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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胎老爷”程永龙艺术初窥

(2012-04-17 12: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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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梆子皮黄“两下锅”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这句话自古以来便被河北人引以为荣。而将这“慷慨悲歌”演绎的最为深入人心的无疑是那苍凉悲怆,沁人心脾的梆子腔。中国戏曲的基本表现风格大致可分为“雅”与“俗”两种形式,而这两种最基本的表现风格,在燕赵大地上都有相应的戏曲形式作为载体。“雅”者,昆腔也;“俗”者,梆子也。两个剧中恰好代表了中国戏曲最基本的结构体系。又有古韵,慷慨激昂,唱不尽金戈铁马,人生悲欢。笔者在此所要介绍的一代花面宗师程永龙便生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程永龙(1873——1946)河北霸州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入京东“庆太平”科班学二黄老生。一年后科班报散,转入宝坻县“永胜和”梆子班(后改永胜玉)从杨小泉、许万春等人学戏。“永胜和”科班是当时享大名的班社。成立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科班负责人先后有孙占标、张国泰、王永广等。光绪年间,永胜和科班日趋成熟,曾与元庆班(昆弋)、吉利班(梆子)鼎足而三。永胜和科班学员大都以“永”字排名,出科后亦能独当一面,跻身名角之列。如李永利(李万春之父)、宋永珍(“毛毛旦”宋遇春、宋保罗之父)、张永德(一盏灯)、刘永奎、吴永顺等。并且,永胜和采用梆子皮黄“两下锅”的方法,发展较为全面。

程永龙坐科永胜和科班,所学以梆子为骨,兼以皮黄,加之其本身曾学过二黄,这就为程永龙以后由梆子逐渐向京剧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在此必须要说明一点,程永龙是花脸演员。虽然也兼演武生(吴小如先生曾写其见程永龙演过《战宛城》的张绣。)但主体的演出风格依旧是梆子花脸的风格。简而言之,可用勇猛、彪悍来形容。程永龙的拿手杰作《收关胜》“关胜被擒时,扎靠厚底靴,登上两张桌子,锞子摔下,最为惊绝。”(张伯驹《红记梦诗注》——梆子皮黄共一班,永龙关胜众人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是梆子武戏“发于外”与京剧武戏“形于内”的不同特点。而形成这种不同特点的原因,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就是两个剧种观众群的不同。京剧形成于北京,观赏者大都对历史、文学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对于京剧武戏相对含蓄,注重内在美的表演风格比较容易接受。梆子则多演出于乡间,观赏者包含社会各个阶层,渔樵野叟,乡夫村妇,历史、文化知识相对欠缺。看武戏讲究“过瘾”,以惊险、刺激为主。由于观众欣赏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就造成了梆子武戏这种勇猛、彪悍,注重外在表现形式的表演风格。

回归主题,程永龙生在河北,长在燕赵。而真正享大名则是在东北三省。东北三省,成为了程永龙一生中最主要的演出舞台。

二、“程派”花脸表演拾遗

     程永龙所在的永胜和科班,最早被驻守旅顺的清毅军提督宋庆招入军中随军演出。以后常驻沈阳、大连。成为东北地区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班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永胜和科班报散。程永龙远赴杭嘉湖,在杭州遇老伶工陈长兴。程永龙拜陈长兴为师,弃文习武。在南方期间,程永龙从董三雄学武花脸,曾与三麻子(王鸿寿)配戏,并得到了三老板的指点。并且在上海曾灌制唱片传世。大约二十世纪初,程永龙离开回到北方。

回到北方后的程永龙曾于京、津挂头牌演出,曾以《收关胜》、《李七长亭》、《嘉兴府》、《芦花荡》、《九江口》、等戏红遍京、津。另外,程永龙曾连演十六本《铁公鸡》,北方演《铁公鸡》,自程永龙开始。大约是清宣统二年(1910年)前后,程永龙曾经在河北饶阳的梆子二黄科班“重庆班”(民国后改称“崇庆社”)演戏、教戏。程永龙彼时除演出梆子、皮黄外,亦能以昆腔戏独步一时。据彼时在“重庆班”坐科的老艺人回忆。程永龙演出昆曲《芦花荡》,不但能满宫满调的唱牌子,还在整出戏演完前带马拿枪后大耍枪下场,这是所有演《芦花荡》张飞的都没有如此力量的表演,纯宗昆弋的传统演法,可见程永龙的勇猛不是虚传。

程永龙的戏,整体风格,应该是趋于平民化,通俗化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受到官僚仕宦阶级喜爱的原因之一。程永龙的念白比较粗糙,而且常以游戏的心态在台上加入京白或者河北方言口音。如在新出版的由张景山先生主编,翁偶虹先生遗著《看戏六十年》一书中,翁先生曾今提到程永龙在演出《九江口》中盘问华云龙之时,曾有“你与刘伯温有同乡之谊,必定是前来诈降!”后接【冷锤】,可熟料在这剧情发展的紧要关头,程永龙在【冷锤】后改用京白,软绵绵的念了一句“难道还瞒得过我张定边吗?”这样处理,虽然与剧情无大碍,但却使整个舞台的气氛瞬间松垮下来。再有,程永龙在《古城会》中见刘备之时(一说程永龙的《古城会》不上刘备,与后来唐韵笙、赵松樵的路数比较接近),刘备对张飞重晓桃园之义,他就在刘备念白的间隙中,亦以京白念:“对,对,对!不错,不错!”犹如相声量哏一般。这样的行为,虽然相对于马连昆在台上开搅的行为不算过分,但终有游戏之嫌,不够严肃。

后来程永龙远赴关东,红透了东三省。关于程永龙在东三省演戏的基本情况,能够找到的资料实在太少。笔者在此倒想以程永龙为引导,谈一谈对于《九江口》这出戏的一点个人感想。

     《九江口》这出戏的剧情,大家都熟悉。在此不再赘述。此剧为程永龙首演,应该是以武花脸应功主角张定边,辅以架子的风格。刘奎官、赵松樵、李洪春、李万春、袁世海、吴彦衡等人皆以不同风格演出过此剧。关于程永龙《九江口》的演法基本上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与解放后中国京剧院袁世海主演的版本肯定大有不同。程永龙是武花脸,所以演此剧应以武打为主,念白为辅,唱则放在更加次要的位置。此后,刘奎官、赵松樵、演出基本上也是以武花脸应功。解放后,袁世海、李万春以架子花脸、文武老生同演《九江口》,并称一时瑜亮。袁世海以架子花脸应功,注重念白,辅以唱腔,以武打为最次地位,逐渐将原本以武花脸应功的戏逐渐向文戏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猜想,程永龙为代表的武花脸应功的张定边自程永龙、刘奎官、赵松樵之后就真的没人会了吗?也不一定,只是当袁世海、李万春两种不同风格将此剧演火之后,武花脸应功的张定边反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可见袁、李二位“大元帅”影响之广泛,深远。

      程永龙的花脸戏剧目很广泛,同时又兼演武生。但在这些戏中,程永龙享名最大者,自然要属关公戏。“泥胎老爷”的美誉蜚声剧坛。

三、关于“泥胎老爷”

      谈到程永龙的关公戏,乃其平生拿手杰作。对于演关公,程永龙自身有两个比较优越的条件。首现,程永龙身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笔者曾见其便装照一张,生的阔面朗目,相貌堂堂。这就为其能演好关公,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次,程永龙梆子武花脸出身,身上腰腿功夫了得,所以演出关公戏身上自然也“有谱”。有此两个先决条件,程永龙能演好关公也就不足为奇了。

      程永龙二十世纪初曾经长期在上海以及杭嘉湖一带演出。当时正是三老板(王鸿寿)以海派关公戏独成一家的时候。程永龙在沪曾与三老板同台,关公戏得自王师亲炙。所以程永龙的关公戏虽有自己独到之处,但根基应该还是王派关公的根基。而程永龙自己的独到之处,便是在关公的“一文一武”之间融入了自己的风格。、

      “文”,谈到程派关公戏中关公的文气,就要谈到程永龙那个比较有特点的外号————“泥胎老爷”。关于程永龙“泥胎老爷”这个外号的来历,笔者知道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程永龙的关公扮相特殊,借鉴了关帝庙中的泥胎神像的形象。带乌纱不戴帽翅,外罩风帽,带五绺,一身特制的“关公靠”,活现庙中泥胎形象。关于这种说法,虽然流传比较广泛,但只是人们口耳相传,并未见相关证据。笔者曾得网友相助见过程永龙《古城会.观春秋》的一张剧照。剧照中程永龙所带盔头,确实像庙中关帝所带金盔,但是仍然没有脱离“夫子盔”的范围,并非外间所穿的乌纱风帽。至于髯口,由于剧照中程永龙左手“搂髯”,加之照相水平问题,很难看清是带五绺还是三绺,所以“泥胎老爷”的外号得自程派关公的特殊扮相一说,笔者认为还有待商榷。相对来说,第二种说法的可信度略高。第二种说法是程永龙演关公气度尤好,端坐台上绝少动作,并且无论如何唱念,始终能保持盔头上绒球不动,神态活像庙中泥胎。对于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但笔者却从一个小故事中得到一点不是证据的证据。据说李少春早年于沪上曾私淑李吉来(小三麻子)的关公戏,后至哈尔滨,演出于哈尔滨“华乐”舞台。当时“华乐”舞台的大轴是程永龙,李少春曾为程永龙配演过《走麦城》之关平。李桂春曾请程永龙为李少春指点关公戏,原因是觉得李吉来的关公戏与程永龙相比,风格上略输文采。昔年李吉来号称“小三麻子”,可见其关公戏确实是曾得三老板亲传的,但与程永龙相比尚且略输文采,可见程永龙的关公气度是何等的好。而笔者前面提到的程永龙《古城会》的剧照中,程永龙所用脸谱并不花哨。重眉细眼,纹路较少,与后来的关公脸谱相比,简洁大方,庄重威严,突出了关公的文气。由于表演风格文气庄重而得到“泥胎老爷”的称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对于关公戏“文”的气度,程永龙的“武场子”气魄极大。据资料记载,程永龙在关公戏武场子的表演上发挥其梆子武花脸腰腿功夫过人的优势,趟马、舞刀、勇猛彪悍、气势雄浑。相对于正经的“京朝派”关公与文武并重的“海派”关公,则又多出一种梆子花脸独有的“横(去声)劲!”有关东派老爷之称。

      程永龙的一生,虽然在舞台上风光无限。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晚境颇为凄凉。程永龙之子程富云,坐科富连成,为武生演员。早年死于江西。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程永龙已是古稀老人。但却依然要为生计忙碌。程永龙晚年曾长期在哈尔滨住班演戏,能以《战长沙》的魏延挂头牌,观众大为追捧。然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泥胎老爷”的风光不再,就注定了舞台下木年老者的贫病交加。1946年,因精神抑郁最终失常的程永龙孤寂的死在了沈阳市中央大戏院后台。享年七十三岁。

     程永龙曾执教于天津稽古社,曾传授贺永华其杰作《战长沙》、《九江口》等戏。后贺永华参加上海京剧院,曾与周信芳、王金璐巡回演出之时合演《战长沙》,据说就是按照程永龙的风格,只可惜这样一出杰作,并未留下任何资料。

     关于程永龙所留音像资料,笔者曾见二十世纪初(约1903年前后)德商克莱姆峰为其所灌梆子《金刚庙》唱片的片芯照片。另据网友提供资料,克莱姆峰尚有程永龙之《七星庙》、《反唐疑》、《渭水河》等几张梆子唱片,只可惜笔者均为有幸亲耳聆听过。希望这几张唱片能早日现世,使顾曲者可亲耳聆听程永龙之唱腔,也为研究早期梆子花脸的演唱艺术增添资料。

后记:程永龙先生是京剧梆子“两下锅”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关公戏、武净戏、武生戏蜚声剧坛。唐韵升、刘奎官、李少春的关公戏均曾受其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程永龙先生的人越来越少,程永龙三个字逐渐变成了一个久远的传说。为此,笔者草录小文一篇,定名为《“泥胎老爷”程永龙艺术初窥》。所谓“初窥“,不求对于程永龙先生的艺术叙述的多么精深,只求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将其艺术的冰山一角表而出之。当然,部分资料由于时间过于久远无法考证,加之笔者自身水平不够,难免出错。在此,恳请诸君不吝赐教,以求进步。

注:文中引用资料来自网络,对原作者一并表示感谢。

 

                                                                                                                   雪飞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初稿

                                                                                               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修改

                                                                                                      草于地震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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