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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2018-07-02 17:51:23)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我们中国人宗教意识不发达,这是世所公认的了。一直到今天为止,比如说我本人,你要我信一个上帝,是不可能的。我是不可能信一个上帝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你要我信一个气功大师,却很有可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承认我不可能信上帝。当然其他的中国人也可能有人会信,但是一般来说,中国人的信仰多半都是信仰物质的东西。比如说我的病治好了,那我信,确实灵验呀。信仰物质的东西胜于信仰精神的东西,即使是信仰精神的东西,也必须是物质化了的精神,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比如说,气功大师就是讲“气”,“气”是什么呢?“气”就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他好像要你意念、意守,但是要你去想,你内心有一股气在那里运行,精神被物质化了,被当作物质来处理了。气也好,天道也好,天理也好,其实都是物质化了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和西方的逻各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而感到可悲,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原来有信仰,今天失落了,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真相,我们没有信仰。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要把我们失去的信仰捡回来,或者是把它坚守住,打出什么旗帜,像张承志那样,以笔为旗,发一个号召。我们没有什么旗帜可打。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反思我们几千年来没有宗教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你盲目地把基督教或者把伊斯兰教引进中国来,那是很天真的。刘小枫博士想把基督教引进中国,张承志想把伊斯兰教引进中国,让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能够去信,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表明我们没有真正独立的个人,关键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人,我们的个人没有独立起来。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的需要。中国人有物质的需要,但是缺乏精神的需要。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说有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但是这种精神上的需要最终也是为了物质的满足,也许不是自己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大众的物质满足。而且这种精神需要本身往往也被物质上的需要压倒和掩盖了,甚至被排挤了。物质上的需要是第一的。可见,没有独立人格是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群体之中,我们的意识还没有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还处于群体意识之中,这个是中国特色。中国人一般来说,从小都处在群体意识之中。这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来如此。中国群体意识过于强大,这反映出中国在早期社会时候的一种欠缺。人类社会在早期,特别是在原始时代,是群体意识的,没有个体意识。原始社会的人缺少个体意识,甚至于人的名字都没有的,随便叫个名字,不用固定的名字。人类最初的确是群体一致的,原始时代就是天人合一的。我们讲天人合一时,好像是一种很高超的形而上学,其实原始人就是天人合一,或者天人未分,天和人没有分化。所以原始人的精神都是群体的。 

      儒教使人类文明社会跟原始社会有了分别,在中国,儒教把社会首次从原始的状态提升起来进入到了文明社会,这是儒教的一个很大的功劳,它使天人开始有了分别,天人相分。儒家虽然讲天人合一,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它还是讲天人有相分的。所以道家后来指责儒家,说儒家把天人相分了,割裂了。道家跟儒家的分别和争论,无非就是这一点,道家更强调天人合一,儒家已经不太合一了。但是儒家马上就纠正了,就是说,我虽然讲天人相分,但是最后还是为了天人合一,道家说,你这就是虚伪了,你既然要天人合一,你本来就是合一的,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呢?你不要有那么多聪明智慧,搞那么多政治体制,礼呀,法呀,这些规范,这些等级,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自然界是什么样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嘛。这是道家对儒家的批评。但是儒家恰好凭这一点,使中国古代社会脱离了原始状态,这是它的一大功劳。为什么儒家文化在周边的民族里面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周边民族在当时肯定都要比中原民族落后了,在什么地方落后?就在这一点上。中原这些国家体制、文物制度,使得周边民族不得不佩服。中土有一套规章制度,礼义法度,而且行之有效,所以纷纷模仿。包括朝鲜、日本,在古代它们都是模仿中国的。所以儒教使天人开始有了分别,开始破除了迷信。但是有一点没有破除,而且是变本加厉地保存下来了,这就是群体意识。儒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使群体组织在一个有序的系统之中,大一统。原始时代虽然是一个群体,但是它没有分别,没有制度,它是一个混沌体。而儒家使它成为了一个结构,生成了庞大的国家。文物制度,文明,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正因为如此,在儒教的制度下,中国人自觉地把自己沉没于群体。有制度,你就得遵守,就有了自觉性,就不像原始人那样,我生下来就是群体的一份子,我就是群体身上有机的部分,就生在其中。而儒家使你意识到,你在其中有你固定的作用,群体己经安排好了你的位置,你的礼、义、名分,这些东西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中国人沉没于群体,在儒家的统治之下变得自觉起来,但是仍然没有个体意识。儒家的天人相分并不是说个体和自然界相分,而是指整个群体跟自然界有了不同。自然界牛群、马群也是群体,但是它们没有等级次序,而人类群体有了等级次序,但是仍然没有个人,把个人压抑了。这样一种制度化了的群体,对个人是一种更加严格的压抑和束缚,比起原始人来甚至于更加厉害,更没有个性。原始人有时还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一种野蛮的独立性,原始人里面有个人英雄。但是在儒家统治下就没有什么英雄了,儒生那就很难说是什么英雄了。当然有些人我们也把他称之为英雄,但那跟原始的那种英雄概念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不是凭个人的性格、能耐、力量、勇敢,而是凭一种制度化了的东西,一种观念。儒家哪怕是军事将领,最出名的也都是一些儒将,都是深受文化熏陶的,才能够成为中国人的英雄,他不需要有什么个性——那只是“匹夫”——而只需要懂得“大义”。中国人也讲精神,但是这种精神是群体的精神,我们只有承诺把自己沉没于群体,才能够赋有某种精神性。这种群体的精神性不是个体灵魂的精神性,而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浩然之气”,一种大义。 

       那么,这样一种精神,充塞于天地之间,包括整个自然界,都受到这种大义的浩然之气的浸染,所以它跟物质世界并没有严格地划清界限。这种气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情满于山,意溢于海,整个大自然都被我的这样一种气、这样一种情所弥漫着,对自然界有一种移情的审美心态。所以中国的这些士大夫们都是诗人,个个都会做诗。在唐朝的时候就是以诗来取仕,你诗做得好,你就可以当官,所以促使中国人对于自然界、对于万物都以诗意的眼光去看待。 

      诗意的眼光当然就是情感的眼光了,李泽厚把它之称为“情感本体论”,中国人对于一切都用情感来加以衡量。而这种情感在儒家士大夫那里最根本的是一种血缘的情感,包括阴阳、孝梯、天地、男女、牡牡,这都是自然生殖方面的血缘性的情感,它们导致了自然界万物的一种血缘关系。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张载的一句话,说的是万民都是我的同胞,都有血缘关系,万物跟我也是一体的,都是相通的。我们人死了以后,复归于自然界,我们人又是从自然界里面生出来的,天人合一,整个自然界跟我都是一体的。所以这种情感是规定好了的天理和天道秩序。中国人很讲情感,动不动就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这就是很不讲理了。也不讲逻辑,只讲情感,但是这种情感是规定好了的,特别是被儒家所规定好了的。儒家按照什么规定好了的呢?按照名分,按照礼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在这些基础上面才有情感。所以中国人的情感很怪的,中国人很讲情感,但是往往做一些违背自然情感的事情,就因为中国人的情感是规定好了的。情感这个东西本来是不能规定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中国人很聪明,他能够一开始就把情感规定好,你是他的儿子你就肯定应该对他孝,就有对父母的爱,那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大逆不道,就是“畜牲”。当然大多数人都爱自己的父母,但是事实上不见得每个人如此,有的人恨自己的父母。你要考察他具体的情况,他为什么会恨,是不是这种恨也是自然的呢?但是儒家把这个路堵死了,他是你的父母,你就应该爱。他跟你有杀父之仇,那你就应该报仇。所以有的人由杀父的凶手收养了,长到了二十多岁,他突然发现了真相,他的养父就是他的仇人,那几十年的感情一下子就崩溃了,马上就可以拿刀就把养父杀了。这在古典小说里面常有描写,其实是很不自然的。你也不知道他杀你的父亲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你的父亲到底该不该杀。没有道德感,没有正义感,完全是一种血缘关系决定自己的情感。 

       中国人强调的情感实际上是一种名分的情感,而不是真正的自然情感。所以,看起来中国人很重情感,但是往往表现出中国人根本不把情感当回事,并不尊重真正的情感,只是在道义上把情感限定在应当怎么怎么样这个范围之内。血缘情感实际上是把人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粘合剂。我们这个民族就是靠这种东西凝聚起来的。我们说这是一种“凝聚力”,我们对这个民族有情感,对我们出生的国家或者是故乡有一种留恋,这就是把我们粘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在谈到天人合一的时候往往没有注意到,我们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人人合一”。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喜欢天人合一这一套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人人合一”,就是群体意识。我们个人没有从他人中间分离出来,我们跟他人都是连在一起的,被连成了一个整体,脱离不了。他人就是我,我就是他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那么这样一来,反过来,我信仰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信仰我自己了。我信仰一个外在的东西,那个外在的东西其实就是我心,所以我信仰它其实就是信仰我自己。既然我只信仰我自己,那么归根到底什么都不信了。我只信仰我自己的自我感觉,我对这个自我感觉非常地自豪,非常地相信,无条件地相信它代表天道、宇宙。所以在信仰的问题上,我们缺乏必要的谦虚。就是说我这种信仰究竟是不是对天道的信仰,对此我缺乏必要的怀疑。我太相信自己了,我认为只要把自己的心敞开,排除私心杂念,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已经没有任何隐瞒了,那么我就相信我把握了天道了。我们深信这一点。 

     所以儒家文化特别讲究一个“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生在世,就是要一个“诚”字,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诚,现在都不讲诚信。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都不讲诚信的时候,每个人还认为自己是诚的,每个不讲诚信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诚信的,是别人不讲诚信。因为他是主观主义的,他缺乏一种必要的谦虚,缺乏一种忏悔精神。那么一旦有一天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信仰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代他人立言,代他人说话,来决定他人的命运,来拯救他人,使自己成为圣人和救世主。而当我们成为圣人和救世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和他人的精神真正地达到相通。我们要成为圣人,要成为救世主,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内心和他人隔离开来。我们内心的东西不要让他人知道了,我在拯救他们,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拯救他们。我要保持一种“机心”,要保持一种主动性,保持一种权变的可能性。我为他人谋利益那就够了,不要追问我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只对天道诚,但不能对他人诚,人心难测,妇人之仁成不了大事。所以,圣人实际上自己并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并不是真正的有什么思想,他只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他是对老百姓有恩的人,对老百姓的利益有贡献的人。所以圣人就是这样高高在上的人,你不知道他究竟想的什么,但是你得到他的利益,这就值得你崇拜了。 

       所以中国的造神运动的秘密就在这里,为什么那么容易造神呢?他的思想你不知道,你就以为很神了,你认为他很高,其实他也许并不高。但是你不了解,你就认为他的思想很高,高到你不配去了解,所以就造成神了。造成神了,那你就不能反对了,圣人是不能反对的。我说圣人千好万好有一点不好,那就是他是不能反对的,也不能商榷。因为你反对他,你就不是反对他个人了,你是反对天道了,因为他代表天道。他的一言一行,哪怕别人指出来他的衣服穿得不对,都是反对天道。其实圣人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只有内心的天道体验加上物质上和技术上的考虑。当然他可以境界很高,他说我是为了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追求。但是实际上在技术上面考虑起来他是没有任何底线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但是又要标榜自己的目的高尚。所以,圣人经常体现出一种伪善,即用卑鄙的手段去达到高尚的目的,这就是伪善。 伪善有两种,一种是用卑鄙的手段达到高尚的目的,一种是用体面的手段达到不体面的目的。前者是圣人的伪善,后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很多了,我们讲礼,讲名分,要靠送礼来联络感情。送礼是干什么呢?送礼就是面子,面子就是伪善。面子是值钱的,面子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当然有的人仅仅为了面子,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相互之间的送礼,礼尚往来,这样一些面子,其实都是有它的具体的目的。你今天提一瓶酒,拿一条烟,去送一个处长或者是科长,他绝对不会认为你这仅仅是为了礼,为了对他表示好感。所以真正的目的是大家都心照不宣,是不能说出来的,你一说出来,那就变味了。这种“礼尚往来”是一种群体精神的体现,就是说我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一般日常生活,哪怕是很小一点点的事情,我都要跑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为了维持自己的起码的生活,都必须要跑关系,送礼,这不是群体意识吗?他有本事,但是不跑关系,这个本事就根本发挥不出来,就不能靠自己的本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就是群体精神对个体意识的束缚,对个体独立性的束缚。当然这也是一种精神,其实这是一种伪精神。但是有了这种精神,个体就有了一种方便之处,就是说,我就不需要去追求彼岸的东西了,我有了什么痛苦也好,有了什么不便的地方也好,哪怕活不下去了也好,我都可以在群体中找到安慰。群体当然有好处,群体可以送温暖,我们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献出一点爱心。 

       所以群体意识中国人摆脱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我们就用不着超越,到彼岸去寻求安慰了,我们在群体中就可以解决,就可以得到安慰。有的人没有得到安慰,一辈子孤独,被人打击,最后含冤而死,但是死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安慰:后人会给我昭雪,给我平反。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还是群体。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照汗青就是照耀历史,历史就是群体,包括下一代人,后世的人。我在这个里头可以找到安慰。屈原也是这样。屈原投河而死,但是他的《离骚》也好,《天问》也好,所有的诗文,里面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为自己辩白,为自己洗刷。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我的心如何如何纯洁,我对楚王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我的气质如何高雅,我的趣味如何高尚,我想的问题都是多么高深,多么玄妙,等等,都是这些东西。就是希望他的这些东西留下来以后,能够在群体中得到共鸣。他并没有超越的东西,没有真正超世俗的东西,因为在群体里面他可以找到精神的安慰。我们后来世世代代的人都来纪念屈原,这就树立了一个榜样,凡是当人不得意的时候,他就想到,我就是屈原了。特别是知识分子,他想到这点就有一种安慰。屈原后来被昭雪了,世世代代的人都纪念他,老百姓的人心自有一杆秤,所以我也就可以忍受下去了。虽然屈原以后像他那样自杀的知识分子并不多,但是人们在屈原身上得到了某种启示,就是说,你这个丹心是可以留取下来“照汗青”的。虽然不能成仙成神,但是可以成圣,人们会纪念你。既然这样,也就不需要对自己个人的独特精神再去寻求一种彼岸的安慰了。如果你不放弃个人,你就不能在群体中得到安慰,而只能在彼岸得到安慰了,这就是基督教的情况。 

     基督教的个人,基督徒,是孤独的,他不能在群体里面得到安慰,不能够在家庭里面,也不能够在国家里由皇帝来标榜、表彰他,基督徒不指望这个东西。他们指望在上帝那里得到安慰,上帝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你的灵魂有几斤几两,在上帝那里都称得出来。所以他个人独立以后,他只能够把自己的精神的安慰寄托在一个彼岸的上帝身上。这个在中国人这里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是归结为没有这个需要,他在群体里面可以找到他在精神上的平衡。而之所以可以达到平衡,是因为他个人没有独立出来,个体意识还沉睡在群体意识之中。而当他觉得群体整个都坏了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可能不坏。人家都捞好处,我不捞白不捞,不捞不能达到平衡,捞了才平衡。所以腐败也是一种“从众心理”,即群体意识。 

             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信仰? 

         最后,我要把前面的讨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我看来,我们中国人可能有什么样的信仰。中国人不但个体没有独立,而且事到如今即使我们有一种独立的个体,好像也没有信仰的需要。比如说鲁迅,鲁迅的个体应该算是独立了,他认为中国的事情“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必须把个人独立起来,所以鲁迅精神代表一种个体独立精神。但是鲁迅本人并不相信任何宗教。而且我们可以设想,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还要回到信奉某种宗教,恐怕大多数也不可能。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能够相信一门宗教的时候。在人类的幼稚时期,那是很容易的,基督教特别在非洲啊,在澳洲啊,这些地方,能够普及,就是因为在那些地方人类还处在幼稚时期,他还可以接受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你在阿拉伯人那里就很难了,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宗教,伊斯兰教已经是自成体系的。在中国人这里更加不可能。中国人已经老谋深算,早就已经看穿了,有什么上帝呀,没有的,每个人都是“唯物主义者”。到了今天,真正能够信仰的就是钱了,只有钱是最真实的。为了钱,伤天害理也在所不惜。那么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信仰?我们怎么办?而且,中国人虽然今天没有真正信仰的可能,但是另外一种可能却随时伴随着我们,就是不断地有迷信、巫术和自然宗教在纠缠我们。我刚才说过,迷信、巫术这些东西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它是掺杂的,虽然里面有一种宗教的色彩或者宗教的意识。这些低级的东西时时刻刻在纠缠我们。我们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们经常相信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经常是一不留神,我们就走进迷信里面去了,走进巫术里面去了,这个是每个中国人恐怕都很有可能的。那么中国人很可能要经过漫长的历程才能真正走出这种原始的阴影。 

      再一个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伪信仰也时时刻刻纠缠着我们。个人崇拜,把世俗的某个人当作神来崇拜,把一个活着的人当作神来崇拜,这在中国是很容易的。当然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现在上来的这些领导人都是平民化的,没有谁把他们当作神,但是很难说一个什么突然的场合,我们很可能把一个普通的人当作救世主,然后把他当神一样地崇拜。因为迷信狂热的因素潜藏在我们的民族大众里面,思想意识深处,他们就盼望有地上的神。这么多人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有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出来解决问题?这在武侠小说里面表现得非常充分,我们总是指望一个武功高强的人,或者得到一本什么“真经”,然后就劫富济贫,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希望有这么一个人。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出来,碰上时代的风云际会,也许什么时候就再形成一个造神运动。就是说,中国人在民族性里面有这种倾向,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一生为某个非常佩服、非常崇拜的人效命,寄生在他的人格中。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要走出这种实用主义的伪信仰,我们还要花很长时间。这个鲁迅看得很清楚,他把这归结为国民性的问题。但我认为这还不仅仅是国民性的问题,恐怕还是人性普遍的问题,人性都经过这个阶段,西方也有很多人仍然处于这个阶段。中国人只不过总体上处在这个更加初级的阶段而己。我们不要太骄傲了,我们要把自己的缺点、弱点看透一些。当然我们有很多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骨子里头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原始的。比如说义和团情结,那是非常原始的。哪怕是在大学生里面,这种情结都非常的普遍,所谓的“愤青”。愤青其实跟义和团很相近,他是情感原则,而这个情感又不是真正的情感,而是一种通过教育灌输到你的脑筋里面的情感。所谓“爱国主义”,其实是本位主义,要恨哪个要爱哪个,从小就已经形成定势了,改不了了。他以为这就是他个人的观点,其实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灌给他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信仰。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信基督教?我前面讲了,恐怕不可能。或者是另外一种精神宗教?恐怕也不可能。信气功倒是有可能。但是这也不是真正的宗教,那是一种狂热,一种精神和物质不分的状态,它不会导致我们有一种信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主张在超越教派和具体的某个宗教之上建立起一种信仰,就是所谓的精神性的信仰。我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对“真善美”这样一些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要抱有一种信仰。这些价值是绝对的,真善美的价值都是绝对的。正因为是绝对的,所以它是永远也追求不到的。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这些是永远也追求不到的。正因为永远追求不到,所以它可以作为信仰。你不能把世俗生活中出现的某一个真或者是某一个善、某一个美的标本就当作是你的信仰的对象。不是的。它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真善美作为人类精神的统一体,是人类自身所要追求的。人类自身的使命就是追求自己的本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本性的全面实现,也是马克思讲的人的自由的全面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实现并不是说具体做某件事的自由,而是精神上的追求,要全面实现。 

       当然这种信仰的提出,就目前而言,它只是在知识分子里面的一种设想,你要广大老百姓每天在赚自己的口粮的时候,还要相信什么真善美,那都是空谈。目前不现实。只有在知识分子里面有可能产生共鸣。但是它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就是说,它是一个绝对价值,因此它是彼岸的,它是不现实的。正因为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它可以作为现实生活的一个永恒的标准。它不会因为时代、民族、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信仰几千年以来不断地在改变,今天信这个,明天信那个,但是有没有一种不改变的东西?我想在这方面恐怕可以做这样的考虑。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树立这种信仰,个人必须独立,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这是你个人的。当然这个个人不是封闭的,你可以到人类的历史上所有的精神财富里面去获得自己的营养。你要追求真善美,那么人类几千几万年己经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你都可以去追求。这样的人,他不是封闭的,但是他是独立的。他不受周围人的干扰,可以一个人在内心里面进行一种追求,完善自己的精神生活。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当然还要有一个保障思想自由的体制。这是我们今天努力在做的,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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