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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编剧 顾晓阳 小说《洛杉矶蜂鸟》 电影剧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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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日本鬼子们

转载 2020-09-18 13:17:12

1.

       篠塚和山田在1981年暑期来人民大学留学。山田是大学生,稚气未脱,一副淘气男孩的样子。篠塚比他大几岁,父亲是开和服店的,他好像就在父亲的店里工作,业余学习中文。

       篠塚胖胖的,圆圆的脸,头发后披。与他同屋的是东京大学的一位讲师,30岁左右,为人严肃认真,很有学问的样子,叫大塚。篠塚跟我们说:“大塚一回来,就,研究所。”意思是大塚热衷枯燥的学术问题,没意思。因此他成天往我们几个坏小子的房间里来回蹿。

       有一天他捧着一本厚厚的《汉和词典》,边读边走进我的房间:“男性生殖器、男根、鸡巴、屌、得儿、嘹子、毬……”我大叫:“你念什么哪?太难听了!”“这些词,意思一样?”“一样!一样!”他翻了翻词典,又念:“女性生殖器、逼……”“停!停!”我早都笑翻了。这个词条下面也有十几个同义词,用拼音标注发音,是中国各地的方言土话,大部分我闻所未闻。就这么一本词典、一个词条,编者不知要花多大功夫。日本人真是太精细了!细到“良心大大地坏了”。

       教学相长。篠塚顺便也教给我日语的某人体器官的单词。日语里有关东口音(东京)和关西口音(大阪)的区别,这个词的念法也不一样。我认真练习两者的发音,他听了也受不了,大叫“难听!难听!”不让我说。不用母语,你说什么脏话都不觉得脏,但听的人感受就不同了。你说,这样的文化交流、这种坏小子扎堆儿传授知识的结果,能好得了吗?怪不得从此以后,人民大学再也不让中国同学和留学生一块住了。

       山田会用日语背唐诗,说是中学里教的。比如杜甫《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用日语说就成了“苦鹿马(车)辚辚,乌妈(马)萧萧……”他特别瘦,留着一头四下纷披的乱草头,一看就聪明。他的同屋叫奥田,30多岁,愣了吧唧的,只会说一句中文“你会说、日语吗?”每天到食堂打饭,炊事员问:“要什么菜?”奥田说:“你会说、日语吗?”炊事员又问:“请问:您、要、什么、菜?”奥田回答:“你会说、日语吗?”山田经常给我们讲奥田的趣事,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友谊宾馆原来一直不让中国人进,不久前也“改革开放”了,在东北角开了一个对外餐厅,因为离学校近,我们经常去。餐厅有一位女服务员小齐,和我们很熟,她性格开朗,管我们叫“祖国的花朵”,见面就开玩笑。我们带篠塚、山田等去时,小齐自然热情相待。吃完饭一出餐厅,篠塚山田激动得面红耳赤。篠塚说:“这么漂亮的女孩,你怎么现在才介绍?”我说:“谁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呀?”“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比人民大学的女生都漂亮!”“真的吗?”“真的!真的!”我说:“那我去找小齐,帮你约会。”篠塚更激动了,吓得浑身发抖,大叫:“不要!不要!”后来传开了,日本男生都去那个餐厅吃饭看小齐,都觉得小齐漂亮绝顶,但没有一个敢跟她说话。我看出来了:这帮鬼子,也就是嘴上功夫了得,其实都是些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大男孩儿。

       当时,不让中国人进的地方很多,北京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包括友谊宾馆的里边,我们都是跟着这帮鬼子混进去的。

 

2.

       有一天早晨,我刚起床,忽然闯进来一个白头发老头儿,对我说:“外边怎么回事?也太吵了,早晨都睡不好觉……”标准流利的中国话,猛一下我还以为是人大校工。应付了几句,才知道他是日本留学生的领队之一,纯粹的日本人,叫桂川。

       桂川老师1950年代来中国定居,在四川生活,娶了四川太太,经历了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日建交后才回到老家北海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什么事都一清二楚。记得那时他曾跟我说:“北京应该开一些咖啡馆,现在游客多了,走在街上没有休息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在五十年代曾取缔共产党,抓了一些人,因此有一批日共党员跑来中国定居,直到中日建交后才陆续回去。这曾经是两国之间的一段秘辛。我推测,桂川老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位领队是个阿姨,叫东海,更厉害,满口东北话,“四野”的,打过仗,唱起中国革命歌曲激情四射。现在有人专门研究四野中的日本籍战士,很有意思。那些回到日本的四野老兵,组织了很多“四野”战友会一类的团体,几十年来一直坚持活动,有的还自费出版期刊和书籍,回忆参加中国解放战争的岁月。

       留学生楼靠在人大最东边、紧邻中关村大街,楼下正好有一个公交车站,每天早晨6点左右,公交车就繁忙起来。车一进站,售票员就用电喇叭喊话:“332路快车啊,一站动物园儿先下后上……”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同学都学会了这几句话,没事儿就喊“一站动物园儿先下后上”,北京味儿十足。桂川老师说的噪音就是这个,但我们毫无办法。

       大谷和铃木是随桂川老师来的,北海道大学的学生,本本份份。他俩对北京的声音特感兴趣。那时北京人的住宅都很小很挤,公共场所又少,夜店更是听都没听过。所以,搞对象的只好去公园,往灌木丛里钻。不知道大谷铃木是怎么发现的这件事,总之,他俩经常揣着录音机,趁夜遛进紫竹院,偷录灌木丛里的声音。后来,大谷成了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铃木是日本研究中国法律史和法律制度的权威。如今,那珍贵的录音资料如果还保存着,可是举世罕有的北京“老声音”了。

       年轻人天天在一起,男女之情免不了。两个日本女生爱上了中国男生,在她们眼里,中国男生温柔、聪明、异国情调、还有故事。约会秘密进行,但日本女生单纯,也不知道在中国干什么都得保密,她们喜欢向朋友诉说。所以很快,我们也都知道了。这不要紧,关键是学校的领导比我们知道的还多,这笔账就算记下了,一直影响到当事人的毕业分配。中国女生倒没有一个下水的,其实日本男生对好几个女生都赞不绝口,但胆子太小,不敢表白。

 

3.

       我十分尊敬桂川老师,他对我也很好,回国后,我们保持着通信。他在札幌开一家中文书店和一所中文学校,有学生来北京留学,他就介绍他们找我。北岛写的《我的日本朋友》一文中的主角AD先生,就是桂川老师的学生。AD结婚后,桂川老师来北京,还特意对我说:“谢谢你啊!给AD找到了爱人。”这是个极大的误会。要说有红娘,也应该是赵振开(北岛)同志,跟我没关系。我只是组织过一次郊游,叫上了AD,而北岛带来的一伙人里,有一个成了AD后来的夫人。当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结婚宴还是要吃他一顿的,小淀给我和北岛的酒杯里倒的是水,给日本鬼子倒的是五粮液,把十来个鬼子喝得东倒西歪。宴会结束,出了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的大门,AD的老板挎上中国人的老婆就走,叫也叫不回来。

       大谷和铃木在几年后又来北京读硕士,我们来往密切。大谷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子,仪表堂堂、正正派派、温和文雅、与世无争。当时蔡导演在筹拍电视剧《中国女排》,正物色饰演日本教练的演员,副导演王子音找我帮忙,我推荐了大谷。据说大谷一去,蔡导演就相中了,觉得非常合适。可大谷一心向学,无意触电,婉拒了邀请。导演组的人都感到惋惜。

       记得还是在人民大学时,有一次聊起战争,大谷说:“什么战争我都反对,我不喜欢战争,很讨厌。如果有别的国家打日本?我就投降……”说“投降”时,还举起长长的双臂。这使我了解到当时日本青年对战争的态度,很感新奇。他还说过:“日本的政治家都是什么都不会干的人,只会搞政治,他们比一般人(水平)都低的,都是脑子不太好的……”日本人侵占中国时,曾规划在复兴门以西建“新北京”,也是第一次听他说的,日本人把图纸都画好了。

       篠塚几年后也来到北京,他在日本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派驻北京,住在新侨饭店。他对北京的观感是:“(人们)笑、多了。”这大概是八四年左右,离他第一次来只相隔两三年。我们自己身处其中不觉得,他作为外来者,一下就观察到了变化,可见那时人们生活改变的速度之快。

       他仍然单身。我带他参加我们的聚会,有男有女,希望他能遇到喜欢的女孩儿。但他太老实了,跟女生一说话就脸红,在北京几年毫无收获。当时丽都饭店刚开业,那里有了北京第一家保龄球馆,篠塚请我去玩儿,我才第一次见识了传说中的保龄球。

 

4.

       19871224日平安夜的晚上,我到了东京。篠塚去机场接我。他开一辆旧的小跑车,他说:平时上下班都是坐地铁,买车纯粹为了找女朋友,东京停车位太贵,有车是个麻烦,但没有车,女孩儿约不出来。他把我拉到涩谷,请我吃了一顿中华料理。

       饭后,我一个人在涩谷漫步,被震惊了。那时的北京城,还是一座“黑”城,一到晚上八九点,商店、餐馆全部黑灯关门,街上只有路灯是亮的,荧荧如豆。所谓“平安夜”,绝大多数人不知为何物。在涩谷,我头一回目睹了现实版的“火树银花不夜天”,比想象的更灿烂。在令人目眩的万千商品的轰炸和刺激下,我的消费欲被强烈燃起,但囊中羞涩,转悠了半天,在药妆店里买了一管牙膏。

       山田在东京的一家飞机租赁公司工作。他穿着一身皮衣、戴着头盔、骑着一辆摩托来田端找我。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沉稳、成熟、持重,当年那个在人大留学生楼里像猴儿一样淘的大男孩不见了。更有意思的是,他已经把中国话给忘了。我们俩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空口喝着清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法儿交流。

       两年后的冬天,我去札幌玩儿,又见到了桂川老师,他还是那样精神矍铄,带我去他的书店参观,那里不仅有中文书籍,还卖中国制的文房四宝和其他产品。大谷当时是大学讲师,送我一本他写的小册子,是研究宋代的牌戏“马牌”的,看了他的书,我才知道什么是马牌,以及马牌如何演变成现在的麻将牌。真是个钻研学问的人!他请我到他家去,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畅谈。

       桂川老师的学生谷内等人给我安排了酒店,并陪我玩儿了两天。他是和AD及女生山本等一起去的北京,曾在中央戏剧学院研究中国戏剧。山本爱读诗写诗,曾在中国出版过中日文双语诗集。我们在东京也经常见面,当时她回北海道过新年,正在札幌,一起开怀畅饮。后来她又在北京和沈阳工作多年。

 

5.

       说起这仨人,不禁想起在大学毕业前后,我迷过一段京剧,跟他们仨、跟大谷铃木,都一起看过戏。一次我的一个朋友说京剧的戏词好,大谷说:“京剧的戏词不好,很简陋的……”可见那时他对中国文字的鉴赏力就已经超出了一般中国人。

       我的同事小孟学“言派”,大学同学小梁唱“马派”,我提议在我家搞个“堂会”,让他们二位“叉叉戏”。琴师忘了是谁了,也是专业水平的。小孟的父亲是名教授、北京有名的京剧票友,他从小受熏陶。小梁的父亲是煤炭部的,也是票友,当时的煤炭部长高扬文是戏迷,小梁常跟父亲到高扬文家唱戏。

小孟一开腔,满堂喝彩,唱得实在是好。座中有一位中央广播电台戏曲组的编辑,赞不绝口,说:“现在没几个能唱言派的了,你是跟谁学的?”小孟说:“听唱片学的。”“那你是天才呀!太地道了!哪天来台里给你录几段吧?”

       正热闹着,忽然有人推门而入,是个白人姑娘,又年轻又漂亮,“这是顾晓阳家吗?”“是……”“我是中戏的,法国人,跟张君秋学的。”她谁都不认识,可能是谷内告诉她的,不请自来。但人家不管这套,更不怯场,低声跟琴师交谈几句,琴声一起,张嘴就唱,行腔吐字,一点儿毛病没有,十足的张派大青衣。

       我妈妈的一位朋友也是戏迷,由儿子搀扶着来了,刚进院子,屋内就有人看见了,大喊:“又来一老旦!”客厅人多,阿姨独自坐在隔壁房间,听得摇头晃脑、如醉如痴。阿姨大家庭出身,是真正的行家。

       唱完,众人一起出去吃饭,一出大门,只见我们胡同的大爷大妈在墙根儿坐了一溜,都是听蹭儿的,见我们散了,不胜遗憾。

       小孟比我早一年到日本,等我在东京见到他,他的日语已跟日本人说得一模一样,连日本人也听不出来是外国人。外语说到这种程度的,一百个里挑不出一个。真是个人才!

 

6.

       岁月如梭。二十年后,大概是〇八、〇九年,我在北京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外国口音,说:“你是顾晓阳吗?我是山田……”简直太意外了!我1990年离开日本后,就跟他断了联系,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他居然能找到我。

       他说:他看到我的一本书,于是跟出版社联系,辗辗转转,终于要来了我的电话。他在青岛已经七年,是日本公司派驻过来的,如今任期已满,马上要回国了。他问同学东宪、钢元都还好吗?听说他俩在北京,他立刻从青岛飞了过来。

       钢元请客,山田与东宪和我等重新聚首。他变化不大,还是比较瘦,对在人大留学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仅又会说中文了,而且说得很流利。

       他在青岛那么久,很寂寞,所以开始画画,而且养成习惯,要到户外去画才行,不出去就不想画。他还通过网络,参加了中国人的乒乓球俱乐部。看来是个很会安排自己生活的人。对电脑着迷,也很精通,自己家里有好几台电脑,同事管他叫“电脑蜀黍”。

       我问他篠塚的消息,他知道的还没我多。我到美国后,曾与篠塚通过信,他结婚了,给我寄来他和太太的照片。但后来渐渐失去联系。

       山田回国后,找出篠塚当年的电话号码,那还是篠塚老家的电话,他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篠塚的哥哥,盘问了半天山田与篠塚的关系,才告诉他:篠塚已经病逝了,留下了两个孩子。实在难以置信!他才四十几岁,正当壮年,音容笑貌,就在眼前。人生的迫促,如黑暗中射来的冷箭,再一次狠狠地击中了我们。

       又过了两年,山田与在青岛时认识的中国姑娘结了婚。太太去日本前,两口子来了趟北京,与钢元、东宪和我一起吃了饭。

       因为太太的关系,现在,山田也有了微信,我们再也不会失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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