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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人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013-04-08 12:27:31)
有感于近期洛阳"性奴"案,6个女子被罪犯囚禁在密室中长达2年时间,受尽折磨。
  
   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几个女子合力反抗,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轻易制服甚至杀死剥夺她们权利的人,而并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她们不但不反抗,竟然争风吃醋,为了能和囚禁她们的罪犯睡觉为荣。甚至有的女子竟然变为施害者,将同被囚禁的其他女子打死。最后在被解救出来以后,对施暴者李浩依然心存恋想,袒护李浩。
  
   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起源于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绑架案,120小时后,人质最爱上了绑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同样造就了有着深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的庞大人群。在几千年的封闭社会中,统治者不断的加害着人民,不断的踩踏着民众的底线,以至于最后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要能够活着,就对加害者心怀感激,甚至为他歌功颂德,加害同伴。
  
   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依我看有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统治者对中国人的控制非常严格,常常让他们缩衣少食,威胁最基本的生存,但是不至于活活饿死。杀一儆百,将敢于反抗统治的人当众杀死,甚至株连九族,有时将将反抗者杀死于闹市,尸体悬挂于城门外,有时进行秘密审判,将被害者有罪的谣言传播于社会。
  
   第二,森严的等级制度、活动范围禁锢制度加上严密的监视,使得中国人对逃跑深感绝望。在人民无法逃避的时候,就认为只有迎合统治者,才可以活命。偶尔也会给一点小恩小惠,中国人就会忘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是统治者造成的,反而充满感激和感情。
  
   第三,控制国家的信息来源、发布,禁止自由思想的启蒙。中国人虽然古可书信,今可上网,但是都在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内,无法直接和被统治的国界之外联系。虽然这个空间足够大,至今也有960万平方公里,但依然只是一个封闭的“地窖”。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统治者能够很容易的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有利于统治的各种理论和思想。
  
   几千年来统治者不断的强调本朝的各种好处,用心良苦的告诉你中国是如何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剥夺你是自由是不想你学坏,剥夺你的权利是让你减少危险等等。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凶险,每天都有无数人吃人的危险事件发生,外面的人都很坏,没有人会来解救你,都是利用你、害你。在“地窖”里,中国人接受的是一个无法选择的“纯洁世界”。
  
   谎话说一千遍,说谎者自己都会相信,何况天天只能听谎话的人呢。而思考可以教人辨别善恶,所以强权者不会让弱者思考,中国人也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在这样一种恶劣环境中,人的本能自然告诉自己各种不适应、不舒服,产生焦虑、挫折的感觉,而在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后,体现的是更多的“良性转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而中国人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国外生活,国外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政”,也有“坏人”;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禁锢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禁锢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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