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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内克论哈内克》书摘

(2016-07-23 15: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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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您经常说,传记不能解释作品……

  是的,因为我们把一部电影所提出的问题和导演的生平扯上关系,以这种方式局限问题的范围。我们对待书也是这样。而我,我一直都想直接在作品里探寻、对质,而非到别处去寻找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回答与生平相关的问题。没有比听到像“电影拍得如此阴暗的哈内克,是哪一类怪人?”这种问题更让我恼火的。我觉得这很蠢,也不想展开这类错误的辩论。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会问您关于青少年时期的问题……

  所有人都会失望的,因为我没有一个悲惨的童年。我是个很正常的人。也许难以相信,但是真的。

您的父亲是剧场导演和演员,母亲则是演员。沉浸在艺术环境里,应该对您有所影响……

  其实没有,因为我不是父母亲带大的。我在阿姨家长大,在乡下的一大片农场。那是位于维也纳南边五十公里远的一座小城,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我的电影《旅鼠》就发生在那里。

不过,您阿姨喜欢音乐。难道您早年没有被音乐氛围影响吗?

  倒不完全。不过既然家里有个音乐家,也不无可能。我父亲是德国人,战争末期他直接回国,后来却再也回不了奥地利。我母亲于是和一位犹太作曲家亚历山大·史坦布雷赫(Alexander Steinbrecher)再婚,他因为纳粹迫害一度逃到英国,回到维也纳后成为“乐长”(Kapellmeister),也就是城堡剧院(Burgtheater)的乐团总监。

您对音乐很着迷……

  但不是因为我的家庭。更精确地说,是和音乐本身的相遇点燃了我的热情。我还小的时候,我阿姨便希望我学钢琴,就好像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布尔乔亚家庭的男孩都得学琴。一开始我觉得很讨厌。甚至想放弃。应该说,当我练习时,我阿姨总在我身边不断重复说着:“错!错!错!”不过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诸圣节,我应该已经十岁了,家里所有人都去了墓园,我不想和他们一起。我从广播里听到一首曲子,觉得非常棒。播放完毕时,他们说是韩德尔的《弥赛亚》。这对我来说是个启示,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对流行乐和畅销歌曲有兴趣。自此之后,我老是在听古典乐,再过一阵子,应该是我十三岁时,看了一部电影《莫扎特》1,虽然很烂俗,男主角却是很有才华的演员奥斯卡·华纳(Oskar Werner)。等我从电影院回到家后,我拿出自己所有的储蓄,跑去买了莫扎特全部的奏鸣曲乐谱。我像疯了一样开始练习,完全停不下来。我对音乐的热情就从那时开始。

  当然,我曾梦想成为钢琴家。幸运的是,我的继父常听我练习。他谱写的作品都是些类似喜歌剧的歌唱剧(Singspiele),也有艺术歌曲。他有好几首曲子在奥地利反响热烈,只是今天有点被遗忘了。他是个十分有教养的人,曾经是那种钢琴天才儿童。当我开始试着编些短短的曲子(我很确定自己想写一首弥撒曲,其实做得非常幼稚),他告诉我,愿意这样做很好,不过我最好别再想着要当作曲家。

所以说,您首次创作欲望和音乐有关?

  是的。然后到了青春期,我转向写诗,就跟那年代的众多青少年一样。

您还记得您的灵感来源吗?您看很多书?

  我一直都看很多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视。

您是个什么样的青少年?您喜欢生活在大自然里吗?

  家族的地产在乡下,但我们在城里也有一栋房子,同样是在维也纳新城,我在那边长大,因为学校都在那里。青少年时期,我在乡下感觉很受挫,在那里没什么事好做。但我也从未觉得无聊,我一直在看书、听音乐。和我那一代人一样,我没有计算机、也没有电视。但是我们会一起做很多事,像是打乒乓球或下棋。

您常常运动吗?

  对。因为我那时有点瘦弱,父母亲便询问我们的家庭医师,可以做些什么帮助我发育。他建议我练剑术,我很满意他给的这个建议。我一直练到十六七岁,剑术练得还不错。

您会参加比赛吗?

  对,而且很喜欢。不过后来我就没那么多的时间了。滑雪则是另一个我很早就开始的运动,每年冬天我们都会到巴德加斯坦(Bad Gastein)滑雪。虽然可以说是奥地利布尔乔亚家庭的标准度假模式,但我滑得挺好的。我甚至在市政府举办的比赛得过一次奖。直到今天,我仍然热爱滑雪。我和我太太经常去阿尔贝格(Arlberg)山区的曲尔斯村(Zürs)滑雪。

您在维也纳新城有很多朋友,您常常出去玩吗?

  我不太记得小时候的事。不过,我大概十岁十一岁时进了一所大学校,之后都和一帮男孩一起混。那年代的学校男女不同班,要到快满十七岁时,才在舞蹈课里受邀接近彼此。我的家族在离维也纳新城几公里处拥有的地产毗邻一座湖,意谓我会在那里度过每个夏天。邻居孩子全是出自当地的布尔乔亚家庭,男孩女孩都有,我们全玩在一块儿。

童年时您去过丹麦,那是什么样的机缘?

  那是段很悲伤的记忆,我曾在讨论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驴子巴特萨》(Auhasard Balthazar)的论文里提及1。那时战争刚结束,我大概五岁或六岁。当时有些战胜国规划了一系列课程帮助战败国的孩子,因为我长得瘦弱,我阿姨和我母亲认为,送我去参加能帮助我。她们觉得盛产牛油的丹麦,对她们瘦小的男孩有所帮助。但是她们无法想象,将一个从未离家的五岁小孩,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外国家庭里代表什么。这对我真的是一大打击。以至于三个月后我回到家,有好几个星期没和任何人说话。

您在那里做什么呢?

  什么都没做!人们试着和我说点德文、解释情况,可是我觉得自己完全弄不清楚状况。我记得有一个翘翘板,座位前有金属的扶手杆,我一头撞上,撞断了一颗牙。这段寄宿期间真正留在我心里的只有一件事:去看电影的记忆。那家电影院很长,每扇门一打开就连到马路上,我在那里看了一部关于非洲的电影。电影放映完,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就回到大街上,天正下着雨,而我无法理解,我怎么这么快就从非洲回到了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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