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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与令狐绹关系裂痕起因探析

(2013-12-04 19: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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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令狐绹

裂痕

文化

   摘要:李商隐与令狐绹关系是李商隐生平研究中的焦点之一,二人关系出现过问题是共识,但裂痕之缘起究竟为何,二人各有多少责任,都需要仔细分析。本文指出;二人之裂痕并非因为李商隐娶王茂元女儿并入其幕府之结果,而是在过程中的失礼。

   关键词:李商隐:令狐绹:裂痕

 

   李商隐研究尤其是生平研究,重点在当年“牛李党争”的政治局面以及李商隐本人的表现。关于李商隐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以及与令狐绹的矛盾纠葛,清初朱鹤龄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中有一段话,专门评述李商隐和令狐绹关系之裂痕的原因:

   夫令狐绹之恶义山,以其就王茂元、郑亚之辟也。其恶茂元、郑亚,以其为赞皇所善也。赞皇入相,荐自晋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论,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诸人,皆一时翘楚,绹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笼义山,使终身不为之用乎?绹特以仇怨赞皇,恶及其党,因并恶其党赞皇之党者,非有其憾于义山也。太牢与正士为仇,绹父楚比太牢而深结李宗闵、杨嗣复。绹之继父,深险尤甚。

   诚如朱鹤龄所言,李商隐一生人际关系的转折点确实就是在开成初娶王茂元女儿为妻并入王茂元幕府以及在宣宗初年进入郑亚幕府这两件事上。但“非有其憾于义山也”的结论不准确,令狐绹对于李商隐是有憾恨的。但憾恨的原因不是娶王茂元女儿与入幕,而是半年多没有去探望病重的令狐楚。这是很细微的事情,需要我们仔细斟酌揣摩。二人关系裂痕的起点就在开成二年。

 

一、令狐楚父子有大恩于李商隐

 

   开成二年,李商隐及第后的一些表现尤其是积极求婚王茂元的行为引起令狐绹以及牛僧孺党人的不满,说他“背恩”。乍看此事,好像令狐绹等人心胸过于狭窄。其实我们一定要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况,还原的越接近真实越细致越便于我们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也越容易理解各自的心情与做法的缘由。简单概括说,双方都有责任,但责任各有大小,性质也不一样。

    李商隐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位关键人物令狐楚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终身不渝。令狐楚不但在今体文即骈文方面是他的老师,而且从生活到仕途都给他以很大的帮助。李商隐在十八岁的时候,便被令狐楚聘任为幕僚,是没有任何出身的白衣巡官,所谓“将军樽旁,一人衣白”。李商隐人生的第一官职是令狐楚给的,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最重要的,是内心最为感激的,而对于九岁丧父的李商隐来说,在内心深处将恩师视为父亲也是很自然的事,高山仰止,大恩深重,因此《奠相国令狐公文》才那样饱含深情,血泪俱下。

    李商隐开成二年进士及第,也是令狐楚之子令狐绹鼎力推荐而成。令狐绹如此努力推荐李商隐,是否是令狐楚的暗示不可而知,但令狐绹身后如果没有令狐楚这样的靠山恐怕也难以成功。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对于李商隐确实恩重如山,这是没有疑问的。李商隐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大和六年到开成二年一组共七篇上令狐楚的状文也将这种感激一再重复。[1]

    就在李商隐参加开成二年的考试前,还收到令狐楚送来的金钱,为其能够体面地参加考试提供经济资助。《上令狐相公状之四》记载了这件事:

    伏奉月日荣示,兼及前件绡等。退省孱庸,久尘恩煦。致之华馆,待以喜宾。德异颜回,箪瓢不称於亚圣;行非刘实,薪水每累於主人。束帛是将,千里而远。蕴袍十载,方见於改为;大雪丈馀,免虞於偃卧。下情无任捧戴感励之至。[2]

     从“蕴袍十载,方见於改为;大雪丈馀,免虞於偃卧”两句看,李商隐用这笔钱买件袍子,原来的破旧袍子已经穿了十年,参加考试时能够体面一点。并且用“袁安卧雪”一典引出自己在大雪寒天可以出门活动,免得蜷缩在家里的情形。这样写不完全是夸张,北宋陈师道因为衣旧不耐寒,又不肯跟自己的连襟赵挺之相借,在参加重要活动中冻病,其后身亡,就是一例。这足以证明令狐楚的救济确实为李商隐雪中送炭。且李商隐能够金榜题名,完全仰仗令狐绹的推荐。这一点,李商隐非常清楚,而且丝毫不隐瞒。他在《与陶进士书》中说得很清楚:

    故自大和七年后,虽尚应举,除吉凶书及人凭倩作笺启铭表之外,不复作文。文尚不复作,况复能学人行卷耶?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於朝,揖曰:“八郎之交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然此时实於文章懈退,不复细意经营述作,乃命合为夏口门人之一数耳。[3]

 

二、李商隐及第后首先向恩师报喜

 

    李商隐及第后,第一件事是立即向恩师令狐楚报告,《上令狐相公状》道:

 

    今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某徼幸成名,不任感庆。某材非秀异,文谢清华,幸忝科名,皆由奖饰。昔马融立学,不闻荐彼门人;孔光当权,讵肯言其弟子?岂若四丈屈於公道,申以私恩,培树孤株,骞腾短羽。自卵而翼,皆出於生成;碎首糜躯,莫知其报效。瞻望旌棨,无任戴恩陨涕之至。[4]

    兴奋的心情和感恩的激动充满了字里行间。本状当是李商隐及第后写的第一封信,刘学锴、余恕诚两位先生考定此文作于“开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稍后”的判断很准确。两个多月后,李商隐基本完成了新进士集体活动的各项程序,回济源看望母亲,临行前再给令狐楚写信告知行期以及解释不能立即前去兴元令狐楚幕的理由。《上令狐相公状六》有所交待:

    前月七日过关试讫。伏以经年滞留,自春宴集,虽怀归若无其长道,而适远方俟於聚粮。即以今月二十七日东下。伏思自依门馆,行将十年;久负梯媒,方沾一第。仍世之徽音免坠,平生之志业无亏。信其自强,亦未臻此。愿言丹慊,实誓朝暾。虽济上汉中,风烟特异;而恩门故国,道里斯同。北堂之恋方深,东阁之知未谢。夙宵感激,去住彷徨。彼谢掾辞归,系情於皋壤;杨朱下泣,结念於路歧。以方兹辰,未偕卑素。况自今岁,累蒙荣示,轸其飘泊,务以慰安。促曳裾之期,问改辕之日,五交辟而未盛,十从事而非贤。仰望辉光,不胜负荷。至中秋方遂专往起居未间。瞻望旌旄,如阔天地。伏惟俯赐照察。[5]

    将后两封信涉及的日期归纳一下,便可以看出李商隐在开成二年整个春季的活动主线。即正月二十四发榜,二月初七到吏部进行关试,三月二十七回济源。

    在李商隐兴高采烈参加及第新进士的各种活动并给恩师连续写两封信的时候,令狐楚正在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任上。《旧唐书本传》载:“开成元年上巳,赐百僚曲江亭宴。楚以新诛大臣,不宜赏宴,独称疾不赴,论者美之。以权在内官,累上疏乞解使务。其年四月,检校左仆射、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6] 可知令狐楚是在开成元年四月出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此时到任已经一年,并曾几次聘请李商隐为自己幕僚。但李商隐因为“北堂之恋方深”,因此“东阁之知未谢”,因惦念老母亲,所以暂时不能到恩师那里去。从“况自今岁,累蒙荣示,轸其飘泊,务以慰安。促曳裾之期,问改辕之日,五交辟而未盛,十从事而非贤。仰望辉光,不胜负荷”几句来看,可知在本年,令狐楚已经几次邀请李商隐入幕,并曾经督促其尽快前去。令狐楚再度出任节度使,当然需要人才,而他对李商隐非常了解,感情很深,将近十年的师生之情,令狐楚对李商隐的期待和盼望是可以理解的。

    李商隐信中说得很清楚,及第后的各种应酬程序全部完成后他急于回济源看望母亲,因此暂时不能前去兴元。“至中秋方遂专往起居未间”,到中秋时节有可能前去。这应该说没有什么,于情于理都很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李商隐到秋天并没有到兴元去。在令狐楚病重之际急召李商隐,李商隐是从长安疾驰前去而不是从济源。

 

三、李商隐回长安后亦没去看望令狐楚

 

    李商隐是在春末回济源省亲,在家不会逗留很长时间。夏天便可回到长安,但他没有去兴元,而是一直留在长安进行社交活动,谋求婚姻与仕进。下面我们便从其诗文来考察其在开成二年进士及第到去兴元看望令狐楚这段时间李商隐的行踪。

    从其诗中可以考知,李商隐在本年发榜后回济源之前曾经到韩瞻豪宅作客,并写《寄恼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帘外辛夷定已开,开时莫放艳阳回。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龙山风雨凤楼霞,洞里迷人又几家。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7]关于这两首诗,注家说法不一,对于时间地点的看法都有不同意见。从内容和表达情感看,应作于《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之前。如果这点成立,那么本诗之写作当在李商隐春末回家之前。从“帘外辛夷定已开”诗句推断,本诗写作在二月间。当年正月二十四放榜,二月初七吏部关试完。本诗之作应在吏部关试之后,商隐回家之前这段时间比较合理。如果这样,地点可能就是长安,是王茂元在长安城中为韩瞻建造的新居。

    因为如果在泾原的话,离长安毕竟有一定距离,据杜佑《通典·州郡三》“安定郡:去西京四百八十七里,去东京一千三百八十里。”[8] 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治所在泾州,即安定郡安定县县治,距离长安四百八十七里,每天按照百里计算,单程需要五天,往返则要十天以上。在新进士放榜后,活动非常频繁,有许多活动是集体性质的,如送喜报、谢座主、拜宰相、杏园探花宴、大雁塔题名、曲江池欢庆大会等这些必须的节目,此外,还有许多宴会名目,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关宴等。前面五种活动是全部新进士都要参加的,后面十种活动一般也都要求参加。这么多活动一般要在两个月左右时间完成,前后十五种活动,两个月才六十天,平均四天左右就要有一次。可以知道,李商隐三月二十七离开长安到济源去,那么本年的曲江池欢庆大会一定在此之前,应该是二十五日比较合适。所以韩瞻和李商隐在二月都不会离开长安到泾原去,因为根本不可能有十多天的时间,故这两首诗在长安创此作为合理。

    我们再看《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一诗:

    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9]

    这首诗应该写在初秋季节,“天河迢递笑牵牛”虽属于用典,但可能也与七夕这个时间有关。可以确定的是李商隐此时已经与王氏订婚,与韩瞻连襟身份已定,而李商隐这种身份的确定便是在从家回来之后到写作本诗之前。那么时间便只能是五六月份了。于是我们可以推测,这两个月之间李商隐很可能随韩瞻到王茂元幕府作客,受到王茂元的欣赏而订下婚事。“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在进士及第的榜文上,按照徐松《登科记考》开成二年的记录,李商隐后面便是韩瞻。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即徐松依据的就是李商隐这首诗。不过李商隐名次肯定在韩瞻之前则可以确定,而在成为王氏门婿方面韩瞻却在他的上头。这里的“在上头”可以兼有二义:一是时间在前,从“西迎家室”四字看,韩瞻已完婚,故其结婚时间在李商隐前。二是位置也在我前面。即韩瞻之妻是李商隐妻的姐姐。这样理解分析应该是可以的,而且也是最顺畅的,因此本诗传递出李商隐刚刚订婚而又盼望结婚的喜悦心情。如果李商隐在此时订婚,他去过泾原节度使幕府是肯定的,从双方看,都不可能在没有见到本人之前确定婚姻大事,因为一方是新进士,一方是节度使千金。

    这样,把这首诗和前两诗综合思考,便可以进一步确定《寄恼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的写作时间。“寄恼韩同年”说明李商隐已经进士及第,而当时没有订婚,但这首诗说明已经订婚,《寄恼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之诗的写作时间便限定在及第之后到本诗之前这段时间了。而李商隐三月二十七回家,辛夷花开在二月,这样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便可以确定该诗写在二月关试之后的时间里。甚至就是关试过后不久的事情。关试过后,新进士则归属吏部,有入朝为官的资格,值得庆祝,故韩瞻约请李商隐到家作客,共同庆贺。当然更主要的是二人相互结交。

    另外,还有两首诗值得注意,即《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及《又一首》。为理解和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将两首诗录下:“十顷平波溢岸清,病来唯梦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又一首》“家近红蕖曲水滨,全家罗袜起秋尘。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10]

从诗题可以知道李商隐在病中去拜访李十将军,正遇到李十将军带领全家去游曲江。关于这位李十将军到底是谁,先达多有考证,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刘学锴、余恕诚二先生加按语说;“李十虽非执方,而‘急求作合’之解殆非妄测。详味诗题及二诗,似李十有意于戚属女子中为义山作合,义山此次往访,或即因求偶及与此女子谋面。前诗嘱己莫失良机,后诗嘱李十莫‘别赠人’,其意固较然矣。冯系二诗于开成二年登第后,虽无确证,然以诗中病‘渴’之强烈观之,或不大谬。”[11] 因此《集解》将本诗亦系于开成二年中。简言之,从这两首诗体会出李商隐求偶之心很切,则必在及第后就婚王氏之前,从“全家罗袜起秋尘”句看当是初秋季节。此亦关乎商隐当年行踪之诗,尤其是可能与就婚王氏有关系,故要提及。

 

四、两首感恩怀旧诗

 

    除了频繁与韩瞻接触以及可能到过泾原节度使幕府外,本年夏秋之际李商隐还写了两首值得注意的五言古诗,即《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和《哭虔州杨侍郎虞卿》,因为这两首诗所哭悼的人物都是所谓“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重要人物,诗中表现出对二人深切的同情以及对施害者的忿恨。

    萧浣和杨虞卿都不是本年去世,但从《哭虔州杨侍郎虞卿》中“楚水招魂远,邙山卜宅孤”两句诗看,是杨虞卿归葬时所作。哭萧浣诗与此诗是前后所作,《集解》将其编年在开成二年夏秋之际很可信。萧浣之贬是受杨虞卿牵连,而杨虞卿之贬,则与大和九年朝廷激烈的政治斗争有关。

    在文宗大和九年夏秋两际,朝廷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部斗争极其尖锐,已经开始白热化。文宗为削弱宦官的势力,不加考虑而重用依靠李训、郑注龌龊之流与宦官势力对抗。而李、郑二人则大势排斥异己,大批有资质的官员被排挤流放。与朝廷重臣李宗闵、李德裕有关系的官员也多被贬黜。史载:

    九月癸卯朔,奸臣李训、郑注用事,不附己者,即时贬黜,朝廷悚震,人不自安。是日,下诏曰:“朕承天之序,烛理未明,劳虚襟以求贤,励宽德以容众。顷者台辅乖弼谐之道,而具僚扇朋此之风,翕然相从,实斁彝宪。致使薰莸共器,贤不肖并驰,退迹者咸后时之夫,登门者有迎吠之客。缪盭之气,堙郁未平,而望阴阳顺时,疵疠不作,朝廷清肃,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尝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附之徒,匡饬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闻周行之中,尚蓄疑惧,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兹旷然,明喻朕意。应与宗闵、德裕或新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问。”[12]

    这是九月初一下的诏书,可以想见当日朝廷人心惶惶之程度,圣旨中明确说“应与宗闵、德裕或新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问。”李宗闵、李德裕的新旧朋友以及门生故吏,在今日放逐贬黜之外,就不再贬黜。属于安民告示,实际是安官告示。那么,言外之意就是已经贬谪的就维持原来状态,而萧浣与杨虞卿恰恰都是在圣旨发布前就被贬出。杨虞卿的被贬很残酷,也很富有戏剧性。    

    六月乙亥朔,西市火。以前宣武军节度使李程为河中节度使。庚寅夜,月掩岁。癸巳,以吏部尚书令狐楚为太常卿。丁酉,礼部尚书温造卒。京兆尹杨虞卿家人出妖言,下御史台。虞卿弟司封郎中汉公并男知进等八人挝登闻鼓称冤,敕虞卿归私第。己亥,以右神策大将军刘沔为泾原节度使。壬辰,诏以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襄武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李宗闵贬明州刺史,时杨虞卿人皆以为冤诬,宗闵于上前极言论列,上怒,面数宗闵坐贬。[13]

    秋七月甲申朔,贬京兆尹杨虞卿为虔州司马同正。……癸丑,以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舒元舆为御史中丞。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浣为遂州刺史。(同前)[14]

    这里笼统说“京兆尹杨虞卿家人出妖言”,没有说什么妖言和事情的前因后果,在《旧唐书》杨虞卿本传记载:“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无算。民间相告语,扃锁小兒甚密,街肆汹汹。上闻之不悦,郑注颇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党,乃奏曰:‘臣昨穷问其由,此语出于京兆尹从人,因此扇于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狱。虞卿弟汉公并男知进等八人自系,挝鼓诉冤,诏虞卿归私第。翌日,贬虔州司马,再贬虔州司户,卒于贬所。”[15]

    这段记载说郑注给文宗医病而得宠,与李训共同把持大权,朝廷政治因此乌烟瘴气。百姓怨恨郑注,便传言说郑注正在给文宗炼合金丹,需要小儿心肝,有密旨秘密捕捉民间小儿很多。这种传言扩散很快,人心惶惶。文宗大怒,杨虞卿政敌御史大夫李固言说这种谣言出自京兆尹的随从,于是杨虞卿入狱。身为京兆尹的杨虞卿不可能在自己辖地散布这样的谣言,很明显是陷害。但杨终于也因此事被一再远谪。

    至于萧浣是受到杨虞卿的牵连,也都因为与李宗闵关系密切而再贬,最后死于贬所。李商隐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对于当时存在党争,李商隐也非常清楚。在《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中说:“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16]当时的党争,并不是后世所谓的“牛李党争”,而是郑注、李训利用朋党的借口排挤打击李德裕、李宗闵两个政治集团的成员。李宗闵与李德裕是“牛李党争”的党魁,李宗闵和牛僧孺同党,而牛僧孺名气比李宗闵大,故一般都将牛僧孺与李德裕并提,否则便是二李党争了。因此在这次斗争中,李德裕和李宗闵两个人属下的成员都是被排挤清洗的对象,性质与是非很明确,杨虞卿与萧浣是冤枉的。对于这种情况,《集解》评价说:“萧、杨虽非进步人士,然据史传所载,亦无明显劣迹秽行,与李逢吉、李宗闵等均有不同。且萧、杨之被贬逐,确系郑、李之党冤诬所致,此事件本身,并非无是非可言,萧、杨自有可同情之处,郑、李亦自难逃舆论之谴责。而诗中所反映之现象,亦有助于认识当时政治之混乱与统治集团内部之矛盾倾轧。然义山同情萧、杨,亦非纯出于公心,其中感个人知遇之恩成分相当浓重,此固不必为之饰。”[17] 这种理解与评价可以接受。本文提及这两首诗目的有两点:一、李商隐对于党争是有认识的,并非是很单纯的书生;二、李商隐是很重感情的,有报恩的愿望。从他对萧浣的感情看,很深厚真诚。其时萧浣已死,除了感激报恩外不可能有别的。而李商隐在大和四年曾经随令狐绹进京陪伴令狐绹参加当年的进士考试,令狐绹就是那年及第的。而当年主考官便是萧浣,李商隐肯定随令狐绹拜见过萧浣,萧浣对李商隐应该很不错,否则李商隐不会那么动情。或许萧浣很赏识李商隐,可惜第二年即大和五年李商隐首次参加进士考试时,主考官就换成贾餗了,如果萧浣继续主考的话,李商隐完全有可能一举中第。又萧浣在大和七年为郑州刺史时曾经帮助过李商隐,故李商隐对其很感激。从这两首诗看,李商隐有强烈的是非观念,有强烈的感恩情结,绝不是“背恩”之小人。

 

五、对于李商隐这段时间活动的梳理

 

    下面,我们将李商隐在开成二年及第后到开成三年博学宏词被黜落前这一时间段的主要行踪与表现再概括一下:开成二年正月二十四礼部发榜,李商隐进士及第,很快便给令狐楚写信。其后紧锣密鼓参加新进士各项活动。其间抽空接受韩瞻邀请,到韩瞻在长安新宅作客,创作《寄恼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两诗。三月二十七日回家省亲。回家前给令狐楚写第二封信。约在四月末五月初回到长安。但并没有去兴元,而是继续在长安活动。五六月间去泾原幕府。六七月间曾拜访李十将军,可能有请托为媒之举动。又参加韩瞻迎接家属到长安的活动,并有诗作,可以确定此时已经与王氏订婚。

     一直到令狐楚病危,来信催促,李商隐才急匆匆赶去。那么,从李商隐及第到接到急信催促前去兴元,经历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如果说前两个月应酬活动多无法离开,然后先回家看望母亲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从家回到长安后,令狐楚又多次来信催促前去,李商隐就应该去兴元。令狐楚当时是节度使,需要人才,急切催促邀请李商隐,而且随着催促李商隐信件的发出,其病情也逐渐恶化,这样盼望心情可想而知。但李商隐并没有尽可能快点去,而是在长安逗留,这难免使令狐楚不愉快,而一直护理服侍令狐楚的令狐绹当然会有想法,这也是人之常情。应当说,令狐绹对于李商隐的不满意,应当从这时开始。在令狐楚丧事办完后,李商隐便到泾原王茂元幕府完婚并入幕。

    其实,令狐楚死后,李商隐就婚王氏并加入王茂元幕府,可能并不是李商隐和令狐绹矛盾隔阂的主要原因。因为令狐楚死后,便不可能招聘李商隐了,而令狐绹本人在当时也不可能出任节度使、观察使或防御使,当然没有招聘任用幕僚的权利,就没有理由不让李商隐进入他人幕府。至于婚姻,那是李商隐的自由,令狐绹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想法。令狐绹心胸肯定有点狭窄,但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因此,令狐绹和李商隐隔膜的起因就是李商隐及第后,令狐楚多次催促他前去入幕,李商隐却迟迟不动身,也没有明确态度,尤其是令狐楚患病并不断加重,而李商隐还迟迟不去,这确实令人生气。假如李商隐娶的不是王茂元女儿,令狐绹可能也会生气,故裂痕之产生在这里。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可能是加重了这种裂痕的程度。

    至于令狐楚如何看待这期间李商隐的表现我们已无法知道了。但从令狐楚死前急召李商隐并让他代替自己写遗表的举动看,令狐楚对李商隐感情很深,极其信任爱护,没有丝毫嫌隙,这是肯定的。至于对李商隐迟迟不到,可能在盼望中也许会有一些不满与怨艾,具体情形我们无法知道。李商隐后半生的人生机遇主要与令狐绹有关。

    令狐绹与李商隐年龄虽有一定差距,令狐绹比李商隐年长十八岁,《旧唐书》《令狐楚本传附令狐绹本传》“十三年,以本官为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进封赵国公,食邑三千户,卒。”[18]又据《唐诗大辞典》吴在庆先生所撰“令狐绹条”云“七十八岁卒”。咸通十三年是872年,如果以七十八岁逆推,令狐绹生在794年,李商隐生在812年[19],令狐绹则长李商隐十八岁,但毕竟属于同辈人。是令狐楚一步步将李商隐培养起来,是令狐绹极力向主考高锴推荐,李商隐才金榜题名。而李商隐及第后虽然也给令狐楚先后写来两封信,并说要来,但几个月过去,却一直也不见李商隐前来。从令狐绹立场来看,父亲病重,盼李商隐到来望眼欲穿,直至病入膏肓时人方到。对于这一点,令狐绹应该很生气,这可以理解。任何人都会不快,区别只是程度而已。至于后来李商隐“背恩”的说法,应该指这种情况,不是李商隐就婚王氏并加入王茂元幕府。如果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令狐绹的这种怨恨心理和看法也有一定道理。

    我们再从李商隐方面来看。笔者不是为李商隐辩护,也没有必要辩护,而是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李商隐一方来设想。李商隐在及第前一直很抑郁苦闷。场屋连续失利,爱情生活也没有着落,“东风无力百花残”。在大和九年到开成元年期间,李商隐简直如同在炼狱,是人生最困难时期,无论科举道路上还是个人爱情生活方面都感觉非常压抑苦闷。所以及第后,这种压抑之感得到完全的释放,他需要入仕,更需要婚姻,因此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属于人之常情。

    已经二十六岁的李商隐确实到了成婚年龄,而且家庭责任也很重,这样他努力寻求解决婚姻问题便是很正常的。他及第以及要回家都给恩师令狐楚汇报,表明他对令狐楚的尊敬与热爱。可能因为机会难得,故他抓紧时间搞定自己的婚事也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李商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令狐楚身体状况会那么糟糕,更想不到会很快就去世。如果能够想到这一点的话,李商隐无论如何也会先去看望令狐楚的。从李商隐角度来想,恩师身体本无大碍,以后岁月漫长,自己还可以尽力报答老师的深恩。等他到达兴元看到恩师弥留时,一切为时已晚,无论怎么后悔也来不及。历史不能假设,如果令狐楚再活一些年,李商隐的人生道路可能就不会那么坎坷。令狐楚很快去世,实际等于加重了李商隐的错误,同时也失去了解释和补救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客观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商隐没有想到恩师的身体会那么糟糕,故延迟了去看望,虽然有一定原因,但还是很不妥当。可谓“欲报恩而师不待”,当时李商隐的处境,就是如此尴尬。

    但如果说李商隐“背恩”,“忘恩负义”则过于严重。李商隐从来没有忘记令狐楚父子对自己的恩德,在诸多文章诗歌中都表露过,不必举例。从令狐绹角度来看,父亲病入膏肓,思念李商隐,而李商隐就是迟迟不到,他能够理解父亲盼望李商隐的心情,越理解便会对李商隐不满,这种心情和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简言之:令狐楚几次召李商隐入幕,李商隐迟迟不到,令狐楚病重,李商隐还是迟迟不到,在半年多时间里都如此。这是令狐绹和李商隐感情隔阂的开端,也是误会的缘起,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此有关系。尤其是李商隐在开成三年春参加博学宏词考试,先被周墀、李回二先生录取,后被一“中书长者”黜落,并说“此人不堪”,更直接源于此。关于此事,刘学锴先生有不同看法,在《李商隐传论》中明确说:

    这位中书长者,冯浩以为必令狐(绹)辈相厚之人,张采田也同意此说。这是因为冯、张都认为商隐入王茂元泾原幕、娶王氏女在先,试宏辞在后,故因入茂元幕娶其女遭到令狐绹及与令狐相厚的牛党中人的嫉恨,将其黜落。而实际上,是商隐试宏辞在先(开成三年初春或仲春),入王茂元幕在后(暮春),娶王氏女则更在其后(详下)。因此,冯、张的说法既无任何实据,亦与实际情况不符。中书长者究竟是谁,亦难考实。[20]

    如果从逻辑上推论,冯浩与张采田先生的观点是可取的,刘学锴先生的观点则令人有很大困惑:先生强调李商隐博学宏词考试在先,而娶妻王氏与入王茂元幕在后,故其被黜落与娶妻入幕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李商隐开成三年参加博学宏词考试遇到的挫折与“牛李党争”没有关系。如果这样,那么那位中书长者到底因为什么说“此人不堪”?除娶妻与入幕外,李商隐还能有什么不堪?这个问题不解决,依然无法解释。

    先生认为李商隐考试在前,而入幕与娶妻在后,如果从办理手续上看可能是这样。但没有正式入幕和结婚不等于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前所述,李商隐在本年夏秋两季,主要是求婚议婚于王氏,并可能到过王茂元幕府,故迟迟没有到兴元令狐楚幕府去。虽然没有正式举行婚礼和正式入幕,但到过王茂元幕府并有入幕意向,求婚并订婚这些举动,与令狐楚患病却迟迟不见人影之行为相对照,这才是令狐绹生气并疏远李商隐的原因。因为有这种感情上的隔膜,令狐楚刚刚去世,令狐楚亲朋故旧一定多去问候,令狐绹难免流露出一些不满的情绪,才会出现中书长者的话和黜落的残酷现实。

    可以确定,在开成三年春夏,李商隐娶妻王氏并加入王茂元幕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其订婚议婚则是在开成二年夏秋之季,在李商隐赶赴兴元看望令狐楚病之前,于是才会发生这种不愉快。也就是李商隐在开成二年夏秋之际积极求婚王氏与有意加入王茂元幕府而未能及时前去兴元令狐楚幕府之行为与开成三年考博学宏词被中书长者黜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李商隐与令狐绹裂痕的开端,也是李商隐“一生襟抱未曾开”的起点。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2021页。

①《上令狐相公状》七篇,分别作于大和六年、大和七年、开成元年十月、开成元年冬、开成二年正月、开成二年三月、开成二年夏秋间。

[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106页。

 

[3]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433页。

[4]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115页。

[5]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118页。

 

[6]《旧唐书·令狐楚传》一七二卷,《二十五史》(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4014页。

[7]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一),中华书局,1996年,第187页。

[8]《通典》(四),中华书局,1988年,第4518页。

[9]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一),中华书局,1996年,第198页。

[10]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203页。

[11]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208页。

[12]《旧唐书·文宗本纪》卷十七,《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3552页。

[13]《旧唐书·文宗本纪》卷十七,《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3552页。

[14]《旧唐书·文宗本纪》卷十七,《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3552页。

[15]《旧唐书·杨虞卿传》卷一七六,《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4026页。

[16]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228页。

[17]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209页。

 

[18]《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4014页。

[19] 从刘学锴、余恕诚说。见《李商隐诗歌集解》(五),中华书局,1996年,第2055页。

[20] 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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