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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脾气与对的文化

(2010-12-31 12: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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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有人说:读鲁迅的文章长脾气,读胡适的文章长知识。假如长的脾气是对的,长的知识是有益的,那么就应该读读他们的文章,而且应该多读。对的脾气可以使我们挺直脊梁,昂首挺胸,对的知识可以帮我们感悟人生,明辨事理,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总是脾气不好或没有脾气或乱发脾气,而脾气又似乎与文化有关,与知识有关,这是钱云会的离奇死亡给我的启示。真的,这么一个什么也算不上的感悟,竞跟一个人的死亡有关。

钱云会死于一种奇特的、古老的、幽灵一样存在的、垂死的文化,这种文化和法治不相容,和人性相离,和最高的文明相悖;这种文化已经杀了很多人,还会杀很多人,钱云会不是第一个,也决不是最后一个。

对于老百姓来说,尤其对像我这样卑微的老百姓来说,面对钱云会事件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这没什么奇怪,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长河里,草民历来是没什么脾气的,即便出了个把如陈胜、吴广之流,只能算是例外,不能算作常规的,而且,即便是他们也不过是被逼入死路,被迫铤而走险罢了,有点被逼良为娼的意味。而官老爷们呢?我们官老爷的脾气不仅大,而且古怪,而且不可思议,而且令人恐怖,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脾气是扭曲的,是变态的,总而言之,是不对的。表现在他们对外老是不但没有脾气,而且温顺异常,还精通阿Q的精神胜利法。远的不说,就说在xx dao问题上,就是如此,软弱得像公公似的。在xx争端问题上,表现就更复杂了。本是养了一条狗的,需要的时候牵出来遛一遛,好风光风光,不料最后竟然被狗绑架了,反而被人家牵来牵去的,不但狼狈不堪,还要为人家讲些美言之词,搞得人不像人狗不像狗的,活脱脱一个小丑。然而,对我们老百姓呢,犹如川剧大变脸,一个华丽转身,就大不同了。面对自己的子民,那是几千年不变的蛮横:蔑视他们的尊严,剥夺他们的权利,勒索他们的财富,吸食他们的血液。我们的官老爷,比啃老的无赖儿郎还要无赖,因为他们还能随意地处置他们的衣食父母;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因为即使法西斯也知道尊重自己的同袍,爱护自己的同类。

无论是我们的官老爷还是我们老百姓,脾气都是这样不正常,原因与文化有关。我们的官老爷与秦汉时代的官老爷除了官袍行头不同,其它没有多大异样,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是有继承和发展的。记得和一个走仕途的朋友谈官场学问时,我说:“几千年的中国什么都变了,唯有官场文化没变,你老兄多看看《资治通鉴》之类的书,领悟好了,受益无穷。”朋友信服。可是,不幸的是钱云会同志却不明白这一点,他不知道老百姓与官老爷的脾气是多么不同,不知道官老爷发脾气与你钱云会发脾气从起始到过程到结果,差别是多么的大,他也不知道官老爷的脾气是多么扭曲多么可怕,一旦发了脾气后果多么严重,他更不知道你老百姓不应该有脾气更不应该发脾气,发了脾气后果照样很严重,他还不知道官民脾气的不同、不对根源于官民文化的不对。

我们的官老爷不是没有现代文化,问题是他们骨子里的官文化还停留在封建水平上,具有浓厚的特权色彩,强权思想非常强烈,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就像婊子对她们的嫖客说“我爱你”一样不真实。政绩至上,官员升迁靠政绩,而政绩的每一个毛孔都是利己的,都流着老百姓的血和泪,但到头来和老百姓的幸福、尊严一点关系都没有。所谓的政府是官老爷的政府,不是老百姓的政府,相信政府是老百姓的未免太幼稚,连初中生都忽悠不过去的,还能让谁信任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说:“避免公民犯错误不是政府的职责,避免政府犯错误却是公民的责任。”说得多好,多正确!可是,在我们这里却是反着来的,各级政府永远是对的,老百姓永远是错的,各级政府永远在防范老百姓犯错误,从一切方面控制他们,削弱他们,压制他们。更让人纠结的是我们没有多少公民我们多的是顺民或奴才,这正是我们官老爷的功劳,如此他们就可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了,连撒谎都不带脸红的。这就是不对的文化的结果:不对的封建、专制文化造就了专制政权,专制政权成就了极权政府。历来极权政府视民为草芥,会强奸民意,搁置法律,杀戮生命。对了,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百姓不是没有文化,他们的文化不表现在识文断句上,表现在对强权、专制的顺从意识上。奴性意识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根深蒂固。在这种文化的滋养下,我们缺少公民和公民意识,极少数如钱云会者不自觉的有了公民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但显得多么另类,多么孤独,多么势单力薄。虽然有对的脾气,面对邪恶正当的发了脾气,却遭了灭顶之灾,身首分离。就这样,奴性文化背景下个别的例外不可避免的将惨死在特权文化和奴性文化的合压之下,就像钱云会被碾压在巨大的、超重的车轮底下一样!钱云会死的孤独,恐怕在生时也是孤单的,同路人太少,没有奴骨的人在奴性文化的人间必然孤独。活着的人应该听听胡适的话:“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要对你说:‘争取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无独有偶,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要提醒的是,在这里他们说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尚且如此,而各级政府远不能与国家同日而语,那么各级政府与人的正常关系应该如何呢?

崔永元写道:“我在东京看到警察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给老百姓帮忙,我觉得这就是服务型政府;当警车呼啸而过,车内的警察不住的向路边的市民点头致歉,这就是服务型政府。”我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否在我的家乡看到这样的政府,只是有些绝望;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各级政府和当下这个社会能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留下些什么,只知道我们已经居住在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冷漠的钢筋混凝土的世界中,我们的资源被疯狂消耗或破坏,土地被疯狂圈占,我们已经失掉了信仰,失缺了核心价值,缺少了做人的尊严。当衙门成为黎民的地狱,当官老爷成为吃人的狼,我们还将失去更多的基本的东西,包括爱的能力和人的身份。张爱玲说:“我们的下一代同我们比起来,损失的比获得的多。例如,他们不能欣赏《红楼梦》。”她说的还算客气,但已够可怕。

一般来说,我们最有文化的人是文化界的专家和精英们。可是,在好多事件上包括钱云会事件却难见他们说话或做点什么,他们竟然是最没脾气的人物,可见气节是多么重要又多么缺乏,可见文化与脾气不是并行的也不是分离的,只是有交叉,当只有当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人才会有对的脾气,才能够义薄云天:

“在(诗歌)这个领域中,没有任何对巫言的崇拜。同样,它没有双料的唯美主义。它绝不是防腐的艺术或粉饰的艺术,它绝不颂扬文化的珍品,不经营弄虚作假和招摇撞骗的买卖,并且任何音乐的豪宴都不能使它满足,它漫游天下同美结合,这是最高的结合!然而他并不把美视为唯一的食粮,它不允许艺术和生活隔离,让爱情和意识分离,它是行动,它是激情,它是力量,它是不断变换路标的永不休止的更新。爱是它的源泉,不屈是法则,它的领域无所不在,它的地位在于预见,任何时候,它不会委身于冷漠和不问世事。”(摘自法国诗人圣琼·佩斯接受诺贝尔奖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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