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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西方用法律,中国用道德,利益集团与王权的博弈

(2018-10-05 22:00:37)
分类: 向历史学智慧

宋鸿兵:西方用法律,中国用道德,利益集团与王权的博弈

 文 | 宋鸿兵

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高铁霸座”现象,另外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侵害公共权力的行为,实际上这都是在伤害整个社会的公共财产权。但是执法人员和社会大众只觉得这是个道德问题,不是太重要,虽然也觉得应该谴责,但是没有从法律角度去思考。

如果你对这种现象容忍,那么这种现象就会不断滋生,不断恶化,不断膨胀,这会破坏整个市场的秩序,破坏整个财产权制度的公信力,那么对整个社会造成的长远伤害将是非常巨大的。

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很强,而法律意识却很弱呢?中国的道德至上这套学说又是从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宋鸿兵:西方用法律,中国用道德,利益集团与王权的博弈

在中国,把道德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变化发生在宋朝。尤其是在南宋,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可以说是类似于宗教改革的儒家思想的根本性的大变革。

宋朝以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圣王统治的思想。简单说就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这是它全部理论的核心。比如在孔庙中祭祀孔子,但是并没有孟子的位置。并且有一个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熟悉的人,这就是周公。

周公辅佐周王,他代表了周朝的礼法和制度,核心是圣王统治思想,君王是圣君圣王,他的权利来自于“天”,他替“天”来管理人间的一切事物。孔子发现这套制度完美无缺,对它进行了综合与提炼,形成了他的理论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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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朝以前的儒家思想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周孔学说。周公和孔子是相提并论的。但是到了宋朝之后,整个形势发生了一次大逆转。

特别是到了南宋,朱熹这些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学说,叫道学传统也好,后来发展成理学传统也好,它的本质是一致的。

就是君王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君王的权力是来自于“天”,君权神授,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每隔几年就要搞一次封禅。封禅的概念就代表着我的权利是来自于“天”,我是“天子”,是上天把权力交给了我,我是代表上天来统治臣民的。但是在宋真宗最后一次封禅之后,后世的君王就再也没有进行过封禅。为什么呢?

因为学说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新兴的儒家学说不再认为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于天,而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由于他仁德,所以才能够取得君王的合法性。这就变成一个新的学派了,你会看到周公在这套学说里不见了,孟子被放到孔庙中接受祭祀。

宋鸿兵:西方用法律,中国用道德,利益集团与王权的博弈

这个时代出现的最重大改变,就是君王权力的下降。在整个思想统治领域,崛起了另外一种新兴的儒家学说,把君王的地位往下贬了,把仁德的力量往上抬了,认为“德”高于一切。

在西方是“王在法下”,而我认为在宋朝以后的中国,是“王再德下”,德是居于第一位的。什么是“德”?谁来解释?

只有封建士大夫阶层或者叫官僚阶层才拥有解释权。这就是宋朝这一次巨大的儒家思想的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一种新的学说体系。而这种新的学说体系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

这种变化的实质是经济地位的变化。从北宋开始,地主垄断阶层的势力崛起,到了南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南宋靠海外贸易维持财政收入,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靠土地已经收不上税了。所以海外贸易占了国库收入的大头,而农业税变成了小头。

宋鸿兵:西方用法律,中国用道德,利益集团与王权的博弈

主要原因是在中国江南的这些大氏族大家族支撑下的南宋皇帝们,他的君权已经相当虚弱,只有依靠江南士族的支持,才能够维持宋朝半壁江山的统治,所以他不得不在思想、文化、制度上做一系列的妥协。

这个现象到了明朝变得更加严重。其实在元朝统治时期和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曾经把中国的士族阶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铲除。到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的大地主阶层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朝初年在全国拥有万亩土地以上的地主就算是超大型地主了,而在之前的朝代,大地主动辄拥有数百万亩土地。而即使标准降低,像这样的地主在全国也仅有1万多家,剩下的全都是中小地主和中农阶层。

也就是在明朝初年,中国能够垄断土地财富的士族阶层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这些人大概在明朝建国之后七八十年开始死灰复燃,重新崛起,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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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继承了宋朝的思想体系之下,形成了一种新的学说体系。明朝后来的理学思想,其实强化了宋朝时改变了的儒家思想,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阶段中,他们把道德进一步拔高到了包括君王在内,所有人都必须要遵从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这种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中国版的宪法,任何人不能违背礼教。比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概括起来就四个字:道德治国。然后有三个核心命题:以道德代替法律,以礼法彰显道德,以道德凝聚官员共识。

你会看到,道德被提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之后,包括皇帝在内,任何人是不能违反礼法的,任何人不能违反道德,因为道德背后凝聚了全体官僚。明朝发展到那个阶段,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制控制了社会的向上通道,官僚系统掌握着社会的最大权力,而要进入官僚系统你就必须要遵循我们这套道德伦理体系。

经过科举考试上来的这批人代表着整个封建垄断地主阶层的利益。科举制到了明朝已经发展成了系统性的准备工作,绝不是靠单独一个家庭一代人就能就能起得来。它越来越复杂,不集中一个家族中数代人的力量,无法供养出一个能够考取进士的学子。

宋鸿兵:西方用法律,中国用道德,利益集团与王权的博弈

科举考试,加上官僚制度,再加上文官体系,它们形成的一个共同的学说,共同的意识形态,就是道德治国。不要用法律,也不要用其他的,只有道德一个标准。这套体系延续到今天,影响了中国至少500年的历史。

我们思维习惯中仍然是用道德来判断一切。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看的是它符不符合道德,而不看它符不符合法律。这种制度就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

所以我觉得西方和东方都存在对王权的制约,但是走的道路不同。西方是通过法律,通过宪法来制约王权,而中国是通过道德来制约王权。你会看到,明朝后来的皇帝,不就很像日本的天皇吗?日本天皇从宪法上看,他的权力无限大,他同时是军队的领袖、文官的领袖、老百姓的领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实际上他只能当一幅画贴在墙上,作为一个泥胎被供奉在庙里,而绝不能走下来。我把你抬高到一个神的高度,把你供奉起来之后,但你最好一句话都别说。

明朝后期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皇帝名义上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我用道德这个巨大的制约手段,把你禁锢在在紫禁城里,你的一切行为都受到道德礼法的严格制约,实际上你就没有任何权利了。

宋鸿兵:西方用法律,中国用道德,利益集团与王权的博弈

即使你掌握了兵权,你还是斗不过这些人,因为他们代表着整个社会中间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你怎么能跟他争斗呢?你除非把文官全部罢免。但是选上来的新人还是跟他们一条心。

因为只有当拥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你才能够上升到官员这个位置,所以官僚阶层这一批人是一个整体,你没法替换。他不是换一两个大臣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制约王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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