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态势，不能不引发业内外人士的省察和反思。

诗歌进到新世纪以后，面临的文化历史语境是相对包容与谐和的，在市场经济带来的某种自由与民主的氛围中，诗人既少外在的压迫，又无内在闭锁，他们的创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为什么却没有产生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呢？而任何时代若是只有众多的各式各样的诗，却没有重要的纯正的作品，这无论对于哪个时代，都意味着缺失。正是此种缺失警醒诗人：创作自由并不等于对自由承担的责任和能力。这里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诗人的道义伦理，诗歌的意识形态中的现代性主题，诗歌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诗人的艺术使命和历史责任，等等。

诗人的道义伦理。道德与艺术，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诗学命题。尽管其极为复杂，但是“泛道德化”或“去道德化”，任何一种趋向，都使诗人无法以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写作。新世纪诗歌伦理维度的遮蔽与匮乏，恰恰是它存在的隐痛，也是它苍白无力的内质根源。而整个诗坛对“找工诗歌”怠慢、冷漠和迟钝，也正是此种病症的外在表现。当下诗歌的道德问题，关涉到现实历史情境下诗人自我身份的精神定位。他固然已不再是文化英雄，而沦为普通人，然而，既然矢志做一个诗人，那么，他这个普通人在与普通人共命运中，在与人类生存自然呼吸和相通中，就应该葆有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在他的人格结构里，必须以道义伦理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质。诗人的情感立场和写作姿态，只有以现代伦理为依据，并内化为自己生命的感觉，才能判定世间的善恶与美丑，高扬自己的价值取向，坚诗诗歌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诗歌的意识形态中的现代性主题。新世纪诗歌写作中，一提意识形态，人们就反感，以为那是泛政治化的，和十七条诗歌没有什么两样。其实，这是认知上的一个误区。我们反对十七年那种“大统一”的意识形态，因为它违背了历史的绝对律令，但我们却不应因此而贬斥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地形成的意识形态现实。任何写作都离不开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就无从写作。巴赫金曾说：“生活，作为一定的行为、事件或感受的总和，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环境的棱镜的折射，只有赋予它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才能成为情节、本事、主题、母题。还没有通过意识形态折射的所谓原生现实，是不可能进到文学的内容中去的。”^［3］这种规律，也适合于诗歌创作。当今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的活跃期，然而，无论怎么多样与驳杂，现代性仍是其符含历史走向的重大主题。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文化由传统转型而构建现代文明，诗歌也走向现代性。如果一个诗人对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缺乏清醒认知和理性的把握，只是“跟着感觉走”，那么他的创作与现代性，只能是在“剪不断，理还乱”中，失之交臂。作为时代之子的诗人，他的诗歌要表现时代，就不能不深入理解历史的总体走势，否则，乱花迷眼，必然使创作陷入困惑与茫然。新世纪的不少诗歌，正因此而误入无方向、无思想、无深度的歧途。这是不能不记取的历史教训。

诗歌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人生是生命从大地到天空的旅程。终极指向是穿越向上的理想，然而人仍然居于大地之上。现实关怀永远是终极关怀的根基。伟大的诗歌是勇敢楔入现实的诗歌。那么，诗人面对着怎样的现实呢？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的人生境况。它被纳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代现实体现为这一进程中人的生存背景所在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价值关系的变更与纠结；它被看成是人的灵魂挺拔其间的各种因素——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利欲与道德、异化与反抗、上升与下沉、终结与开始等以现代化为轴心所构成的动态的“历史结构”和立体的社会力场。直面这样的现实，诗人以强烈的优患意识和焦急紧迫的热情、冷静深入的思考，探索和推进时代的更移与走势，使人通过自己的活动认清历史的某些本质，从而找到人自我存在的生命价值。这样，他们的创作被赋予了与社会历史同构顺应的更加包容、深邃的尺度和更加宏阔、多层的艺术空间。他们少了些否定意识，多了些建设精神，以巨大的综合能力和多样的语言策略，把长远目标置于现实之上、时代中心，并最大限度地把它诗化。

诗人的艺术使命和历史责任。现代精神的歌者诗人张学梦在《处境》一诗中曾如此告：

    既然宣告上帝死了，诗人就开始了他的苦役

    他必须在设定的空旷中寻找词语和逻辑

    为一个汛期的始末起草法典

时代的吁求和历史的命定性，召唤属于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现代性的诗人。他们应该是：人本主义诗人，哲理诗人，智性诗人，生态诗人，具有人类视域的世界性诗人……

我们热地企盼：伟大的时代涌现伟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