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生命与语言的互动

苗雨时 

何为诗？关于诗的界定多种多样：情感的抒发，生活的反映，时代的神经，语言的游戏……这些诗歌观念，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都缺乏整体统一性。因而不可能切近诗的本体、本源和本质。我认为，从根本上说，诗是个体生命的绽放和表现。这里，就涉及到了生命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生命，主要指人的个体生命，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就是存在中的此在。存在相当于中国哲学中的道。道是世界的本源、本质。道寄寓于人，就是此在，就是个体生命。它是哲学的起点，也是诗的肇端。人的生命，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肉体的，也是灵魂的；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既是有限的，也是永恒的……生命包含着“终一”、“大全”，生命就是“终一”和“大全”。它是宇宙之花，天地之精。人的生命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向上的、超拔的、不竭的奋争。它“永远、永远是世界的一种生育欲望”（柏各森）。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历史的演化，都建基于人的生命的这种特性之上。狄尔泰说：“人类的全部创造都来自内在生命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哲学的本质》）人的生命绵延，既是历史的，也是创造的，生命力是人类历史的内在动因。

人之所以为人，主要还在于它对自己的此在能够感悟、领会和体验，有所作为。追问自己，自我意识，意识自我，是人的特点。人的此种存在，叫生存。人的基本生存是——人生在世。人作为此在，不是孤立的主体，不仅人的生命永远融合在世界和他人之中，而且人的命运、人的精神也在历史的演进和与宇宙的呼应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找到自身价值的时空座标。

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并非凭空御虚地存在，它必须在语言中找到自己的栖居之所。要追问生命存在的问题，就是把存在带入语言。这里的语言并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含义，不是什么工具、手段或载体。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于语言所筑之家中。”（《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一是语言为生命命名而使其成为存在者；二是语言使生命敞亮并获致存在的真理。但生命与语言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互相发现、互相选择的双向互动关系。生命由于与语言遭逢，它就不再是纯净如水，既有本真、澄明状态，也有遮蔽、沉沦状态。而语言也就表现为两种功能：一是把生命遮蔽于“逻辑语言”，沉沦于“日常语言”，使生命失去本真性；另一是使语言本身成为“存在之音”的原初语言，以其本真性和锐利性直达生命的本质。这种“存在的家语”，犹如神异的光源一般，使生命存在充满光辉——敞亮与澄明。所以，语言既是生命存在的家园，也是生命存在的囚牢。诗歌语言的创化，就应该追求去蔽的本真、沉沦的升华。所以，真正的诗语并不是那种远离生命本真的浮华迷幻的美丽词藻，而是生命的语言。

诗的本质是生命，语言的本质是诗。生命与语言的诗的达成，有一个重要中介，那就是思。海德格尔认为，思即诗，诗即思。当然，这里的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而是诗中的诗，本质的诗。而思，也不是概念的、抽象的、理性的想，而是先于概念或非概念的处于智性驱动状态中的生存领悟。它是一种感性与理性泯化为一的直觉洞悉力，因而它不存在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此种思，不仅设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呼吸着人的神性和吁请未来。可以说，这是一种诗性的哲学智慧，它既内在于诗，又与诗同体。思之为诗，还在于言。因语言不仅是存在的家，而且存在的思也只有在语言中才得以完成。语言是思的基本方式。无言之思是不可想象的。海德格尔说：“存在之思是为诗的原始方式，语言在思中才始成其为语言，即才始进入自己的本质存在。”（《阿那克西曼德语论》）。这样的语言在根本意义上是诗的，语言在运思中成为人的生命诗意栖居的场所。人存在着，对人生在世感受着，领悟着，体验着。从而也在思把自身交付语言中，完成人的诗的歌吟和创作。语言因思而成诗，语言的本质因思而成为诗的本质。从古今中外艺术共同体来看，生命与语言在思中的互动，正是人生根本意义上的诗。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拯救语言。即摆正人和语言的正确关系。人和语言不是主从关系，人不是语言的统治者，人栖居于语言，就得顺从语言，聆听语言的要求。在诗中，谁言说？语言言说。诗化的语言，是指人聆听语言要求而顺从它的语言。诗人的使命在于，他陈述的，是语言昭告的生命的本真；他吟唱的，是语言提示的存在的澄明；他尊重语言，坚持语言的诗性，目的是使人对语言的理解成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成为人对自我生命的理解。从这意义上，才真正可以说“诗到语言为止”，或“诗是语言的艺术”。

用以上诗的观念检讨当今诗坛，不难发现诸多缺憾：浪漫的抒情流于空洞的呻吟，社会层面的思考也导致历史表象的悬浮，那些农耕庆典式诗作，有悖于当代艺术应具有的精神向度，至于那些做语言游戏的后现代性作品，更消解了诗对人和世界的终极关怀……

今天的历史，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然而经济变革中的文化转型意味着文化重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中，人们既面临着物质生长与精神挺拔，也面临着异化和迷失。作为高标着中华民族文明高度的诗歌的重新定位和建构，正是奠基于这种矛盾的焦点和两难境地。因此，拒斥物化与媚俗，张扬现代人文精神，就成了诗歌重建的重要课题。立足人本，坚持诗歌作为生命的绽放和表现，当代的诗歌创作应该深入当代人的经验生存圈，探索其时代所赋予的全部复杂性与包容性，介入和揭示当代噬心的主题，把当代核心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使其成为独立于权力话语之上的神圣的生命的诗性言说。这样，生命智慧与时代的精神，就统一于人生诗化的文明建构之中。不疏离时代，又超然于时代之上，守护作为人类艺术共时体的本质的人文主义诗歌精神，磨砺民族人格的独立与纯正，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就不仅成为当今时代的吁求，也是当代真正的诗人非此不可以的宿命和难以逃避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