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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佣”要来了,你可听过她们百年漂泊异乡的故事?

(2017-08-09 1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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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编者按:

近日,中国大陆拟引入“菲佣”的新闻引起国内舆论关注。据菲律宾媒体报导,中国政府初步计划在北京、上海和厦门等5个城市引进菲律宾家政服务人员,并提供约合1.3万人民币的月薪。

提起菲律宾,很多人脑海中唯一的印象仍是南海的领土争端,或者香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菲佣形象。毋庸置疑,“菲佣”群体中,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家政服务行业的仍是女性居多。人们熟悉她们,也许也曾得到她们的服务和照料,但却鲜少有人关心,这些受过教育、说着流利英语的女性有着怎样的生命故事。在菲律宾经济腾飞复又衰退的时代背景下,她们为何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子女,选择陪伴和照顾别人的家庭?四散在港台各地的菲律宾外劳,命运又有何不同?

文章很长,但看完它,你也许能对全球化图景下菲佣们的命运有更多了解。


​从省城Tuguegarao到马尼拉,400 多公里,Tolya走了整整 10 小时。七月的菲律宾正值台风季,整日的暴雨让长途大巴内不至过分闷热。然而,这并不能缓解她心头的焦虑 ——巴士刚驶入马尼拉市区,便瞬间淹没在艰难移动的车流中;因大雨近乎瘫痪的首都交通,让她比预约的面试时间,已经晚了一小时。

终点站,下车,换乘吉普尼(Jeepney,菲律宾国最流行的公共交通工具),Tolya马不停蹄地赶往Malate区。三天前,“牛头”通知她到那里的一家中介碰头。和大多准备赴海外谋生的菲劳一样,这个全马尼拉中介最为集中的区域,将是她走出国门的第一站。

马尼拉湾在城市西侧划出一条长长的弧形海岸线,与其平行的几条主干道,外交部、财政部、总统府、美日使馆等机构沿线散落,在西北角勾勒出政治中心“小马尼拉市”的轮廓。Malate便坐落其中。

“菲佣”要来了,你可听过她们百年漂泊异乡的故事?

这是Tolya第一次来Malate。她蜷在吉普尼一角,将手机塞进背包,紧搂胸前,不时将余光谨慎地瞟向窗外。对于当地人而言,Malate几乎是高犯罪率、治安差的代名词。并不宽敞的街道上空,外露的黑色电线经年失修,纵横交错成浓密的网。一辆辆吉普尼肆意横亘在路中央上下客,然后扯着喇叭冒着黑烟呼啸离去,重重的柴油味混合着海腥味弥漫在空气中。四处可见的流浪者,在街边搭起简陋的灶火;便利店门口,守候着饥肠辘辘的儿童,随时准备伸手乞讨;小贩们拿着来路不明的金表和手机,尾随路人招揽着生意。

就整体基建而言,这里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准;受财政能力和土地政策的制约,政府很难实施大规模改造。然而这并不妨碍Malate成为外国游客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从各种老旧建筑夹缝中挤出来的新楼盘,夹杂中、英、日、韩多国语言的各色招牌,熙熙攘攘的外国面孔,从另一侧面,展示着这片老区的高人气。

中东穆斯林经营的“Money Changer ”遍布各个角落,是这里国际化最为鲜明的注脚。星级酒店内的赌场,终日喧嚣;24小时的韩国杂货店,从泡菜到化妆品,一应俱全;满街林立的日式 SPA、泰式按摩店,提供10美元每小时的廉价体验;挂着“苏州点心”、“悦来火锅”、“釜山料理”招牌的食肆酒馆,远远超过本地菜的规模。

直到夜幕降临,光怪陆离的 KTV 招牌亮起,Malate才开启最负盛名的一面——这里是马尼拉最悠久的“红灯区”,以荷尔蒙经济著称的烟花柳巷繁华地。

“菲佣”要来了,你可听过她们百年漂泊异乡的故事?

从外貌到成因,这里依稀可以看到香港骆克道的影子。由小渔村起步,这里曾陆续是西班牙人、美国人、本地精英的住宅区。上世纪 50 年代,一海之隔的越南战争打响,随后十多年间,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卷入战争,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兵到菲律宾消遣;这使得原本就因美国驻军而日渐兴盛的菲律宾色情业,达至鼎盛。

70 年代,时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全国军事独裁的背景下,解除了这里对娱乐场所的经营限制。这样一个类似于“特区”政策的实施,使得Malate一跃成为当时整个亚洲最为热闹的“红灯区”之一。

最知名的Mabini街,霓虹闪烁数公里。这里的KTV女郎,和骆克道上的菲律宾女子并无二样。她们衣着香艳,站在各家门前,当行人经过,依次用韩语、日语、中文热情地打招呼——随着 90 年代美国驻军撤离,韩国、日本、台湾人取代美国人,成为Malate的消费主体。

色情业在菲律宾并不合法。然而,它们拿到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并不难。在解决生计和道德正义的两难之间,这是政府无奈的“暧昧”之举。和Tolya 一样,这些女孩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多数会说一口流利英文。正因这语言优势,如今使得菲律宾女性成为世界各地色情业当中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性工作者,也成为海外谋生的菲律宾女性,仅次于家政的第二大“职业”

同样是为了生计,Toyla志不在此。


进城去,那里有出国赚钱的门路


在Mabini下车,已是下午四点。KTV 尚门庭稀落,持枪的保安慵懒地打着哈欠,夜生活还未开始。Tolya要找的中介,便集中在这条街上。那些写着“Manpower”的广告牌,掩映在其他花花绿绿的招牌中,略显低调;但稍加留意,便发现它们规模庞大。被加粗强调的“香港”、“韩国”、“中东”等字眼,配上简单的招工需求,贴满了路边的电线杆。在Malate,人力资源中介是这里仅次于色情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然而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在一栋灰色的四层建筑中,Tolya终于找到了名为“EQ”的中介,这是一家主打“台湾线”的机构。相邻几家,分别定位香港、马来西亚、中东市场;标志性的维港夜景、带着头巾的中东领导人头像,挂在门口在显眼的位置。在菲劳步出国门之前,这些中介是产业链的最顶端;他们的众多下线——行话中的“牛头”,长期与地方劳工署合作,通过直接搜寻或者推荐的方式,为马尼拉的中介定期输送着资源。

虽是雨季,前来咨询者仍络绎不绝。Tolya站在门口快速地补了妆,捋了捋头发,因熬夜赶路而略显暗沉的脸上,刚涂过的艳红嘴唇显得有些突兀。隔着窗看了几秒,她才小心翼翼地敲开门,填了表格,量体重,测视力。整个面试不到半个小时,但对于她来说,繁复而漫长的出国路,才刚刚开始。

出了大门,她长舒一口气,我这才有机会搭上话,提议到对面不远的“苏州点心”一起吃东西。她没理会,径直走到停车场角落的一处大排档坐下。点了一份40比索(约6人民币)的米饭,一双菲律宾人典型的大眼睛望向我,问吧。眼神中,这才卸下一直保持的防备。

受训人员正在参与食品服务工作坊。摄: Dondi Tawatao

她肤色棕黑,长发,身材瘦削。亮黄色的紧身短袖背心,让她微微隆起的小腹,略微明显;对很多菲律宾女孩子来说,这是曾经有过生育的特征。我试探性地问,她倒十分坦率:“有一个儿子,不过我和他爸爸分开了。” 她没有使用“离婚”这个字眼,我并不感到诧异。我意识到,28 岁的她,和我接触过的很多菲律宾女孩一样,是一位单身母亲

“没什么不好,自己养儿子挺好,省得还要养他爸。”她略带不屑地说,有种赌气般的倔强。

菲律宾是全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全国1亿人口,85%信仰天主教。“离婚”在教义中,并不被允许。同行协助采访的司机告诉我,在马尼拉办一场婚礼大约需要4万比索(6千人民币),对于普通的打工族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

于是,在信仰和经济负担的双重压力下,越过“结婚”这道合法手续,组合在一起生活,成为菲律宾底层社会众多青年男女的无奈选择。

然而,这种没有一纸证书保障的家庭生活,情感的维系在现实压力下,显得相当脆弱。对方离开,更换伴侣的情况相当随意。Tolya便是这种现象下典型的单身母亲。

Tolya选择海外务工的原因非常朴素:“给儿子挣生活费,把他养大”。在这个母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分工中,女性常常要肩负起养家糊口的使命。

菲律宾女性承担着养育子女、老人,维系整个家庭的多重责任”,当地作家Niklas Reese在《菲律宾手册》一书中写道:“当男人失业时,她们需要站出来寻找额外的经济来源;然而却要忍受比男性更为低廉的薪水,更为苛刻的工作环境;管家、保洁这种男性羞于从事的工作,成为她们的选择。”

从“美国梦”到“世界劳工”


“我是ILOCANO。”初见陌生人,Toyla常这样介绍自己。

和中国人习惯介绍自己是东北人、南方人类似,这个词汇是对菲律宾北方人群的一个统称。她的家乡Tuguegarao在菲律宾最北端、面积最大的吕宋岛。当地有句谚语戏说,站在海边,能听到对面台湾岛的鸡叫。

卡加延河从吕宋岛蜿蜒而过,滋养了肥沃的热带土壤。充足的阳光雨水下,随便一颗种子,都能肆意而自由地生长。绵延的群山下,大片农田盛产着菠萝、雪茄烟叶、水稻。这里与另一个菠萝产地——夏威夷,有着相似的纬度和地理环境。也正因如此,15名富有种植经验的男性“ILOCANO”,在 1906年的某天,顺着太平洋季风,前往夏威夷菠萝园,在他乡开始了“甜蜜的事业”。

百年菲劳海外务工潮,从此迈出第一步。

当时,美国刚刚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接管菲律宾。某种意义上,菲律宾像是美国的一个“准州”,菲律宾人移民美国不受限制。加上之前,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法案——“排华法案”实施范围扩展至夏威夷,那里存在了几十年的廉价中国劳工,被迫中断工作,这给菲律宾劳工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空间

受训人员在制衣工作坊中缝制衣服。摄: Dondi Tawatao

“特殊时期的政策给菲劳打开了海外务工的第一扇门。”菲律宾移工权益提倡中心(CMA)负责人Ellen Sana介绍说,以务农为主的菲律宾劳工,此后的务工目的地开始从夏威夷扩展到加利福尼亚等地;时至今日,走在夏威夷街头,菲律宾面孔仍是出现率最高的亚裔群体,而他们大多都是“ILOCANO”。

如果说15个先驱的出发,还带些偶然,那么美国此后四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则为庞大菲劳群体的形成,种下了复杂的种子。

“相比西班牙殖民者实施了四百年的愚民政策,美国人似乎更为高明。他们普及英语,完全采用美国教育体系,塑造菲律宾人的美式思维,努力塑造自己是施助者而不是殖民者的形象。”Ellen Sana笑着,一口流利的美音。

美国的策略造就了菲劳天生的语言优势,也在那之后培养不少“职业化”精英。

“我才是第一代菲劳。”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担任菲律宾总统的拉莫斯,坐在位于Makati的办公室,幽默地开着玩笑。

80 多岁的他指着墙上的一幅世界地图,饶有兴趣地讲述他当年取道夏威夷,再到美国大陆求学的经历,“你要问我菲劳的故事,我可以说上两个月。”

拉莫斯1950年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对于菲律宾来说,那是二战结束后的黄金年代。当周边国家还在独立与内乱的泥潭中挣扎时,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给菲律宾营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20年间,菲律宾一跃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

从美国殖民到黄金年代,大批具有强烈美国认同感的菲律宾人,怀揣着“美国梦”,和拉莫斯一样,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和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菲律宾前往美国并不需要签证,买张票就能出发。

Ellen Sana说,这个时期外出的菲律宾人,不单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追求;在美国、欧洲的医生、护士、厨师等行业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菲律宾身影。

受训人员在工作坊进行食品处理。摄: Dondi Tawatao

至今仍与“菲佣”齐名的菲律宾海员,也在那个时期出现。从美国新奥尔良港口开始,蔓延到遍布世界的航线,出色的语言优势使得菲律宾到现在,仍是全球最大的海员输出国。

同样开始走向世界的,还有菲律宾艺人。“我叔叔可比他们出道早太多了。”Malate的一个酒吧里,《马尼拉时报》资深记者Roy指着一班乐队,神情夸张地讲述他叔叔赴越南赚“快钱”的经历。

越战期间,大批美军在越南扎营,除了定期到菲律宾红灯区消遣外,也有中介不定期地带领菲律宾艺人前往越南的战场,在营地提供歌舞表演。Roy的叔叔那时才 16 岁,薪酬月计,数量丰厚。“那钱放现在看,都是笔巨款,但要是你,敢去吗?”Roy喝了口酒,一张不羁的脸,写满兴奋。

至今,菲律宾人能歌善舞的传统仍在世界各地;延续在香港,不管是星级酒店,还是街头酒吧, 菲律宾驻唱乐队的身影,仍能经常看到。

黄金时代,菲律宾GDP曾达到过7%的连续增长;美元兑比索最高达到1:2的汇率,时常成为菲律宾人津津乐道的直观例证。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第六任总统马科斯上台,军事独裁开始了菲律宾的噩梦。腐败横行,政局动荡,混乱的经济政策,使得菲律宾开始一次次错过世界产业转移的浪潮。


因为现实而离开家乡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加速衰退,民怨沸腾,大批民众失业,整个社会陷入迷茫。就在这时,中东一批“土豪”国家的崛起,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开始吸引菲劳的目光。

当时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全球油价高涨的背景下,各成员国经济繁荣发展。似乎一夜暴富的中东“土豪”国,资金充沛,但国内基础建设并未跟上。广阔的沙漠中,一栋栋高楼等待崛起,大规模基建蓄势待发;正在缺乏人力资源之时,英文好、人工相对廉价的菲律宾工人进入视野。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到伊拉克,从建筑工人、酒店服务生到家政人员,短短的几年内,菲律宾劳工就迅速攻占了中东市场。

“菲律宾劳工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海外务工潮,由此开始。”Ellen Sana口中的“Petro Money ”给这些劳力的付出,带来丰厚额回馈。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科斯时代的劳工部通过法案,将海外务工正式合法化,“民怨沸腾的社会,像是突然打开了一个缺口,大批劳工在政府鼓励下开始涌向海外”。

据 CMA 统计,尽管女性权益在穆斯林世界时常得不到保障,虐待菲劳案件时有发生,但因为收入丰厚,直到今日,中东国家仍然是50%以上菲律宾劳工的首选。

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劳工权益给予相对完善法律保护的香港、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陆续开始向外国劳工打开大门。它们和新加坡一起,因为距离近,收入高,同样为菲劳所钟爱。

将近半个世纪,菲律宾国内停滞不前的经济,和周边国家的崛起,交织成一批批菲劳走向海外的宏大背景。如今,整个国家1亿人口,海外工作的菲劳占据1/10。对于菲律宾政府来说,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是历届政府始终难解的命题。

“从亚洲第一梯队,掉至第三世界,菲律宾经济近三十年间几乎没有大的进展。”资深媒体人Oliver Fan和愤怒的Roy 一样,说起这个难题,滔滔不绝。

菲律宾人一度以“亚洲民主的橱窗”自居。然而,美国人当年种下的这颗种子,在经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土壤中,今日已长成畸形的模样。

家族政治、贪污腐败、寡头经济的大背景下,菲律宾整体经济一路下滑。国内薪资水平本来就低,而孱弱的工业又无法吸纳日益增长的劳动人口,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最差之时,美元兑换比索,一度跌至1:56”。Oliver Fan举例说,上世纪 90 年代,官商勾结之下,电力企业不断加价,一度引发电力危机,一大批外国投资无奈离去。采访中,这样的例子,菲律宾人会苦笑着说出一大堆。

受训人员正在参与家政工作坊。摄: Dondi Tawatao

自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在前前任总统阿罗约经济改革奠定的基础下,菲律宾经济有所回升,近两年一度达到7%的连续增长。但依旧令人头疼的是,看似稳健的经济增长,根本无法惠及到普通民众——在一个积重难返、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下,当局所期待的“涓滴效应”,何时能出现,谁也说不准。

菲律宾劳工部在7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失业率达到6.4%,意味着有 400 多万人没有工作。而对于即便有工作的底层人士来说,每日10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很难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

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正是这样的现实,让Tolya决定离开家乡。

在决定去台湾前,Tolya曾在距离马尼拉两小时车程的Laguna一家电子厂打工。在生产手机配件的流水线上,她每天要工作12小时,但每月薪水只有200多美元,养活一家四口十分勉强。

一家主打台湾市场的中介老板介绍说,部分国家和地区,外劳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当地挂钩;如果菲劳足够幸运去到那里,收入将会比在菲律宾国内务工高出许多,台湾便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制造业的兴起,吸引了大批外劳。目前台湾对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蒙古开放了劳工市场。而菲劳因为英文好,在电子行业更受欢迎。目前全台湾约有 6万左右菲劳,4万人集中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

Tolya之前在电子厂的经验,使得她稍加培训便可快速上手;加上距离台湾近,方便回来探望儿子,当“牛头”找到她时便毫不犹豫做出了决定。


“菲劳”的“美国梦”

“中东梦”和“香港梦”


Mabini街上的香港和台湾中介,多数集中在一起。不少人为了增加申请的成功率,往往会同时向这些中介提交多份申请。

在其中一家遇见王生时,他刚刚下飞机不到一个小时。白皙高个,金边眼镜,油头一丝不苟梳向脑后。“非常忙,只呆一晚,明天就飞印尼。”他一边快速翻看着劳工简历,一边招呼我。言语中,透出港人典型的礼貌和干练。

尽管职员一再笑着强调,这不是老板,但还是能感觉出他们对王生的敬畏。可以理解,这些从香港等地前来对接的合作方,处于产业链的上一层;他们手中握着大量订单,决定着招工数目和质量。

王生供职的中介位于香港将军澳,主要服务当地社区。而旺角则是全港中介的集中地,三千多家中介,大都汇聚那里。几乎每家每月,都有职员像王生一样飞往周边,源源不断地将劳工带回香港。

每月飞一次菲律宾和印尼,从业20年的王生已习惯这样的节奏。随着香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对家佣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而菲佣和印佣因为英文程度好,占据了主要市场。经过面试,王生每次会带回十多名劳工,“没有淡旺季,20多年生意都顺顺利利”,即使是四年前因“人质事件”而菲港关系紧张时期,依旧如此。

香港的女性菲劳多集中在家政行业,这与多集中在组装线上的台湾不同。严格来讲,台湾并不允许“家佣”存在;只有生活不能自理人士,由医师评定具备资格后,才能请“看护”。政策相对宽松的香港,给菲佣提供了相对庞大市场。

“菲佣”要来了,你可听过她们百年漂泊异乡的故事?

“流水线上的工作太单调了。”29 岁的Ana,刚刚结束台北两年的工作,正准备申请到香港,腼腆地她笑起来一口洁白的牙齿,能说简单中文。尽管听闻身边姐妹抱怨过,做家佣自由时间太少,不过她还是期待到想象中灯红酒绿的香港看一看。而传闻中,拥挤的香港居住空间,对她来说也不是问题——在马尼拉,大多数中产以上家庭,提供的佣人房也不过三四平方米,刚刚放下一张单人床。

“比起家佣,我更想去香港做售货员。”Ana提起香港,掩饰不住的憧憬,转而划过一丝失落,“可是从没见中介招过,只能想想罢了。”

香港法例保护本地劳工的就业,外籍劳工来港,大部分都是从事家庭帮工。法例规定,一旦以家佣身份申请来港,便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因此Ana的售货员梦,很难实现。

Ana和Tolya都拥有大专文凭,这让她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更有吸引力。

菲律宾大大小小的学院并不少见,CMA的Ellen Sana介绍说,美国殖民期间,修建了不少学校,大大提升了当时的教育水准;如今教育水准一路下滑,大大小小的院校质量层次不齐,但教育商业化的普及,使得获取一份两年制的专科文凭并不难。据CMA 统计,如今在香港工作的菲劳,60%以上有专科学历,27%更持有本科文凭。

不管是怀着“美国梦”、”中东梦”还是“香港梦”,她们只能凭借这些文凭跨进面试的门槛;要想拿到真正的“offer”,还需经过重重关卡——那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菲律宾劳工部在 30 多个国家设下的分支机构POLO(Philippine Overseas Labor Offices 菲律宾外劳办事处),像是蔓延至世界的信息终端,每日源源不断地收集着各地雇主的“订单”信息,通过审核之后,汇聚到菲律宾海外就业署(POEA);与此同时,有出国意愿的菲劳也可以向POEA登记个人信息。

于是POEA成为同时汇聚“订单”和“菲劳简历”的信息大本营。双方的需求在这里匹配,成为菲劳申请offer的第一步。

这个过程中,雇主和菲劳出于便利的需求,首先催生了“中介”这个庞大的行业。事实上,“匹配”面试的过程往往由中介完成,等最终结果敲定后,再向POEA 报备,办理正式手续。

面试一旦成功,意味着菲劳拿到“有条件录取”,随后便是一系列繁忙的“新生培训”。不论国家和行业,所有菲劳都需参与“行前座谈会”(PDOS)——了解办理手续的流程、出国线路、搭乘交通等各个方面。对于从事“家佣”的候选人,则要另行参加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的基础培训。这些需要花费一到两个星期时间。

而由菲律宾教育和技能发展局(TESDA)提供的技能培训,最负盛名。这是“新人”获得“十八般武艺”的修炼集中营。

炉灶、厨具一应俱全的家庭厨房,洗涤、烘干、熨烫一体的洗衣房,和实体大小一模一样的酒店样板间,木工、车床、电焊设备完善模拟车间……这里几十间教室,提供包括烹饪、酒店、服装设计、语言、半自动化在内的240多门课程。每个课程需要花费一个月到半年不等的时间。

德国公司在这里设有推广自动化操作系统的工作间,韩国政府通过基金会捐助了 3D 动画设计学院,日本企业资助有日式餐饮培训课程,本地华社则捐建有主打绿色能源应用课程的学院……冠以政府或企业之名的项目,有些“定向委培”的意味。

TESDA公共关系处执行总监Aldrin介绍说,除了直属的分校外,菲律宾全国还有2000多间 TESDA认证的私立培训中心,这是菲劳催生出的另一个庞大产业。有些实力强大的中介机构甚至办有自己的培训学校,“自产自销”提供菲劳出国的一条龙服务。

当菲劳完成这一系列培训,拿到POEA颁发的培训结业证书,体检合格,才意味着真正的 offer 到手。

第一桶金


白手起家,这几乎是所有菲劳走出国门前的窘境。护照费、体检费、保险费、政府服务费……几乎样样都要钱。即使拿到offer,也让本身就是低薪行业出身的底层“月光族”不堪应付。

菲律宾政府规定,对于“家佣”和“海员”这两项务工人员,不得收取中介费用;对于其他行业,则根据不同地区,做出限制。例如,赴台的工厂工人,中介费不得超5万比索。但菲劳涉及国家和地区众多,菲律宾法律条文又常常和雇主所在地的规定相冲突,如香港政府就允许,中介可以收取第一个月薪水一定比例的中介费。

这种情况下,产业上层的中介收费混乱,常常收取超出规定的高额费用,而求职心切的菲劳大部分都选择忍气吞声。有过海外工作背景的 Ana,按中介的行话讲,叫“回锅工”——之前的工作让他们小有积蓄。而对于Tolya这样的“新人”来说,这些费用并不是小数目。

可钱从哪里来?菲劳产业链由此催生新的一环——个人借款业务。

台湾人Jack在Malate经营的公司,是最早的一批个人借款公司。同周边的中介公司相比,不到五十平方的办公室,气氛安静,略显低调,但却牵系着数万菲劳的身家。

“首次出国的菲劳,一般需要借7至8万比索;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并不是一笔巨款。”Jack介绍说,国际性金融机构并不屑于做这种小额“个金业务”;本土银行如Metro、BDO,在海外又很少有可以收款的分支机构;加上在香港等地区,菲劳可以自由转换雇主,难以监控还款来源——这就给小型放款公司创造了生存空间。

严格来讲这样的“放款公司”,属于金融周边产业,并不是金融机构。对于菲劳来说,借款并不难。通过面试之后,持有中介合同以及国家调查局(NBI)开具的证明,经过核实,最快当天就可以拿到现金。

受训人员正在参与家政工作坊。摄: Dondi Tawatao

一部分缴纳中介费,一部分留给家人,剩下的则作为自己的备用金。对于零基础的菲劳来说,这笔钱相当于雪中送炭。

从台湾到香港,从中东到韩国,这些放款公司有各自不同的专属条线。菲劳在这些地区安顿之后,便可通过各家公司在当地的合作方进行还款。Jack的公司在台湾的“全家”、“7-11”等便利店,铺有众多网点,菲劳还款十分方便。而不具备条件的菲劳,在借款时便向放款公司开具“期票”(承诺即期或于规定的若干天内,支付一定金额给执票人的本票),每月定期汇款进入个人账户,而放款公司只需定期去银行“轧票”(兑现上述期票)即可。

原则上,菲劳要在出国的12-14月内还清借款。按照行规,每月还款额是其工资的1/3,剩余的分别寄给家人和留作己用。

7月底,Tolya再次来到Malate时,已拿到offer。她即将前往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一家电子厂,在那里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后,便会成为流水线上万千菲劳中的一员。几乎没有积蓄的她,向一家放款公司借了8万比索,年利率23%——“这还是老板打了折的。”放款公司的人员说。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可能加班。每天满12小时,每月就能赚3万比索,这样还完债还能有积蓄。不给加班,我就不去了!”和满是兴奋拿到香港offer的Ana不同,Tolya一脸随时展开战斗的紧迫感。

负债出国,第一年往往是最艰难的时光。Jack说,曾有大批越南女佣因为最终还不起高昂的中介费,选择逃跑,导致政府一度暂停了越南家佣入台。熬过这一年,“第一桶金”才刚刚开始。


何时归途


每年圣诞节前后,是菲律宾机场最为繁忙的时节。不单是因为游客,还有菲劳集中返乡。他们穿过机场专设的OFW(海外菲劳)通道,丝毫不嫌麻烦地拖着电视、电脑、童车等五花八门的礼物,脸上带着收获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奔向期待已久的亲人。

这也是Tolya脑海中浮现过无数次的画面。“高工资,大房子。”大多接受采访的菲劳,对于梦想,给出的答案如出一辙。每一个外出的菲劳,身上都肩负着一个至少三口人以上家庭的重任。除了给父母、儿子赚生活费外,Tolya希望有朝一日能攒够钱,在家乡的镇上开一个加工纯净水的小水站,给家里买一座大房子。

在离马尼拉3小时车程的Batangas,我们看到了“梦想照进现实”的例子。那是一个极为偏僻、连地图都不曾标识的小山村,却因村民外出打工发家致富,被媒体冠以“意大利小镇”的名号。来到这里,丛林密布的山坡上掩映着一栋栋意大利风情的别墅。它们大多三层高,设计别致,材质考究。

Jhun Mansino在意大利米兰打拼了24年后返乡,花费近400万比索,建起了现在的房子。他介绍说,单是这个小山村就有700多名村民,在亲戚的带领下,先后前往意大利打工,村子的面貌也随之不断改变。这是菲律宾赚取外汇,成功反哺家庭的一个缩影。

受训人员在工作坊进行酒店管理训练。摄: Dondi Tawatao

“菲劳带来的外汇收入,正以每年4.9%的速度稳定增长。”菲律宾央行副行长Diwa Guinigundo表示,海外劳工每年为菲律宾带来将近200亿美元的收入,占整个国家GDP总量的 10%。目前,这些外汇主要来源地是美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而这些外劳数量,还在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华定居和工作。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对于高质量家佣的需求正日益旺盛。

对此,暨南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副教授代帆给出的意见是,采取“菲佣配额制度”。他认为,菲佣市场和国内劳务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政府可以每年为大城市提供一定配额的菲佣,这样既可以满足市场需求,而且也可以解决非法存在的”黑菲佣“问题,更可以让菲律宾形成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目前中国对菲律宾的经济影响力实际上不大,远远比不上日本等国。”代帆说,从近期菲律宾与港台两地的争端中可以看到,菲律宾对两地的大量劳务输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菲律宾当局的政策,最后以让步告终;长远来看,值得中国大陆政府借鉴。

然而即便如此,将千万菲劳捧作“国民英雄”的政府,是否真的发自内心鼓励劳工走出国门,仍然是个疑问。

“菲律宾其实是个有些自傲的国家”,台湾人Jack说起话来十分坦率。他认为,作为曾经的亚洲强国,出于国家形象的考虑,菲律宾政府并不是真心提倡菲劳输出,尤其是女佣。近两年,在给菲劳办理贷款业务时,一些部门的刻意设障,让他感觉尤为明显。

“把菲劳捧作国民英雄,纯属无奈之举。菲劳走出去,影响国家形象,但政府又不好公开说出口;说出来,这个贫富落差如此大的社会,谁来养活这些人口?”Roy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言谈间有些激动。

在美国他们是护工,在香港他们是家佣,在中东他们是建筑工人和服务生……在Roy看来,菲劳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观察菲律宾人性格的视角:他们温和,做事勤恳而又吃苦耐劳。而背井离乡,丢下家中的老人和儿童,到他乡打拼,也是迫于生计的无奈。

事实上,阿基诺三世早在竞选总统时就许诺,降低贫困率,创造就业,让更多的人回到亲人身边工作。

“而现在呢?我们不想远赴他乡,我们想和家人在一起工作,和所有的菲律宾人在一起。”采访Roy的当晚,我和其他几个菲律宾同行,在Malate的一个酒吧聊到很晚;话题到最后,众人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可能是因为酒精的缘故,他们的眼眶红红的。





​作者| 赵龙,编辑| 也好,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别处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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