深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的走向备受关注。 

夏勇1982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法律史学,后在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律史学专业硕士;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理学,获博士学位;后转入社科院法学所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1998年9月任法学所副所长,2002年3月任所长。 

在2000年《中国青年》评选的“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百位青年人物”当中,他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作为法学界的代表入列,评选机构对他的评价为:“中国当代最早的人权理论开拓者”、“中国学界成就卓越的法治求索者”。 

治学20余年,夏勇成果丰硕。 

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先后四次重印,可以算得上他的成名作。1995年他和贺卫方等人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被认为是“1990年代中国法学界最重要的书之一”。 

新近的2003年和2004年,他连续奉出几部大作,主题为“政治法律”、“民权哲学”、“依法治国”、“宪政建设”等。 

在学术上步步走高的同时,夏勇的职衔也越来越多,择其要者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理事长、中国-欧盟人权研究网络中方主席等等。其中还包括“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讲师。 

2000年9月22日,当时39岁的夏勇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五十多部长级领导干部进行法制讲座,讲述“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 

夏勇所在的社科院法学所,于1956年筹建,1958年10月设立,为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自1995年以来,法学研究所的著名专家先后5次担任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主讲人,6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主讲人。 

作为所长,夏勇在法学所深孚众望。每年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总是耐人寻味。2003年,他讲的是“正直精邃”???“正直乃最高的美德”,而“精邃之道并非限于做学问”,“可以继续做学问,也可以去做官、经商”,“在这个惯把‘速朽’当不朽的道德氛围里,一定要持恒追远,恪守不易,舍小我成大我,弃小利谋大义”。 

2004年,他讲的是“你们超越了”,提醒那些“超越了老师”的毕业生,“不要因为进步而骄狂,不要因为得意而忘形”,“要时刻问自己:我超越了什么?我真的超越了吗?” 

曾经有人问夏勇哪位老师对他影响最大,夏勇提到西政的杨景凡和林向荣老师。在一篇《忆杨老》的文章里,他回忆起和杨景凡老师晤谈饮酒间谈到“做人、做事与做官”,“做人是最重要的;为了做事可以去做官,但不能为了做官而做官;一旦做官,做人做事可能都难。” 

在这篇文章里,夏勇还写道,“往后便是我转辗南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这个群体里自我放逐,但与杨老、与这个群体的精神联系却从未中断。” 

而关于这种“精神的联系”,法学所一位青年学者向记者介绍,“他(夏勇)对青年人很提携,特别希望他们在学术上勤勉进步。”而对于学者的从政之路,这位青年学者的看法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应当理解这种选择。 

21世纪经济报道6月13日


大公报:中国国家保密局长夏勇“新民本说”受关注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央智囊专家之一的夏勇近日出掌国家保密局后,有关他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近日有报道披露,夏勇在其著作中提出「新民本说」理论,指出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 

夏勇,字同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日前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一九九五年,他被中国法学会评为首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二○○○年,他曾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百位青年人物”之一。

《法制日报》日前发表文章指出,夏勇在其代表性著作《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提出“新民本说”理论。其要义有以下几点:第一,讲民之本而非君之本,讲自本而非他本;民以为本者,是人身、自由和财产。第二,以民权为政治上民之所本。第三,民权本于民性,德性统摄权利;民性以为本者,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第四,民性养于制度,民权存乎社会。 

“新民本说”的要旨是: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新民本说理论最明确而独到的创新有两点:第一,它以民权的程序法则来成全民本,借助权利概念来完成民之本体的建构;第二,它提出了「德性权利」的概念,这个概念,为中国学者自信地深入汉语的民权思想传统提供了宽敞平坦的路径。

夏勇认为,当前中国法制的主要任务是:以法学公理为基础,坚守根本价值,建构基本的框架和原则。法治便是公理,是人类共求之物,社会共通之理。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这也是人文社科的核心价值,是人性之本。 

关于法治的基本原则,夏勇提炼出十大规诫:法律必须普遍,必须公布,必须可预期,必须明确,必须无内在矛盾,必须可循,必须确定,政府必须在法律之下,司法必须有权威,司法必须公正。 

在宪法方面,夏勇主要是从“新民本说”出发提出了他的根本法理论,认为宪法之根本法则由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张扬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构成,蕴涵道统、政统和法统,是宪法合法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的终极来源和根基。宪法是价值法则通过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在公共领域里的运用,以约束权力和保护权利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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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 (2005年 第十三期)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命。
6月7日,在国务院公布的人事任免中,著名法律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
国家保密局虽然挂在国务院部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之列,但是该局与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
在最近一次纪念香港基本法颁行15周年的座谈会上,夏勇面对记者的层层围堵,微笑地说了一句话:“我从来不接受采访。”其谨慎低调的行事风格可见一斑。
夏勇不仅是曾登上中南海讲堂,为国家领导人授课的中央智囊专家之一,他还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部门任负责人。
现年44岁的夏勇出生于湖北荆州,1978年10月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律,而后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蜚声学界内外,到如今步入政坛,深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的走向备受关注。
夏勇1982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法律史学,后在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律史学专业硕士;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理学,获博士学位;后转入社科院法学所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1998年9月任法学所副所长,2002年3月任所长。
在2000年《中国青年》评选的“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百位青年人物”当中,他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作为法学界的代表入列,评选机构对他的评价为:中国当代最早的人权理论开拓者、中国学界成就卓越的法治求索者。
治学20余年,夏勇成果丰硕。
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先后四次重印,可以算得上他的成名作。1995年他和贺卫方等人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被认为是“1990年代中国法学界最重要的书之一”。
新近的2003年和2004年,他连续写出几部大作,主题为“政治法律”、“民权哲学”、“依法治国”、“宪政建设”等。
在学术上步步走高的同时,夏勇的职衔也越来越多,择其要者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理事长、中国-欧盟人权研究网络中方主席等等。其中还包括“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讲师。
2000年9月22日,当时39岁的夏勇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五十多部长级领导干部进行法制讲座,讲述“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
夏勇所在的社科院法学所,于1956年筹建,1958年10月设立,为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自1995年以来,法学研究所的著名专家先后5次担任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主讲人,6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主讲人。
作为所长,夏勇在法学所深孚众望。每年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总是耐人寻味。2003年,他讲的是“正直精邃”——“正直乃最高的美德”,而“精邃之道并非限于做学问”,“可以继续做学问,也可以去做官、经商”,“在这个惯把‘速朽’当不朽的道德氛围里,一定要持恒追远,恪守不易,舍小我成大我,弃小利谋大义”。
2004年,他讲的是“你们超越了”,提醒那些“超越了老师”的毕业生——“不要因为进步而骄狂,不要因为得意而忘形”,“要时刻问自己:我超越了什么?我真的超越了吗?”
曾经有人问夏勇哪位老师对他影响最大,夏勇提到西政的杨景凡和林向荣老师。在一篇《忆杨老》的文章里,他回忆起和杨景凡老师晤谈饮酒间谈到“做人、做事与做官”——“做人是最重要的;为了做事可以去做官,但不能为了做官而做官;一旦做官,做人做事可能都难。”
在这篇文章里,夏勇还写道,“往后便是我转辗南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这个群体里自我放逐,但与杨老、与这个群体的精神联系却从未中断。”
而关于这种“精神的联系”,法学所一位青年学者向笔者介绍,“他(夏勇)对青年人很提携,特别希望他们在学术上勤勉进步。”而对于学者的从政之路,这位青年学者的看法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应当理解这种选择。 

夏 勇,字同人,教授,研究员。研究生招生专业:法理学,宪法学;招生方向:人权与法治理论,宪政原理,香港基本法。

曾于1998年9月任我所副所长兼法学系主任,主管所务。2002年3月至2005年8月任所长,2002年10月至2005年8月兼任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4月至2005年8月兼任法学研究所和国际法研究中心联合党委书记。

曾任学术社会职务: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会专家组成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东方公益诉讼与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理事长,中国与欧盟人权学术对话交流机制中方主席等。

【主要学术作品】

一、个人著作
1、《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1993年、1994年、1995年、1997年重印,2001年修订版)。
2、《朝夕问道-政治法律学札》*(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3、《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4、《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治论要"丛书2004年版)。
5、《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治论要"丛书2004年版)。
6、《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治论要"丛书2004年版)。

二、主编著作
1、《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主编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1996年重印,1999年修订版)。
2、《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两人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科学社会主义丛书"1994年版)。
3、《人权与世界》(主编之一,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
4、《人权百科全书》(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5、《公法》(第一卷,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公法》(第二卷,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7、《如何根除酷刑-中国与丹麦酷刑合作研究》(中英文本,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法治论坛"丛书2003年版)。
8、《法治与21世纪-中国与瑞士法治合作研究》(中英文本,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法治论坛"丛书2003年版)
9、《中国法治发展报告(蓝皮书)2003年卷》,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民权译丛》(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始出)。

三、学术译作
1、《英国法渊源》(沃克著,两人合译,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印行)。
2、《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伯尔曼著,四人合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3、《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米尔恩著,两人合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4、《民权约法评注-联合国》(诺瓦克著,审校,三联书店2003年版)。

四、学术论文
1、《西方新闻自由初探--兼论自由理想与法律秩序》(1986),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汉穆拉比法典与古东方的法治》(1987),载于《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孔子与柏拉图》(1987),载于《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1期。
4、《人权与马克思--一个道德与逻辑的理解》(1989),载于《民主、法制、权利、义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复载于《人权概念起源》附录。
5、《人权道德基础初论》(1990),载于《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修改版载于《人权概念起源》附录。
6、《人权哲学三题》(1991),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春季号。
7、《权利发展说》(1993),采自《走向权利的时代》绪论,载于《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4期)等。
8、《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1993),载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江西人民出版社"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系列"1994年版。
9、《监督机制》(1993),载于《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第三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廉政建设》(1993),载于《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第四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1、《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1994),载于《走向权利的时代》。
12、《中国法理学的历史发展》(1994),载于研究生院教材《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权利与德性》(1996,英文),载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创刊号。
14、《海南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1997),载于《"小政府、大社会"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5、《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6、《论和女士及其与德、赛先生之关系——写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载于《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另载于《东方》1999年第5期。
17、《迪庆藏区基层的依法治理与民间法》(2001),载于《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云南藏区案例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全文载于《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8、《深圳的社会阶层结构与政治参与、财产安全》(2001),载于《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哈哈镜前的端详--哲学权利与本土主义》,载于《读书》,2002年第6期。
20、《酷刑与功利主义》(2002),载于《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2003),载于《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2、《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3、《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载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4、《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5、《飘忽的法治-清末民初中国的变法思想与法治》,载于《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
26、《舍法求法与媒体正义-从敬一丹的说起》,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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