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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高院判决书的回复

(2018-01-22 12:15:00)

对北京市高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民终557号的回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寄送来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民终557号》已收悉。对于此判决,我的评价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

 

徇私枉法  巧取豪夺

瞒天欺世  掩盗护抢

 

对于这样的判决,本人绝不接受!

 

为什么给出这十六字评价?下面是我的具体理由。

一、这份判决在法律上是完全错误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何谓“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案件事实的小前提,和法律规定的大前提,必须相吻合。如果不吻合,就不是以法律为准绳,换言之,就是法律上的错误。而这份判决书,法律上的错误至少有如下四处:

第一,错误地将先父季羡林先生捐赠标的不明确的捐赠意向视为有效的捐赠合同。因为季羡林先生与被上诉人北京大学所签捐赠协议中的捐赠标的不确定,所以,季羡林先生的意思表示并非一个有效的要约,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赠与合同此时的捐赠协议只是季羡林先生与被上诉人达成的一种捐赠意向,即民法上的预约合同。具体有三点理由支持这一点:1)捐赠标的一直未明确。《合同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本案《捐赠协议》第10条明确约定了合同生效条件:“专人办理交接手续”,且“交接清单一式两份,赠与人和受赠人签字生效。”但是,直到今天,一直没有完成这样的交接清单。2)捐赠标的一直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交付。我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然而,在本案中,因为交接清单未拟定,捐赠标的的交付也一直未完成。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季羡林先生的物品存放于北大,但不是以捐赠的名义交付北大的,而是交给北大代为保管的。3)区分存品清单和捐品清单。在本案进行过程中,被告提供了一份存放在在北大图书馆性质上属于代为保管的物品清单(577件)。另外还有一份双方共同签署、标明“暂为保存”的38类清单。显然,本案中双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这2份清单都是存品清单,而不是捐品清单。

第二,错误地将先父季羡林先生生前明确排除在捐赠范围之外的藏画列入捐赠标的范围。2009116日,北京大学校领导前往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谈到捐赠物品时,季羡林明确表示:“书就归学校……那些藏画慢慢再商量,……我的藏画将来决定怎么处理,我们再考虑考虑。”学校领导表示:“您再考虑考虑,没关系的,慢慢考虑。”后来,在另一场合,当着家人和弟子的面,季羡林更是明确表示:“我从来没说要把藏画捐给北大”。这些都有视频资料为证。由此可见,先父季羡林先生生前是明确将藏画排除在捐赠范围之外的,而且,北京大学的负责人知晓这一意愿,并且表示尊重和认可。

第三,错误地认定先父季羡林先生和北京大学的捐赠协议属于《合同法》第186条第二款所指的公益性捐赠。《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上述表述,本案所提到的捐赠完全不具有救灾、扶贫的性质,捐赠人也完全没有捐赠的道德义务,所以,本案的捐赠人在捐赠物品的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有权撤销赠与。

第四,二审判决书未审查捐赠人对捐赠财物的处分权。我国《继承法》第26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而在本案中,捐赠协议涉及的文物系捐赠人和其配偶——也就是本人的母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收藏,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依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捐赠人季羡林先生只能对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部分财产进行法律处分,而季羡林先生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捐赠协议时,显然并未对其家庭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在此情况下,季羡林先生对于与其专业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的古字画文物的所谓“捐赠”,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力。我方在上诉时重点提出这一点,但是一、二审判决对此故意回避,丝毫未予回应。

二、这些错误是司法机关故意为之

司法裁判难免出错,社会的道德和国家的法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容许裁判中的法律错误。但是,任何名义的故意制造错误,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故意制造错误,就是徇私枉法,就是犯罪。本案中的上述错误,就是你们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故意所为!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法律、违背良知,铸成错案、侵犯私权。而以下几点事例,更让你们徇私枉法的性质,昭然若揭。

第一,案件久拖不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然而,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审理进程却久拖不决,一审和二审合计长达五年之久。本案有什么“特殊情形”呢?为何要拖延如此之久?无非就是面对巨额财富,与利益相关人旷日持久地进行无耻的利益勾兑,就是要为自己的徇私枉法寻找一个合法的外衣。

第二,严重存在党政机关、社会力量不正当干预的情形,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判毫无独立、中立可言。一审过程中,法官找原告及原告律师谈话,告知不会败诉,而且至少是50%的胜诉。可是没过几天,却一反常态,判决原告100%败诉。据了解,这是因为在最后一刻,有所谓“市里上级领导”来法院进行干预的结果!这是明显的违法违纪的情节,可是高院对此毫无交代,并且还荒唐地支持一审判决。

第三,对我方提出的多项请求、多项证据不予回应,偏袒被告。司法公正有诸多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法官要居中裁判,要正确回应各方提出的问题。而在本案的审理和判决中,我方提出的多项请求、证据,二审法院皆故意不予回应,揣着明白装糊涂。具体言之,这类情形主要包括:1)不回应依法析产的问题。我方提出捐赠标的未经依法析产,属于上诉人母亲的部分藏画不能列入捐赠范围,法院判决对此没有回应。2)不回应调取证据和传唤证人的请求。我方提请法院调取被上诉人党政联合会议决定的有关录音文件和书面资料、询问被上诉人单位相关负责人,这些文件、资料和人员能够证明赠品清单尚未形成,能够证明先父季羡林先生生前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藏画不在捐赠范围,并且北京大学负责人表示知晓、尊重和认可。这些文件和资料已经在本案中由被上诉人部分地表达和流露出来,这说明有关的文件、资料是存在的,并且和案件密切相关。但是,对于我方重要的,同时也是正当的请求,法院不予调取,甚至不予回应。3)关于季羡林先生藏品流失的问题,判决书只字未提。杨河书记曾向季羡林先生当面报告字画没有流失,交图书馆代为保存的字画都在。可是,在清点蓝旗营住处时,却发现几十件李玉洁偷盗的文物(北大副校长吴志攀之妻、先父季羡林先生当时的秘书杨锐应该知情,甚至参与其中),这是先父季羡林先生文物流失的铁证。除此之外,在2015年年底,有人举报王如除了盗窃过大量珍贵书籍外,手里还持有季羡林先生的文物手稿计296件。这次偷盗是发生在李玉洁、杨锐、方咸如代表北京大学掌控季羡林先生住处时发生的,被上诉人对上述文物的被盗流失负有保管不善的法律责任。法院对此却置若罔闻,偏袒被告,视而不见。

第四,曲解甚至捏造事实,迎合被上诉方的主张。在诉讼中,这类情形多次发生。例如:1)故意模糊先父季羡林先生给被上诉方出具委托书的具体日期。二审判决书第4页第一行写道“同期季羡林先生给北京大学也出了一份委托书…”,为什么用“同期”这个词,而不用准确日期?因为在这里,具体时间非常重要!是关键所在!所谓“同期”其实比写给我的全权委托书的“时间”要早。对同一事情,后面的委托生效,则前面的委托自行失效。如果写具体时间,很容易让人看明白,我的文件是有效的,而被上诉人的文件是无效的。由此可以看出,判决书之所以写“同期”,就是故意打马虎眼!遮遮掩掩,含糊其辞,究其实质,就是为了曲意逢迎,支持被上诉人的非法主张。2)故意曲解协议的表述,赤裸裸将根本未确定的捐赠标的说成“标的和数量都是可以确定的”。二审判决书第11页第一段故意把协议附件的笼统模糊的捐赠说成是“标的和数量都是可以确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请高院责令被上诉人拿出确定的“标的明细”来,公之于众,展示在阳光之下,让公众看看到底是不是确定的!敢吗?法院不敢!北大更不敢!!因为事实会说话,那张纸一经公布,就可以揭穿法院指鹿为马,颠倒黑白。3)篡改、捏造本人的发言。二审判决书第16页倒数第4行“季承当时说不能确定是捐赠,所以自行将‘捐赠’二字涂去”。这完全是捏造和诬陷。事实是,当时,在法官主持下,原告和被告去北大图书馆核实保存物品。我的律师向在场法官强烈提出,被告应给原告提供一份保存物品清单,因为从2001年签订协议直到2009年年初,被上诉人北大居然没有清单!先父季羡林先生也就自然不会有,我也就自然不会有了。还须向北大百般索要!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持有先父季羡林先生的巨额财产,却没有清单,是多是少,单凭北大一张嘴!居心叵测,可见一斑!到2016223日,一中院主持清点先父季羡林先生的保存物,被上诉人虽已整理出一份清单但不提供给原告。在律师强烈要求下,法官才责令被上诉人给原告提供清单。但清单上却写着“捐赠物品”。律师和我当然不能同意这种写法,要求将“捐赠”二字删除。法官同意我们的要求,当着我的面亲笔将“捐赠”二字涂掉,并对我说:“你一定不会同意‘捐赠’这两个字吧!”他让我签字以示确认。我可以确定,被上诉人手里也有同样的清单,表明被上诉人对删除“捐赠”二字不持异议。这怎么能说是我“自行”涂去的呢?这只能说明,被上诉人和法官都同意清单上的物品并非是捐赠的,只不过是保存而已。4)曲解季羡林先生的遗嘱。判决书在第17页解释季羡林先生给原告的书嘱时说,“季羡林先生并没有对其财产做出处分的任何意思表示”,这是有意地视而不见、断章取义。书嘱里明明写着“事物”字样,事物指的就是“物”,就是财产。很明白,季羡林先生就是要我既处理事又处理物,就是既把他的事交给我,也把他的物交给我。他还经常对我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我还明白地问过他,您把这些东西全交给我,放心吗?他清楚地回答放心。这都有先父季羡林先生生前的视频为证。5)无视或曲解季羡林先生生前的意思表示。二审判决书第15页上端说季羡林先生“直到逝世,都一直没有明确的表示要解除捐赠协议”。这又是歪曲事实。上面我已经说过,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要求解除捐赠协议,他当然不会向北大的书记们提出这个要求。重要的是,当时书记们向季羡林先生问的不是关于协议撤销不撤销的问题,而是捐不捐学校代为保存的物品。当时是说“您是捐还是不捐?完全按照您现在的意见办。您说捐就捐,说不捐就不捐。”季羡林先生的回答十分清楚:“存在图书馆的书就捐了,那些字画还要再考虑考虑,不是交图书馆保存就是捐给学校了。”有捐有不捐,意思非常清楚,毫不含糊,就是只捐书不捐画,至少是暂时不捐杨河书记没有问先父季羡林先生撤销协议的问题,因为被上诉人已经决定抛开协议了。至于被上诉人对第二天季羡林先生签署的那封信存有争议,可以暂且不去管它。非常明确的是,那时我已经是先父季羡林先生的事物和事务的全权处理人,因此我的态度具有法律效力,我遵照先父季羡林先生的意愿,第二天就开始向学校交涉索还那批字画并坚持数年之久,现在又提起诉讼,这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态度不能说不明确吧。6)将被上诉人单位--北大公然的骗抢行为界定为捐赠。先父季羡林先生去世后,被上诉人采用非法的、欺诈的手段去先父季羡林先生家里进行所谓“清点”,随意挑拣先父收藏的贵重文物,并谎称为了物品的安全,要求代为保存共计3872件物品(在双方签字的册子上明明白白写有“暂为保存”字样),把上述物品拿走。过后竟公然狡辩说这些物品是已经捐赠了的。法院对于这种有预谋的抢夺行为,不但不予以谴责,竟然公开支持被上诉人。

第五,违反审判公开原则,逃避社会监督。法律谚语云:“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为此,我国确立了审判公开的诉讼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第一百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第一款:“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至于本案,判决书第一页倒数第10行说“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实际上,庭审根本没有公开,一般听众进不去,就连记者也不许旁听。二审开庭前,法官竟在关闭了法庭大门之后,站起来检查,大喊:“有没有记者?!”

第六,任意曲解法律,成全被上诉人北京大学的巧取豪夺。前面已经指出,判决书错误地认定先父季羡林先生和北京大学的捐赠协议属于《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所指的公益性捐赠。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错误,是故意的,是法院不坚持中立原则、曲意成全著名学府的贪婪所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样的界定太离谱!太偏离常识!以最一般水准的法律人的智商和专业训练,如果不是故意,断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三、故意错判的结果就是掩盗护抢

你们故意错判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掩盗护抢!北京大学面对巨额财产,见财起意,不顾斯文,要据为己有;而法院,则承担了一个可耻角色,就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以公平正义的名义,以公益性捐赠的名义,为北京大学的盗抢行为背书!沦为盗抢犯的可耻的同谋!!

当然,我说北京大学不顾斯文,见财起意,盗抢民财,不是指北京大学本身。北京大学是一所伟大的学府,有着光荣的民主、正义的传统,值得尊敬。但是确有少数领导人违背学校最高级会议关于归还季羡林先生私人财物的正确决定,去制造借口,歪曲事实拒绝执行党政联合会议的正确决定,让北大陷于不仁不义的尴尬地位。

而你们,堂堂的国家司法机关,明知北京大学是在进行欺骗抢夺,竟然不顾司法的尊严和威信,公然地进行支持和掩护!你们为人民执法的良知和担当,哪里去了?!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这样执法犯法的行为必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因为你们,中国的司法公信力在此案中荡然无存

在现代文明国家,人们选择司法救济,是因为人们相信司法是公正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然而,北京市一中院和高院,在本案上的作为却证明,他们的司法是不公正的。他们在北京,在天子脚下,在首善之都,竟然敢于挑战司法的公正,这是极为严重的情况。

五、因为你们,中国的人权法治事业受到严重打击

中国当前,正在大力发展人权和法治事业。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共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人权和法治事业的发展,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和事件来推进。具体的案件和事件,在性质上,既可以体现人权和法治事业的进步,也可以体现法治和人权事业的倒退。而在本案中,你们滥用权力,徇私枉法,制造冤假错案,掩护盗窃抢夺,给中国的人权法治事业蒙羞。

六、你们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北京市高院用曲解法律,捏造事实、袒护被告等等的恶劣手法,不顾法律尊严,强判原告败诉,以为可以以人民赋予的职权,强行了结此案,取悦被告,蒙骗社会,就此过关。这是高院的如意算盘。岂不知这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作为,是经不住历史与时间的考验的。我们还有国家最高人民法院,还有很多能够主持正义,纠正恶行的机关,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那容得这样肆无忌惮的恶判的存在,错案一定会平反,而制造错案的市高院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七、我将持续申诉

虽然二审判决让本人愤怒,虽然司法不公让本人悲凉,虽然法治和人权事业的倒退让本人失望,但是,本人并不绝望。本人坚信,强权和腐败必遭天谴,人权和法治必将发展,公平和正义必将伸张。为此,本人在这里明确向你们表示,本人将向所有相关部门申诉。我将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我将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我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诉!我将向中纪委申诉!

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的申诉将会永永远远持续下去!世世代代持续下去!季家后人也已经茁壮成长,我将号召他们,冤案不平,申诉不止;正义不申,抗议不息!

八、我将向全社会揭发你们的可耻,公布你们的罪恶

目前的罪恶势力是如此的顽固和强大,仅仅向有关部门申诉是不够的为此,我还将持续向全社会揭发你们的可耻行径,将你们的罪恶昭告于天下,让全社会知道你们执法犯法的违法本质和伪善伎俩。

我所公布的社会,首先是国内社会。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国内新闻舆论的控制,国内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普通民众,对你们的丑恶行径并不十分了解。为此我将通过公共媒体和自媒体,将你们的玩弄公权,徇私枉法的行径广泛向社会公布,让你们无处遁形,让你们遭受现世的报应。

我所公布的社会,还包括国际社会。二战以来,人权与法治事业日益成为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为维护和推动这一事业,世界各国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发布了《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维护司法公正的文件。为了推动这些公约文件的实施,联合国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大量的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他们的宗旨和原则就是推动人权事业的发展。中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先父季羡林先生非常爱国,他若地下有灵,应该非常悲哀,应该特别不愿意看到你们丢人丢到国外去!我也很爱国,但是,我忍了你们快十年了!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你们的权势在国内只手遮天,为所欲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国家公器玩弄于鼓掌之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我不得已,只能将你们反人权、反法治的罪恶行径向国际社会发布,让国际社会看清你们的丑恶本质和伪善面孔,让国际社会谴责你们!

九、希望法官队伍中的正直人士能够发出正义的声音

虽然你们一再做出荒唐的判决,一再上演现代版的“葫芦案”,但是我相信,在你们法官队伍中,一定会有正义之士!这些正义之士之所以未能阻止本案的荒唐结果,可能是因为不在其位,可能是因为人微言轻,也可能是因为邪恶势力太过强大。对于这些正义人士,我现在谨向你们发出诚恳的呼吁:请你们坚定地站到公平和正义的队列中来!为了人类良知的召唤,为了司法的名誉和威信,为了国家人权法治发展的大业,请你们发出正义的声音,请你们做出正义的选择,请你们展现法律人应有的公平、正直和社会关怀!

 

概而言之,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你们的判决是徇私枉法的判决,是巧取豪夺的判决,是瞒天欺世的判决,是掩盗护抢的判决!对于这样的判决,本人绝不接受,并强烈谴责,坚决声讨!本人誓将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持续申诉,控告你们丑恶的违法犯罪行为,直到正义来临的那一天!

 

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回复!

上诉人    

                           20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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